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希泉

莊希泉早年參加同盟會，為新成立的民國政府三下南洋籌款，後在新加坡經營實業、興辦教育。又曾奔走於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從事反蔣、抗日等革命進步工作，並因此三次被反動當局拘捕下獄。新中國成立後，他作為中僑委副主任，與何香凝、陳嘉庚、廖承志等一道開創了新中國僑務工作的新局面。1955年莊希泉協助陳嘉庚創辦全國僑聯，任副主席，陳嘉庚病逝後受命擔任第一屆全國僑聯代主席，當選為第二屆中國僑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8年因病在京逝世。莊希泉在海內外華人華僑界享有崇高聲譽，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2] 

莊希泉早年就讀於廈門東亞書院和前清舉人辦的學館。1906年到上海經商。追隨孫中山從事實業救國。1911年辛亥革命後，受上海軍政府委託組織南洋募餉隊，三下南洋為民主革命籌款。1912年任中華實業銀行南洋總分行協理。1916年在新加坡創辦中華國貨公司。1917年創辦南洋女校，探索“教育救國”的道路。在新加坡發動、組織華僑反對英國殖民當局迫害華僑的教育苛例，因而入獄。1921年被驅逐出境，回國後在廈門創辦廈南女子師範學校。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莊希泉和夫人餘佩皋以國共合作的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的身份，組織成立“廈門國民外交後援會”，發動罷工、罷課，積極推進國共合作，開展抵制日貨運動。日本駐廈門領事館藉口其父曾在台北設有商號，稱為日本“屬民”，將其非法關押在鼓浪嶼日本領事館的地下監獄，進行威逼利誘，要他悔過，但始終寧死不屈，堅決拒絕，後被押送到台灣囚禁了9個多月。經閩台各界多方營救獲釋後，設法返回內地繼續參加大革命，並在上海《新聞報》上公開聲明：“我是中國人，不是什麼日本屬民！”還特地改名“莊一中”，寓意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莊希泉在上海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並在菲律賓與愛國華僑王雨亭創辦《前驅日報》宣傳抗日反蔣。為此，1934年莊希泉在廈門再次被捕入日本領事館的地下監獄，遭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出獄後又曾遭國民黨特務拘捕。

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後，莊希泉在香港主持閩台抗日救亡同志會，救濟難民、籌集款項，聯繫、介紹海外進步青年到延安參加抗日戰爭。1938年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會，救濟難民，刨辦建光學校、立華女中，並協助台灣革命同盟出版《戰時日本》雜誌。1942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從香港轉到廣西桂林。組織閩台協會和閩台建設協進會，掩護過中共地下黨員堅持鬥爭。當廣西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面臨危難之際，莊希泉冒險設法將在香港的全部家產搶運變賣，將款項悉數交給黨組織作為抗日活動經費。在重慶聯合創辦織布廠和建光行，藉以掩護革命同志，支援抗日戰爭。

抗戰勝利後莊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經營進步電影和進出口貿易。1947年任香港工商委員會委員，積極協助中共做海外僑胞統戰工作。1949年受中共委託專程飛往新加坡，邀請陳嘉庚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1950年莊希泉任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1年兼任中央僑委生產救濟司司長、難僑處理委員會主任，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被選為中華全國華僑聯合會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1978年後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二屆全國僑聯主席、第三屆全國僑聯名譽主席，併兼任華僑大學董事長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名譽會長等職。在安置歸國華僑，發展僑鄉生產，維護僑胞、歸僑合法權益，加強僑胞團結和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因病在京逝世，享年100歲。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中，為華僑事業的發展壯大，民族的獨立解放和祖國繁榮昌盛，莊希泉奉獻了畢生精力，在海內外享有崇高聲譽。

