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文驊

莫文驊 ^[1]  （1910年1月7日—2000年5月31日），又名莫萬，男，廣西邕寧縣亭子鄉（現屬南寧市江南區福建園街道亭子社區 ^[2-3]  〕亭子村人

。畢業於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南寧分校）第六期（比照黃埔軍校第九期）。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七軍參謀，第十九師輜重隊隊長、連長、連政治委員，紅七軍直屬政治處主任，上猶、崇義游擊隊指揮部臨時總指揮，湘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中央蘇區軍委會總司令部直屬政治處主任，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紅八軍團宣傳部部長，紅軍幹部團政治處主任，紅軍大學上級幹部隊政治委員，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

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南下支隊副政治委員，瀋陽警備司令部副政治委員，遼東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一軍政治委員，第十四、十三兵團政治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廣西省軍區副政治委員兼南寧市市長，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院長，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8年，經中央軍委批准，離職休養。2000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莫文驊一生酷愛讀書，即使在作戰的問隙，他也擠時間看書寫日記，從未間斷。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曾這樣描寫道：“太陽昇起來了。莫文驊環顧四周，到處都是書籍和文件——時事手冊、地圖、兵法書，關於土地問題、中國革命問題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馬列主義讀物，各種小冊子以及英、法、德文書籍。紅軍的挑夫一路搖搖晃晃挑來的圖書全部在這裏了。書頁被撕得稀碎，書面沾滿了污泥。”莫文驊回憶説：‘我們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軍事文獻，都被扔到了一邊’。”戰爭年代的部份日記丟失了，將軍至今仍感到遺憾。“文革”中，造反派抄家找不到將軍的存摺，去問廚師，廚師不知，便答：“也許都吃了吧!”其實，莫文驊的大部分積蓄都用來買書了，數千冊藏書是莫文驊將軍一生的財富。1991年7月，莫文驊將軍和夫人楊楓把他們珍藏的一批古籍字畫文物珍品，捐獻給了家鄉廣西博物館。

莫文驊出生時，家境較為殷實。家裏不僅有點田地，其父莫廷俊還在城裏開了一爿賣布的“蘇杭鋪”布店。後來家境漸漸衰落，到1925年已被迫賣掉布店，後來連田地也賣得一乾二淨。在此情況下，出身貧苦被拐賣到莫家當小的生母黃婉卿，將希望寄託在兒女們身上，盼望兒女出去闖一闖，闖出點出息。父親怕兒女受人欺負，專門僱請拳師教習拳棍刀劍。

莫文驊七歲時，父母親將他送入村裏的蒙館小班讀書識字，接受啓蒙教育。到14歲時，母親極力支持他上洋學堂。他雖然沒有上過初小，僅在村裏的私塾讀了幾年書，但天諮聰明，學習刻苦，卻由母親帶着到離家十多里的城裏直接考上了南寧模範高等小學，成了家裏第一個上洋學堂的人。

每天天剛亮，莫文驊匆匆吃完早飯，就帶上父親給他的四個銅板去上學，中午在街攤上花兩個銅板買碗米粉充飢，剩下兩個銅板是早晚往返渡邕江的船資。這樣持續四年，起早走，傍晚歸，實在辛苦，但他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紮紮實實地讀書，上課專心聽，不明白的就大膽地問。他聰明好學，愛好廣泛，特別喜歡英文、古文和體育。在南寧模範高小，他是學校的體育部長，喜愛賽跑、打籃球，學校每次組織比賽，他都積極參加，多次拿到200米賽跑第一名，而且是校籃球隊的主力隊員；對英語學習，他較為用心，不僅認真學習了《模範英語讀本》、英文版《納氏文法》，晚間還參加英語補習班，一有空就背單詞，練英文書寫，能用常用英語對話，由於花的精力比較多，其成績自然好於其他課程。由於愛好，他參加革命後仍然堅持學英語，時常讀一些英文報刊和書籍，對工作和學習幫助很大，確實終身受益。

對古文，他甚為偏愛。他學習《古文觀止》非常有興趣，好多章句被他熟記下來。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高小時的一件事激發了他。一次，學校組織作文展覽，他的作文沒有被選上。當他看到展出的文章都引用了《古文觀止》上的話，就隨口説道：“作文章都用古人的話怎麼行？”不料，這話卻被其他同學聽到了，當即回敬他道：“好嘛，那你為什麼不曉得引用呀？你用得好也可以把作文貼出來嘛！”同學的話深深地刺激了他。自尊心很強的他暗下決心，一定要讓自己的作文能夠貼出來展覽。當年放寒假，他將自己關在家中，專心致志地學習《古文觀止》。整本書被他從頭到尾翻了幾遍，像《岳陽樓記》、《陋室銘》、《醉翁亭記》等精彩的名篇佳作，都被他背了下來，並且還勤動筆練習寫作文。功夫不負有心人，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他的作文水平大有長進。後來他寫的作文經常被拿去展覽，有的文章還受到學校的獎勵。

