莫普拉

故事以莫普拉家族為背景，莫普拉家族中分長幼兩支。長支中，孤兒貝爾納由七個獨身的叔叔看管。幼支的于貝爾騎士只有一個女兒愛德梅。雙方已斷絕來往。愛德梅被騙入莫普拉，貝爾納愛上了她。騎上隊圍剿了莫普拉，貝爾納的五個叔叔戰死，兩個逃跑。貝爾納帶愛德梅逃出。愛德梅把他帶回家，並勸他改掉惡習。愛德梅與參加戰爭獲得榮譽歸來的貝爾納在一起獵狐時遭到槍擊，被誤認為是兇手的貝爾納被判了死刑。愛德梅在法庭上宣佈了與貝爾納的愛情。後來查出真兇原來是貝爾納的兩個叔叔。最終，于貝爾臨終成全了兩人的婚姻。 ^[2] 

喬治·桑在她的小説《莫普拉》的序言中，她説她是在為了離婚進行辯護之後寫作這部小説的，那時，婚姻對她顯示了婚姻準則的全部的道德之美，而她曾對婚姻的弊病進行過抨擊。她對於擺脱婚姻的束縛越是感到悲愁，她也就越發覺得婚姻中缺少的東西就是幸福和秩序中的平等，而這又是非常崇高的以至社會無法全神貫注於此。因此，她説，在寫作小説來使自己忘懷煩惱的時候，她就會產生一種想法：要描繪一種專一的愛情、在結婚之前、婚姻之中以及婚姻之後都是永恆的愛情。 ^[3] 

貝爾納雖然出身於臭名昭著的“強盜”家族，良心卻未完全泯滅。在遇到女主人公之後，和對方達成婚姻協議後，幫助她成功逃脱莫普拉家族的魔窟。在愛情的激發下，他在鄉村和都市中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學習，後來又參加美國獨立戰爭，使自己真正蜕變成為一個在智力和品德上都近似完美的男人。最終，在經歷了審判風波後，他和愛德梅喜結良緣。 ^[4] 

《莫普拉》的主題已經與婦女婚姻問題無關。在《莫普拉》中，小説內容完全改變了，女主人公雖然受到口頭上把終身許諾給別人的約束，事實上卻掌握着自己的命運。正是由她來挑選自己中意的終身伴侶，由她來考驗情人的忠誠——這段考驗時間長達七年，甚至在婚後，她仍然掌握着丈夫的行動，讓他參加志願軍抗擊敵人入侵共和國，勝利後又立即召他回到自己身邊女主人公愛德梅是完全獨立的，不受丈夫主宰。婦女的婚姻問題已經不復存在了。

《莫普拉》加強了對封建制度的諷刺和抨擊。小説末尾尖鋭地揭露了18世紀末法國的司法制度：司法機構不問青紅皂白，只依據個別人的“揭發”就逮捕了無辜的貝爾納，尤其是法庭上法官不作縝密的調查，在有些重要案情未經核實，存在着極大疑點的情況下，居然判處了貝爾納死刑。小説沒有遺漏提及證人和法官受到了賄賂，所以才敢於作偽證和倉促地作出如此荒唐的判決。等到要複審案件時，法院又任意拖延，手續慢得要命，與以前倉促從事恰成對照。通過這些描寫，法官的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相當形象地得到了再現。這場審判是對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份控訴書，它如同一出風俗喜劇，各種人物在其中都作了充分的表演，袒露了自己的靈魂或嘴臉。 ^[6] 

這部小説的敍述結構頗有特色，通過一個敍述者引出另外一個敍述者講故事，這種技巧類似伊格爾頓所説的“文本含文本，敍事中包敍事的‘中國套盒’結構”。 ^[4] 

在《莫普拉》一書中，貝爾納講述了自己的婚姻故事，他將愛德梅稱為讓他變形的仙女，這句話語意味着“這是一部關於女性教育男性的小説”。他按線性順序講述了女主人的主導作用，用自己的話語建構了她的形象。在他的敍述中，女主人公在二人的情感糾葛中佔據了主動地位，女性克服了社會偏見，成功地用女性氣質和能力獲得了超越於男性之上的地位和權威。實際上，“桑在隱含文本中向讀者表明了這種所謂的權威無非是鏡花水月罷了，是男性對女性的一種‘虛幻想象’，女性表面的優越感實際是一種存在的‘失去’。”小説中的女主人自始至終是“沉默”的存在，她的故事只能由男性講述，其“聲音”只能通過信件來表述，而這些最適合建構“女性聲音”的文字卻被貝爾納有意識地過濾和壓制，作為受述者的“我”和文本的隱含讀者都無法直接瞭解她的真實心聲。貝爾納費盡心思所追求的理想愛情，卻導致了愛德梅陷入危境，失去自由或者瀕臨死亡。當他與她簽訂婚姻合同時，她正面臨被強姦的危險，因此，合同雙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當他遊歷各地增長見識時，她卻被束縛在家庭中成為社會所期待的“家庭天使”；當他參加大革命時，她只能留在家中做女工；當他要求她滿足自己的情慾時，她卻被射殺陷入昏迷。 ^[4] 

喬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法國曆史上第一位專業女作家，是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歐洲作家之一。作為婦女解放運動先鋒，她大膽追求自由生活和愛情，早期創作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平，後期信仰空想社會主義學説，對未來充滿美好憧憬，小説洋溢着樂觀的浪漫主義色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