莊希泉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1888年生於廈門並在此長大。廈門與台灣隔海相望，一衣帶水，因此很早他就對台灣歷史與現狀有所瞭解。1922年初，莊希泉為殖民教育問題為民請命，在南洋告敗英屬馬來亞當局總督，大長華人志氣，成為轟動英國殖民當局和南洋社會的重大新聞。他因此被殖民當局視為眼中釘，強行將他驅逐出境。他返回廈門不久，和妻子、新加坡南洋女校首任校長餘佩皋創辦廈南女子學校，請來周蕪君、林雲影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共同打理教學事務，宣傳進步思想。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後，莊希泉、餘佩皋雙雙入黨，雙雙被吸收為國民黨福建省臨時黨部執委。 1925年5月15日，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傳至廈門後，各界反響強烈，掀起“反日”高潮。在這場鬥爭中，也存在一股“媚日”的逆流。圍繞是“媚日”還是“反日”，廈門各色人物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對進步運動滿腔熱情的莊希泉也捲入這一斗爭漩渦之中。 為了籌備抵制日貨、推動罷工的廈門外交協會，莊希泉一干人四處奔走呼籲。但他不知道，一張陰謀之網正悄悄向他撒來。 1925年7月4日下午，莊希泉被一夥日本浪人挾持至鼓浪嶼的日本領事館。 在領事館莊希泉和日本領事井上庚二郎進行了第一次交鋒。 “莊希泉君，久仰，久仰。”井上庚二郎滿臉堆笑地伸出右手做握手狀，作為有名的“中國通”，他的華語説得極為流利。 “領事先生找我來，有何貴幹？”莊希泉卻不與之握手，雙手在胸口一抱拳，算是禮節。 “不要叫我領事先生，咱們都是自己人嘛。”井上庚二郎徐徐放下手來，掩飾臉上的不悦，皮笑肉不笑地説。 “領事先生錯了，你我國籍不同，所負責任相異，緣何成自己人？”莊希泉警覺地看着對方。 “沒有錯的，你我一直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子民，從今往後，你我可以合力為帝國開疆拓土、建功立業了。恭喜莊君呀。” “這是為何？我乃堂堂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中華民國一分子，怎成了你日本子民。”莊希泉提高聲調説。 井上庚二郎笑了笑，繼續説：“莊君真是健忘呀，多年前，令尊在我台灣經營商業，成了大日本帝國台灣籍民，至今貴府還懸掛著籍民牌，受我帝國保護。作為貴府家庭成員，莊君自然也是日僑，是我帝國一分子。” 聽到井上庚二郎這番強詞奪理的言論，莊希泉不禁火上心頭，大聲道：“我父親是廈門人，不是日本籍民，就算他是，我也不是。如果兒子必須與父親同籍，我明天就登報宣佈脱離日本籍”。 井上庚二郎乾咳兩聲：“莊君本來儘可忙於商務、操持教務，卻何苦來帶頭抵制日貨，組織會黨反日，你已然破壞了中日兩國親善，只要你認錯，並公開發表聲明退出國民黨，即可予以釋放。” 莊希泉嚴詞峻拒：“關心國事，我何錯之有？你們日本人在廈門無法無天，敲詐勒索，搶劫綁票，逼良為娼，任意蹂躪中國人，何來親善之意？我要正告你，你們日本帝國主義在我中華土地上犯下了嚴重的罪行，作為領事，你必須反省謝罪！” 井上庚二郎本以為威脅一下，就能收降莊希泉，沒想到反被他一通搶白，批駁得無言可答。他一反原先氣定神閒、彬彬有禮的風度，氣急敗壞、色厲內荏地吼道：“你的，不撞南牆不回頭。” 隨着井上一個手勢，凶神惡煞般站立兩旁的一羣浪人立即一擁而上，將莊希泉扭住。莊希泉被押進日本領事館地下室的秘密囚室裏，“哐啷”一聲，門户緊閉。 夜色已深，廈南女中的同事們見莊希泉遲遲沒有歸來，心情十分焦急。他們知道，莊希泉此行是凶多吉少。 餘佩皋尤其心焦，她幾番提着馬燈外出探看，馬路上空無一人，她感到，丈夫一定是被日本領事館扣押了。她決定先將情況告訴公公婆婆，他們是廈門本地人，有關係，也許用得上場。 莊希泉父親莊有理得知兒子被捕，十分擔心，連夜找廈門商會主席洪曉春等人商議，請求疏通。 很快就傳來日本領事的回話：只要莊希泉出具悔過書，聲明退出國民黨，即可釋放，否則，將予以懲辦。 莊有理擔心莊希泉有生命危險，要餘佩皋速至日本領事館相見，勸説莊希泉憐其年老不堪驚嚇，答應日本領事所提條件。翌日一早，餘佩皋把兒子託給周蕪君，自己與該校教師林雲影先往國民黨福建臨時黨部辦事處，找江董琴商量對策。江董琴聽了莊有理的意思後，一時無計可施，認為救人要緊，三人一起先到日本領事館瞭解情況。 在日本領事館見到井上庚二郎後，餘佩皋厲聲質問：“莊君與你們素無往來，為何無緣無故抓人？” 井上庚二郎將其荒謬的理由又説了一遍，林雲影怒斥：“你這是強詞奪理，你們不放人，難道還要製造‘滬案’嗎？” 無論他們如何理論，井上庚二郎一口咬定莊希泉是日本統治的台灣籍民，犯了“台灣籍民參加外國政治結社”罪，要提交日方司法部門處理。眾人覺得與之口舌爭鬥沒作用，遂提出面見莊希泉。 在秘密囚室見到莊希泉，餘佩皋不禁傷心垂淚。聽了妻子轉述的老父主張，莊希泉表示難於從命，自己寧死也不會向小日本屈服。江董琴大受感動，告訴莊希泉，黨部將盡快設法營救。 三人坐船回到廈門，把莊希泉受日本領事館無理拘押的消息公諸於眾。“滬案”之後，全國各地反日反英鬥爭正處高潮中，廈門各界也正在籌劃不合作運動。因此，這一消息立即引爆了廈門廣大市民、學生、工人的神經，紛紛強烈抗議，要求日本領事館放人。廈門80多個愛國團體，還聯名向日方提出嚴重交涉。 井上庚二郎害怕這股浪潮要把他和日本領事館吞沒。廈門民眾的反日鬥爭，他並不陌生。馬關條約簽訂後，佔有台灣的日本變本加厲，為便利其對福建的侵略與掠奪，又脅逼要在廈門設立日本專管租界，因遭廈門人民強烈反對而不得馬上實施，直到1899年才迫使清廷簽訂《廈門日本專管租界條約》。 莊希泉是廈門乃至全國、南洋僑界有影響的人物，把他關押在領事館，終究是一枚定時炸彈，弄不好就要惹出事端。為了預防萬一，井上決定轉移目標，於7月14日以日本屬民非法參加外國政治結社罪，將莊希泉押往台灣審理。 消息傳出，餘佩皋肝膽俱裂，廈門民眾也是悲憤異常，有人憤慨地説：“堂堂一名中國人，竟被日本帝國主義硬生生地指認為日本臣民，真是強權之下，焉有公理？！” 得知莊希泉在新加坡與殖民主義者有過的不屈鬥爭和被驅逐回國經歷，廈門民眾深為這位鄉賢而驕傲，紛紛表示要前往碼頭恭送莊希泉，向日本顯示中國人團結一心、一致對敵的精神。 是日中午，莊希泉被押上開往台灣的船隻，廈南女中師生和數千羣眾自發環繞碼頭送別，打着“恭送莊希泉”，“我們是中國人”、“嚴懲幕後人物”等條幅，表示對莊希泉的尊崇，和對日本領事館的強烈抗議。不少漁民、船民還搖着大小不一的漁船、小舢板，將押送船團團圍住。據當時的目擊者、莊希泉的小女兒莊令昭稱，那天民眾所駕大小船隻，竟將海港中的日本輪船與岸邊碼頭連成一片。 下午2時許，輪船離港起航了，碼頭和大小船隻上，羣眾的呼聲一遍又一遍。莊希泉的心情，有鬱悶，有悲憤，也有感動。羣眾與其説是“恭送”他，莫不如説是自發組織反抗帝國主義勢力，有這股民族正氣在胸，中國就不會滅亡，日本即便再強大，也必將被正義的力量打敗。想到這裏，他忽然感到渾身有着無窮的力量，在被強押進艙那刻，不顧武裝憲警的阻攔，掙扎着面向羣眾，高聲疾呼：“各位鄉親，各位同胞，我莊希泉和大家一樣，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是日本臣民！我們要堅決與帝國主義醜惡勢力鬥爭到底，你們不要因我被捕而有所顧慮！” 海風起兮，站在甲板上的莊希泉衣袂飄飄，鏗鏘語氣傳之十里 ^[2]  。