1925年，莫文驊從南寧模範高小畢業。翌年，他考入廣西省立第一中學。此時，正逢國共合作的大革命高潮，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莫文驊在省立一中大量地閲讀了《嚮導》、《新青年》、《少年先鋒》等進步刊物，還讀了魯迅的《吶喊》，甚至還閲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革命書籍，接受了進步、革命思想的薰陶，加入了該校約200人組成的學生軍，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鬥爭。

1926年12月，由梁砥介紹，莫文驊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莫文驊在南寧不幸被新桂系逮捕，關在一間暗無天日、散發出惡臭腥酸氣味的骯髒監牢裏。在獄中，他和其他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及一些進步青年一起，受盡了骯髒、飢餓的折磨，身上的蝨子、臭蟲成羣，疥瘡一個連着一個，不少人還經受了酷刑的摧殘，堅持與敵人進行絕食等堅決鬥爭，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莫文驊因沒有暴露共青團員身份，到1928年2月敵人仍未抓到他的任何把柄，只得將他釋放出獄。出獄後，他由於在獄中受到敵人殘酷的折磨和摧殘，已是體弱多病，只得在家中養病。其父是一位老實本分人，不信神，愛寫詩，能吃虧，對兒女管教很嚴，但就是怕莫文驊再出去“闖禍”，於是盤算着給莫文驊娶個媳婦，以拴住他那顆“不安分”的心。但因文驊耐心地説服了父親，籌集了一些錢，前往廣州夏令館補習功課，可是僅學了一個多月，他的身體就支撐不住病倒了，只得又回到家裏養病。

1929年夏，蔣桂軍閥戰爭結束，廣西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黨左派軍人李明瑞回桂擔任廣西省綏靖司令，俞作柏擔任廣西省主席。俞、李兩人受共產黨影響，傾向共產黨且與蔣、桂軍閥矛盾重重。他倆掌握廣西政權後，由於缺乏實力，企圖藉助共產黨的力量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主動要求共產黨派幹部到廣西工作。莫文驊在中共組織的安排下，於當年進入廣西陸軍軍官學校（南寧軍校）學習軍事。

1929年10月，俞、李倉促反蔣，加之部下叛變，很快陷於失敗，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軍閥捲土重來。在這關鍵時刻，共產黨當機立斷，決定把共產黨在南寧掌握的武裝力量撤往左右江地區。當時，莫文驊被廣西警備第四大隊長張雲逸任命為中尉副官，隨該大隊和教導總隊一部到達百色。1929年12月7日，莫文驊同黃奇彥在百色起義前夕，1929年12月11日，莫文驊參加了著名的百色起義，並擔任新成立的中國紅軍第七軍軍部機要參謀，並隨軍參加了守衞百色、激戰隆安和四把、襲佔貴州榕江城等戰鬥。

1930年11月初，經革命洗禮的莫文驊，由軍長張雲逸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莫文驊奉命隨紅七軍北上，先後擔任第二十師輜重隊長和第二十師五十八團四連政治指導員。1931年進軍到廣東樂昌河邊，部隊被打散後，莫文驊臨危擔任第二十師五十八團二營六連連長兼連政治指導員、紅七軍軍委候補委員。莫文驊上任時，六連剛組建，戰士大部分是勤務員、司號員、伙伕、馬伕等非戰鬥人員，他們階級立場堅定，能吃苦耐勞，但作風較稀拉，生活較散漫，缺乏實際戰鬥經驗，也不太愛學習，內部關係不夠融洽。歷經兩個多月的行軍戰鬥後，連隊暴露出了不少問題，完成戰鬥任務也不夠好。為了改變六連的落後面貌，在部隊到達永新中央蘇區和主力紅軍會合後，莫文驊着力抓連隊的思想政治教育，經常給戰士們講解革命的道理，講解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和毛澤東同志的游擊戰術以及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連隊充分發揚民主，堅持民主集中制，生活上與戰士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經過一系列的工作，連隊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許多問題和矛盾得到了解決，大家的政治覺語提高了，戰鬥情緒高漲起來，連隊的戰鬥大大提高，在第三次反“圍剿”的最後一仗方石嶺戰鬥中，六連全殲韓德勤師一個炮兵營，受到上級的獎勵。

