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文恭

1901年1月8日出生於浙江省紹興縣阮社。學名韓春齡。曾用名韓百華、韓白華。化名韓少雷、韓曼濤。他家境貧寒，幼時讀私塾。1916年小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16年7月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先後參加杭州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和“一師風潮”。1920年9月經俞秀松介紹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並進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俄語。1921年1月赴蘇聯莫斯科，入東方勞動大學學習革命理論。1922年6月從東方大學畢業回到上海。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不久被中共中央局派回杭州參與建立黨組織。9月擔任中共杭州支部書一記。同年11月，被調到上海任《嚮導》代理發行人及《工友》週刊編輯。1923年2月，因報刊事被軍閥逮捕關押一年多，表現堅定，嚴守黨的機密。

1924年六七月間，經黨組織設法保釋出獄。中共中央立即任命他擔任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兼宣傳部部長(主任)。他肩負重任，積極工作，善於團結同志，充分發揮地委委員作用。主持地委同李立三、謝文錦等積極發展擴大黨的組織，探入開展上人運動，推進上海、江蘇、浙江等地的國民革命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至同年11月統計，上海地委黨

小組由5個發展為8個，黨員已達109人。1925年1月中旬，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上海地委工作，參與制定黨的各項決議。會後，仍任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由委員長改稱)兼宣傳部主任。主持地委領導上海、江蘇、浙江等黨組織積極認真貫徹落實中共四大各項決議，特別重視黨的組織和工人運動。2月，主持上海地委派李立三同鄧中夏等領導發動上海滬西日商內外棉廠舉行罷工。迅速擴大為全市22家日商紗廠3.5萬工人舉行同盟。5月，主持上海地委多次開會，分析形勢，研究對策，領導上海紗廠工人大罷工形成高潮，發動學生、市民、商人聲援支持。發動成為震動全國的上海五川運動，促進全國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到來。他主持上海地委發動全體黨員投入鬥爭第一線，吸收立場堅定鬥爭勇敢的優秀的先進分子入黨。同年上半年黨組織空前發展，上海地委所屬共26個支部，黨員297人。內有南京、浦日、無錫、蘇州、丹陽、江陰、杭州、嘉興、寧波、温州等支部。五附運動後，李立三主持上海總工會工作，上海地委主要由他主持。同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區執行委員會，他改任區委主席團委員兼組織部部長。曾赴南京主持改組地委，到紹興組建地委。I926年秋，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他被上海區委派駐杭州指導地委工作。他一面擴大黨的宣傳，發展黨的組織，一面通過國民黨左派與反孫勢力建立聯合戰線，積極推行建立反對軍閥孫傳芳的聯合鬥爭，促使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1927年2月，擔任中共杭州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曾赴寧波、温州等地指導黨的上作，4月至5月，作為上海區代表，出席在漢口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6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正式成立中共浙江省委員會，他擔任書記。由於處於白色恐怖之中，浙江黨組織六七月間連遭嚴重破壞，他曾赴上海向中央代表鄧中夏彙報情況。

大革命失敗後，他因長年緊張工作積勞成疾，加上而對諸多問題急待處理甚感棘手，於1927年8月24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辭去省委書記職務並提出省委改組的具體建議。9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他辭職，並給以醫藥補助費。此後赴上海養病，不久與中共組織失去聯繫。1928年2月，入夜校學習會計業務謀生。9月到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以後升為計核科副主任，一直工作了8年。1936年9月，進入國民黨政府中央信託局工作，初任會計處稽核科主任，後任會計處會計兼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參加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務局工作。9月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處長。1951年1月調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部税務總局會計處處長。1955年調任國務院農產品採購部會計處處長。1958年改任商業部財會局會計處處長。曾於1949年9月30日和1950年5月3日 ^[4]  ，分別寫信給任弼時和劉少奇，彙報自己脱黨後情況，檢查個人歷史與錯誤，提出重新入黨要求。劉少奇曾兩次覆信，鼓勵他努力為人民服務，對他要求重新入黨指出要經過有關組織考察決定。後因幾次工作調動，他的重新入黨問題未能解決。但黨和人民仍給予他較好的安排與待遇。1965年11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3] 

關於黨的四大遺址，莊文恭已不能記得，他提供了幾點情況。備作參考。

黨的四大遺址，過去徐行之曾經來問過莊，徐行之並曾為此事到上海去過，回來以後，拿來一張地圖叫莊看過。地圖上畫的是克明路附近，莊認為當時充明路的房子是洋房佔多，而記得四大是在一所里弄房子裏開的，好像是在川公路附近，因為川公路上里弄房子佔多數，莊認為會議地點是靠近閘北附近的中國地界，當時橫浜橋已經越界築路成為租界，而會議是不會在租界裏開的。因此他的印象是在靠近閘北附近。至於弄堂名稱，已經完全記不清楚，只記得開會的弄堂並不很長，是在最後的一棟房子裏，天井很長，有廂房，是二上二下的房子。

至於其他情況，莊記得會議開了一個多星期，上海的代表是李啓漢和莊文恭，有瞿秋白同志等。李立三同志是否參加，他也並不記得。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