1932年1月，莫文驊奉命率領第六連隨紅七軍參加贛州戰役。贛州位於贛南贛江上游，系章水、貢水、桃江、平江等江河的交匯處，它東、西、北三面環水，地勢險要，城牆堅固，敵人倚仗着堅固的城防工事，死守不出。紅軍集中了紅一、三、五軍團三個軍團的兵力攻城，紅七軍12個連共1000餘人負責攻打北門，由紅五十八團擔任主攻。由於莫文驊所在的第六連前幾次完成任務出色，這次被確定為攻城先鋒連。因為城牆太高，大部隊很難爬上去，上級首長決定炸牆入城，並派來工兵在北門進行坑道作業，六連擔任掩護任務。莫文驊帶領六連在贛州城邊與敵人苦戰一個多月，終於以炸藥將外城牆炸開了一個大缺口。攻城開始後，六連緊隨一個由40多人組成的敢死隊衝入城中。不幸的是在爆破內城牆時，由於敢死隊離城牆太近，點火之後，隨着“轟隆”一聲震天巨響，城牆“譁”地塌了下來，亂石鋪天蓋地，有的竟飛出七八里遠，40多名精幹的敢死隊員大部分被活埋了，六連也有不少指戰員負了傷，莫文驊的手亦被炸傷。由於總攻已經開始，又失去了“敢死隊”這支精鋭的突擊力量，莫文驊只得忍住傷痛及時指揮六連擔負突擊隊的任務，不顧一切地向塌下的內城牆缺口衝去。可是，剛衝到牆邊，突然“轟隆”一聲巨響，另外一個坑道也被引爆，一下將剛衝到牆邊的戰士炸傷不少，但他們咬緊牙關爬起來繼續向前衝鋒，然而衝到牆根近百人的六連包括他在內已僅剩26人，並且沒有被徹底炸塌的城牆擋住了他們前進的道路。莫文驊毫不氣餒，他立馬組織戰士兩個人一組搭成人梯爬牆，可是敵人火力甚猛，連隊傷亡很大仍攻不上去。正當他準備組織力量繼續上攻時，突然左腿又被敵人擊中，負了重傷。四連的一名大個子戰士見了迅速將他背了下去。從此，莫文驊離開了心愛的六連，也落下了殘疾，留在上猶養傷。兼任上猶、崇義游擊隊指揮部臨時總指揮。1932年9月，莫文驊被調任湘贛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以後又相繼擔任遂川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紅五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的第四、五次反“圍剿”戰爭。

1934年10月初，紅五軍團在江西興國縣境內打完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最後一仗。時任紅五軍團第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帶着滿臉的憂愁和全身的疲憊從戰場上回到宿營地。由於連續戰鬥數日，莫文驊飢、疲交加，匆忙弄了點飯吃，想躺下歇歇，以便有精力處理戰後的各項工作。這一仗，依然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跟敵人打陣地戰，拼消耗，顯然不是敵軍的對手。經激戰後，仍不得不放棄陣地向後退卻。莫文驊邊吃飯邊尋思：照此下去，革命根據地不是很快就會丟光嗎？就在這時，發自紅軍總政治部的一封特急電報送到了莫文驊的手上，電報上命令莫文驊立即動身，兩天內趕到古龍崗鎮新組建的紅八軍團部，擔任政治部宣傳部長。電報最後特地加了一句：“如遲到了，就跟不上隊伍。”

看完電報，莫文驊着急起來。因為師長陳伯鈞還未回營地，新任師政治部主任又未到，一些工作無法交接。但是，再等就來不及了，去古龍崗約有200華里的路程，稍耽擱一下，就可能跟不上隊伍。軍情緊急，莫文驊估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鬥爭已經失利，可能紅軍主力要突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若跟不上部隊，則意味着莫文驊將留在根據地。事不宜遲，莫文驊查了一下行走路線，留下一張便條給陳師長，就帶着特務員和飼養員，牽了一匹馬上路了。他們日夜兼程，直奔古龍崗。可是，馬在途中累倒了，他們步行了一天，趕到古龍崗，軍團部與主力已經開拔，幸好軍團後衞部隊還在。莫文驊心裏暗歎：“好險啊，真是差一點就趕不上部隊”。

第二天，紅八軍團開始強行軍，莫文驊從此踏上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漫漫征途。紅八軍團機關剛組建，莫文驊又剛到，對人員和部隊情況都不熟悉。部隊很快就進入了國民黨統治區域，常常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和問題。為了開展工作，莫文驊一邊行軍，一邊向幹部戰士瞭解部隊情況。由於天天行軍，加上工作繁忙，莫文驊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好覺，沿途還要向羣眾做宣傳工作，走了幾天，莫文驊已感到體力不支，再加上腿傷未愈，傷口發炎，左腿開始紅腫，行軍非常困難。軍團領導同志知道莫文驊的情況，但也無能為力，因為軍團剛成立，從別處也抽不出一匹馬來。莫文驊只好拿根棍子，憑着革命者的堅強毅力，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隊前進。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後，莫文驊奉調到上級幹部隊任政委。上級幹部隊，是紅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時，由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和一些地方幹部合編而成的，由指揮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組成，連勤務人員在內約140人，歸中央軍委建制，由紅包乾部團領導，它可是一支特殊的部隊。隊長肖勁光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被開除黨籍，並被判五年徒刑；指揮科長周士第在南昌起義失敗後脱離了黨，在上幹隊時還是非黨員；政治科長蘇進因“左”傾路線迫害，被捕受屈，釋放後調到上幹隊工作；地方工作科長馮達飛亦受王明“左”傾路線打擊，被撤職，長征時被調到上幹隊工作。此外，上幹隊的學員都是團、營級軍政幹部或地方縣級幹部，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作為普通戰鬥員扛大槍、背揹包長途行軍作戰，思想上或多或少有些疙瘩，還有中央分來的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李一氓和馮雪峯五位老同志都是中央和部門的負責人，作為政治教員，他們年紀大，又無馬騎、每人只拿一根自制的手杖走路。

當時，莫文驊的工作方針是相信同志，採取積極的、信任的態度。幾個受到錯誤路線打擊的同志，對當時的中央有意見，但是他們的思想堅定，顧全革命大局，莫文驊坦誠地同他們分別談心，消除他們的誤會和不滿情緒。平時，從不提他們受處分或脱黨的事，避免因這些問題而傷害感情。在隊黨支部如何發揮戰鬥保壘作用的問題上，莫文驊極為慎重，因為肖勁光和周士第是非黨員不能參加，五位老同志又不參加支部工作，莫文驊就每科選一名年輕積極而有工作能力的學員為支委，並選曾擔任過團總支書記、年僅22歲的彭善和為支部書記，莫文驊和政治科長蘇進為普通委員。而且黨支部有時討論問題時，莫文驊還請其他幾位隊領導和有關的老同志參加，聽取他們對工作的意見。為了不傷害受迫害同志的感情，莫文驊從不召開黨員大會，安排工作就召開全體軍人大會，由隊長講話。有關全隊性的軍事、行政事務，莫文驊放手由肖隊長去安排；各科的事，原則確定後，則由各科長負責組織完成。這樣分工負責，相互配合默契，充分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

1935年4月，莫文驊調任紅色幹部團政治處主任，團長和政委分別是陳賡和宋任窮。4月29日，紅色幹部團進抵彝民地區，繼而奉中央軍委命令搶佔皎平渡，強渡金沙江。襲取皎平渡口，對紅軍的整個北進戰略方針的完成有着決定性的意義，事關黨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由於敵人已佔領其上、下游所有的渡口，扼守着對岸，而且已燒燬了岸邊老百姓的船隻，而後面還有十多萬敵人兵分三路追來。如果不能奪取渡口，將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後果不堪設想。由於事關重大，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於30日親臨幹部團作戰鬥動員，並派總參謀長劉伯承與宋任窮率領幹部團一個營及工兵等為先遣營先行出發，莫文驊和陳賡率領團直屬隊與一個步兵營、機炮連及上級幹部隊緊隨推進。

在劉伯承、陳賡、宋任窮和莫文驊的率領下，紅色幹部團的勇士們，憑着長征磨鍊出來的兩隻“鐵腳板”，不顧疲勞，克服一切困難和險阻，強行軍280餘里崎嶇山路，活捉敵人30多名，沒收了厘金局盤剝的税款5000塊大洋，不費一槍一彈，沒傷一兵一卒，順利控制了皎平渡口。接着，他們乘勝向縱深發展，打敗了前來扼守渡口的敵軍一個營，開闢了北上抗日的前進道路，圓滿地完成了任務，譜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跳出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冬，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毛澤東率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在那裏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侵略者。為了實現這一革命路線的轉變，完成這項極為艱鉅而偉大的革命任務，中央決定將長征途中成立的工農紅軍大學與陝北幹校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學校，調一些高級幹部入校學習。周昆、宋任窮分別擔任校長和政委，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1月，工農紅軍學校擴編為西北紅軍大學，周昆仍為校長，袁國平任政委，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撤銷西北紅軍大學，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大學，毛澤東兼任政委，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

為了適應形勢發展和工作的需要，莫文驊渴望有個學習的機會，提高自己的政策和理論水平。於是莫文驊乘學校整編之機，找到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楊尚昆，請求組織上能讓他到工農紅軍大學去當學員學習。楊尚昆批准了他的請求，同意他去由陳光任科長、羅榮桓任政委，主要培養軍師級幹部的“紅大”第一科學習。但楊尚昆又明確告訴莫文驊，雖然是學員，還是要兼職任黨總支書記。由於學校不設政治部，黨總支領導第一、二科黨的工作。並告訴他莫文驊，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等也都是既當學員又兼職。還明確規定，如有戰鬥，莫文驊隨第三科一起行動。

6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在瓦窯堡舉行開學典禮，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都親自到校參加。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黨的任務和創辦紅軍大學的方針。莫文驊作為“紅大”的一名學員兼工作幹部，心情無比激動。6月21日，這天是星期天。莫文驊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沒有出去逛街，留在學校預習功課。下午3時，他想起晚上學校要開同樂晚會，於是將膠鞋穿好，綁腿打得挺直，準備晚飯後參加晚會。突然，陳光大聲喊道；“司號員，吹吃飯號。快！快！”隨着號聲，大家立刻忙去吃飯。剛吃完飯，羅榮桓來了，莫文驊通知大家：“快準備，馬上要出發！”待大家收拾準備就緒，莫文驊按照楊尚昆主任的指示，帶着警衞員張力到校部去打聽消息，以便隨第三科行動。

他們到了校部，三科已全部集合到戰場上去了。由於紅軍主力配置在南面抗擊敵人，瓦窯堡是後方，所以只留下1個連負責擔任警戒。此時，敵人進攻瓦窯堡，三科成為抵抗敵人的主力。

莫文驊立即帶着警衞員趕到北門城樓，向楊尚昆、林彪和羅瑞卿請求任務，然後帶着警衞員出城去找三科的隊伍。出城僅約100米，他們就碰上了一個像敵人的人。正在懷疑那人是不是敵人時，左側兩個老百姓向他們搖手，告訴他們不要前進。莫文驊判斷情況不妙：敵人撇開了紅軍的主力，利用地形鑽空子進來了。於是莫文驊急忙帶着張力趕回城裏，向楊尚昆、羅瑞卿他們報告敵情。不料，羅瑞卿判斷失誤，認為那邊不可能是敵人。莫文驊又只好帶着張力和周昆的警衞員陳羣炳再次出城去找三科。

當他們三人來到剛才發現那個人的地方時，遭到化裝成紅軍隱蔽在樹林裏的敵人的突然襲擊。他們勢單力薄，顯然不是敵人的對手，只得邊打邊撤，沿着河邊一氣跑回城內。接着，莫文驊奉林彪的命令，去左側一座600米左右的山上指揮一個赤衞班抵禦敵人。可是，莫文驊剛爬上100多米，山上的赤衞隊員就撤下來了。莫文驊判斷敵人是從側翼鑽了進來。就趕緊下山沿着城牆向南走，從南門轉入城中。幸好天色已近黃昏，敵人不知城內虛實，未敢貿然入城。瓦窯堡戰鬥後，“紅大”奉命隨黨中央遷到保安。在保安城內的石洞內，莫文驊如飢似渴地刻苦學習，親耳聆聽了毛澤東和張聞天、李維漢等領導人的授課，學習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和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各國論、黨的建設、兵團戰術、時事和黨的政策與戰役學等課程，短短的幾個月內，莫文驊從理論上懂得了中國革命的任務、動力、對象、領導和前途，瞭解了中國革命過去失敗的原因和經驗教訓；同時，莫文驊基本掌握了正規戰的軍事知識及方法，政治理論水平和軍事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逮捕了蔣介石及其親信。中共中央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逐步實現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後，由於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紅大”第一期的學員沒有舉行畢業典禮就結業了。根據工作需要，這些在窯洞中修煉的“元始天尊”的弟子們陸續被分配下山。1937年1月，林彪、劉亞樓和莫文驊奉中共中央與毛澤東主席的命令，前往延安籌辦“紅大”第二期。同年4月，“紅大”第二期改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期，林彪任校長，劉亞樓任教育長，莫文驊任政治處主任。後來抗大政治處升格為政治部，由傅鍾任主任，莫文驊任副主任。不久，為了加強對抗日前線部隊的組織指揮，傅鐘被調往抗日前線，莫文驊奉命接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迅速開赴華北抗日前線，英勇迎擊猖狂的侵華日軍。為了保衞黨中央、保衞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八路軍在延安留下了1．5萬多人的部隊。為了加強對留守部隊的統一指揮，在延安成立了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當年12月改稱留守兵團。肖勁光任司令員兼政委，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畢佔雲、曹裏懷相繼任參謀長，先後下轄八路軍第三八五、三五九旅和警備第一、三旅、騎兵旅及保安司令部與邊區的各地警備團等部隊。擔負着保衞邊區、建設邊區、保衞黨中央、保衞毛主席的重任。

1948年10月30日，東總命令第四縱隊與第十一縱隊等部隊歸東北第二兵團指揮，組成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先遣兵團，迅速、隱蔽地挺進冀東。1948年11月1日，即瀋陽解放的前一天，莫文驊征塵未洗，和吳克華奉命率領剛從塔山陣地上撤下來的第四縱隊先遣入關，從錦州以南的六官屯、女兒河地區出發，經虹螺峴、喇嘛洞、乾溝鎮等地，然後橫越長城，由冷口、喜峯口分路入關。

行軍的頭兩天，由於縱隊新補充的戰士和剛解放過來的士兵多達5000餘人，未經休整就倉促出發，加上部隊入關的意圖保密，有些東北籍戰士家庭和地域觀念很強，不願意離開東北，部隊的思想狀況不穩定，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個別的甚至擅自逃跑了。途中，莫文驊和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歐陽文認真研究了全縱隊的思想情況，並針對一些具體問題制訂出動員方案，又通過各種形式向大家講明沒有華北的解放，沒有全國的勝利，東北的解放是不能最後鞏固的。同時，針對大家對關內關外的認識不同，對症下藥，圍繞“關”字做文章，使大家開闊了眼界，引導官兵從階級的解放、民族的解放和奪取全國的勝利來正確看待入關問題。全縱隊採取邊行動邊動員的方法，讓每一位戰士都懂得先遣入關的重要意義，戰士們的思想很快轉過彎來，一些思想問題迎刃而解。

這時，東北野戰軍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實行統一整編，縱隊分別編組為軍，第四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名稱變了，但負責人基本未變，莫文驊任該軍政委。進關後，莫文驊等急盼作戰行動。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終於打響。中央軍委採取先西后東的步驟，調動傅作義集團在北平、天津、張家口、塘沽擺開的一字長蛇陣，使其不能連成一氣，首尾不能相顧，以利戰局的發展。中央軍委賦予第四十一軍的作戰任務，就是迅速切斷敵人西竄的道路，不讓敵人在南口的第十六軍與被圍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軍靠攏，攔腰斬斷國民黨軍傅作義集團的長蛇陣。1948年12月3日夜，莫文驊等率領的第四十一軍在第二兵團的指揮下，為配合華北兄弟部隊的作戰行動，由薊縣出發，緊隨第四十八軍渡過白馬河。1948年12月5日，改為先行，日夜兼程向平綏線疾進。他們輕裝走小路，抄捷徑，星夜插向延慶地區，直指平綏線上的康莊和懷來。按照中央軍委的電令，第四十一軍必須在1948年12月8日切斷康莊、懷來與康莊、南口敵軍的聯繫，幷包圍康莊守敵。途中，莫文驊和軍長吳克華、副政委歐陽文、參謀長李福澤等研究了具體的作戰部署。由於行動迅速，全軍按時進入指定地區，1948年12月9日拂曉，該軍的第一二一、一二二、一二三師已突然出現在平綏線上的懷來、康莊、八達嶺一帶，按照已定的作戰部署展開。當日，第一二二師先頭部隊在康莊西面的小王莊與敵第十六軍的先頭部隊一個團部和一個營遭遇，當即以猛烈火力發動突襲，僅20分鐘就將該敵全部殲滅，俘敵500餘人。1948年12月10日，我第四十一軍主力於康莊附近的炮兒山、楊嶺一帶將倉皇逃竄的敵第十六軍主力截住，一舉殲敵6600餘人。1948年12月10日晚至11日上午，我第一二一、一二二師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以每小時15～18裏的速度追殲接應第三十五軍未成企圖回竄懷來的敵第一○四軍主力及第十六軍一部，在橫嶺一帶追上該敵，敵已成驚弓之鳥，完全失去作戰能力，僅經數小時激戰，就殲敵1萬餘人。莫文驊和吳克華等軍指揮員，指揮部隊奮勇追殲敵人，先乘車，繼而騎馬，最後乾脆下馬步行抓俘虜。開始叫俘虜把槍栓卸下交給他們，後來俘虜太多，槍栓也拿不動了，就下令俘虜把槍扔在地上，空手跟着他們走。這一仗，第四十一軍繳獲了敵人大量的武器裝備，在沿途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真是痛快淋漓。不到三天，打掉了敵人兩個軍，殲敵近2萬人，將華北傅作義集團的長蛇陣斬為數段，致使被包圍在張家口和新保安的敵人東逃無望，實在是奇蹟。

康莊、懷來戰鬥勝利結束後，莫文驊等率領第四十一軍奉命佔領南口、八達嶺一線，阻止北平的敵人西竄並直接威脅北平。接到東北野戰軍總部轉來中央軍委急電，命令第四十一軍暫歸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指揮，立即出發，配合華野主力圍殲張家口守敵，徹底切斷敵人西竄之路。

接到命令後，莫文驊立即組織召開了軍黨委會，研究開展政治動員和安排行軍序列。隨後指揮人員乘車出發，在“不讓傅作義軍隊跑到綏遠去”的口號鼓舞下，部隊飛速西進。莫文驊等率領第四十一軍抵達宣化，受到華北第三兵團部隊的熱烈歡迎。為了更加嚴密地包圍張家口，不讓敵人有機可乘，吳克華和莫文驊主動爭取將第四十一軍向張家口推進。經請示東總同意，於當日下午進到張家口東南外圍，接防華野第六十六軍陣地，從而大大加強了對張家口的包圍及攻擊力量。1948年12月23日上午，莫文驊和吳克華帶領師、團長到山上陣地察看地形，遭敵炮擊，但沒有傷亡。臨近中午，留在軍指揮所的歐陽文和李福澤先後接到第一二一師的報告和華野第六十六軍的電話通知：張家口之敵已全部向北突圍。他們當即下令各師做好追擊準備，並以神速動作由南向朝天窪方向追擊，與兄弟部隊對逃敵形成南北夾擊態勢。莫文驊等從山上陣地返回軍指揮所後，又發出補充命令：敵人跑到哪裏就追到哪裏，什麼地方有槍聲就打到什麼地方。下午進佔張家口市，繼而出城北大境門，猶如秋風掃落葉追殲逃敵，與兄弟部隊一起，不顧飢餓和疲勞，頂風冒雪，翻山嶺，跨溝坎，趟冰河，1948年12月24日十時左右將敵殲滅，斃傷俘敵5萬人，莫文驊等指揮的第四十一軍殲敵達2萬餘人，僅第三六一團團部通訊員一人在送信途中就抓到俘虜150名。從此，傅作義集團西逃的幻想徹底破滅了。

第四十一軍又接到了東總的命令：火速返回北平郊區。莫文驊等立即集合部隊，搭乘火車馳向北平，接着按照平津前線司令部的統一安排，迅速完成了對北平西北郊的包圍部署，繼而肅清外圍敵人的工事、據點，及完成對阜城門至德勝門與城內北半部的偵察工作，做好了進攻北平城的準備。

1949年1月14日，由於天津守敵拒絕投降，部隊對天津之敵發起總攻。經29小時激戰，全殲守敵13萬人，活捉了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天津解放後，我平津前線司令部向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發出了最後通碟，要求傅作義放下武器，率部接受和平改編。同時，各攻城部隊積極做好進攻北平的充分準備，對城內之敵進行了化裝偵察，一梯隊開展了緊張的攻城演練，二梯隊演習了市內巷戰，炮兵精確計算了各打擊目標的射擊諸元。1949年1月18日，國民黨北平市市長何思源率北平各界代表共11人，搭乘一輛掛着白旗的汽車出西直門到達我四十一軍的前沿陣地。莫文驊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總部，接着，莫文驊根據總部的指示，和副政委歐陽文在海淀接見、宴請了何思源一行；當晚進行了嚴肅的交談，莫文驊不失時機地宣傳共產黨、解放軍的政策，坦之以誠，曉之以理；第二天又陪同他們參觀了炮兵陣地，然後，將他們禮送回城。送走北平各界和談代表後，莫文驊等接到了平津前線司令部的指示：北平解放後，由第四十一軍擔任警備北平的任務，成立北平警備司令部，由兵團程子華司令員任警備司令兼政委，彭明治、吳克華任副司令，莫文驊任副政委，劉道生任政治部主任。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加上北平地下黨長期的艱苦努力及北平各界有識之士的推動，傅作義終於在和談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與我平津前線司令部達成協議，宣佈接受解放軍和平改編。1949年1月22日上午十時，傅作義所部八個軍、25個師開始出城聽候改編，1949年1月31日全部開出城外。與此同時，平津前線司令部電令第四十一軍派一個師隨時準備進城與傅作義部隊交接防務。軍裏決定由莫文驊率第一二一師進城。1949年1月31日，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當天，莫文驊率領第四十一軍一二一師的官兵，雄赳赳、氣昂昂地從西富門進入北平市，從傅軍手中接過了北平市的防務，古都北平和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1949年3月底，莫文驊與第四十一軍的連以上幹部及塔山英雄團（第三六七團）、塔山守備英雄團（第三六九團）、白台山英雄團（第三六一團）一起，在北平西苑機場，接受了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檢閲。

1949年3月，我東北野戰軍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下轄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團共四個兵團。莫文驊升任第十四兵團政委，劉亞樓任兵團司令員，下轄第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軍三個軍。不久，莫文驊和劉亞樓率部從北平出發，隨第四野戰軍揮師南下追殲國民黨軍，一路勢如破竹。1949年5月15日於武漢以東的團風、田家鎮之間突破敵長江防線，1949年5月17日解放了武漢三鎮。1949年9月，正當第十四兵團在漢口休整之際，中央軍委命令該兵團回師北平，改編為空軍。劉亞樓調任空軍司令員，莫文驊調任第十三兵團政委。1949年9月底，莫文驊由武漢到達湖南常德第十三兵團司令部，司令員程子華，政治部主任劉道生。此時兵團所屬部隊正在湘西配合衡寶戰役進行湘西戰役。解放湘西后，兵團司令部前移至安江，所屬第三十八軍集結於洞口、第三十九軍集結於武崗。1949年11月初至12月初，莫文驊與程子華奉命率部投入廣西戰役，所部第三十八、三十九兩個軍共八個師約10萬人組成廣西戰役的西路大軍，擔負遠距離迂迴任務，與中路、南路大軍一道圍殲逃到廣西的白崇禧集團。

1949年11月五、六日，第三十八、三十九軍相繼從湘西南的洞口、武崗秘密向西進發，取道黔桂邊境，在地方黨和游擊隊的配合下，至1949年11月14日，已相繼佔領靖縣、通道、從江、黎平和榕江等縣城，擊潰敵第一○三軍。接着，乘勝追擊，尾追敵第十七兵團楔入廣西。莫文驊（程子華從安江出發時已調回北平）所率兵團部組成的車隊，沿安江，經衡陽至桂林一線公路跟進指揮。在莫文驊等機動靈活的指揮下，西路迂迴兵團的指戰員，克服一切困難，日夜兼程，通過無數險灘激流和深山老林，以日行150華里左右的速度奔襲。第三十八軍於1949年11月21日解放宜北，24日解放思恩，26日佔領河池，切斷了敵人逃往貴州的退路；第三十九軍則自進入廣西后，就停止西進，兵分兩路直插廣西腹心地區，至1949年11月25日已先後解放了古宜、融縣、羅城和柳州。以後，第三十八軍繼續西進，解放東蘭、百色和果德等地，切斷了敵逃雲南的通道；第三十九軍乘勝奔襲桂中和桂南，1949年12月2日進佔賓陽，4日進佔南寧，爾後兵分數路追殲逃敵，解放了寧明、憑祥等地，並於1949年12月11日將紅旗插上了中越邊防重鎮鎮南關，廣西戰役勝利結束，廣西全境解放，白崇禧集團徹底覆滅。

在廣西戰役中，莫文驊等指揮的西路迂迴兵團為戰役的勝利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不僅截斷了白崇禧集團逃往貴州、雲南和越南的去路，有力地保障了將白崇禧集團殲滅於廣西境內戰役部署的實現，而且解放了河池、柳州、南寧、百色、憑祥等大量重要城鎮，將紅旗插上了鎮南關。並且殲滅了大量的敵人，繳獲了大批的武器裝備和物資，

1949年12月初，莫文驊率兵團司令部進駐桂林，接着又乘車經柳州向南寧進發。沿途所見所聞，感慨萬千。桂林、陽朔的美麗風光，令莫文驊心曠神恰，可惜無暇遊覽；被打散的白崇禧集團的軍官、太太、殘兵遊勇，一個個被路遇的羣眾剝得赤條條的，有的被捆綁起來棄置路旁，脖子上沒加上一刀，算是萬幸；有的用稻草圍着腰部，跟在我進軍的隊伍後面，不敢離得稍遠，他們害怕當地的老百姓甚於我進軍部隊，認為只有跟着我進軍部隊才有活路，才能得到保護，每當莫文驊率領的第十三兵團司令部車隊途中埋鍋造飯，這些赤身裸體、飢渴不堪的人便一個個可憐兮兮地伸來顫抖的雙手，而20年前，他們可是威風凜凜地尾追農民自衞軍、紅軍，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豈料也有今日。由此也可窺見廣西人民受國民黨桂系軍閥的迫害之深和對國民黨軍隊的仇恨之烈。生活在廣西土地上的人民，多少年來在飢餓中煎熬，在苦海中掙扎，受盡盤剝、壓迫，慘遭毒打甚至殺戮，今日能親手扒光敵人的衣服，使敵人挨餓受凍，總算大大地出了口怨氣。因而，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人民羣眾不僅熱烈歡迎，而且積極支援。

1951年後，莫文驊歷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院長，福州軍區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政委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並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各一枚。莫文驊先後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第十三大特邀代表，他還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88年，經中央軍委批准，莫文驊離職休養。這時，戎馬一生的莫文驊已近耄耄之年。以後，莫文驊老驥奮發，懷着當年的革命豪情，奮筆撰寫記錄歷史腳步的回憶錄，先後出版發行了《回憶紅七軍》、《回憶解放北平前後》、《英雄塔山》、《百色風暴》、《二十年打個來回》、《莫文驊回憶錄》等著作。真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2000年5月31日，莫文驊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他一生戎馬倥傯數十載，南征北戰，馳騁疆場，為中國人民的偉大解放事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博學多才，兼資文武，素有“儒將”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