閩南移民中有句俗語：“第一好過番，第二好過台灣。”對“過番”的艱辛，莊希泉深有體會，他沒想到的是，第一次過台灣，竟是這樣的身不由己，而且竟是前去坐牢。 莊希泉被押解到台北後，即被關進日本殖民當局設在郊外的監獄。隨後來到台灣的餘佩皋、林雲影在外頭活動，以期營救。 監獄裏關押的，都是不服日本“管教”的台灣籍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和迴歸祖國而鬥爭的“政治犯”。正因為如此，日本殖民當局對這些“犯人”格外對待，讓他們吃發了黴的爛芋糙米飯，住陰冷潮濕的黑暗小屋，不僅如此，還動輒毒打。 一次開飯時間，莊希泉沒有理會送飯的看守，看守破口即罵：“聾了耳朵，支那豬，給你做籍民還不要……” 刻毒的謾罵刺痛了莊希泉的心，他立馬回敬：“狗日的，誰做你日本人！”邊説邊將腳穿過鐵欄檻，猛地向看守踹將過去。這傢伙“嗵”的一聲，摔倒在老遠的一個角落，痛得齜牙咧嘴。 莊希泉的反擊立即遭到了日本人的報復。幾名日本獄警聞聲趕來，將他雙手反綁在鐵檻上，皮靴、拳頭、包着鋼絲的皮鞭雨點般地向他飛來。鮮血從他的頭上、身上滲出，染紅了他的襯衫，但他倔強地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直到昏倒在地上。 不知過了多久，莊希泉才醒過來，耳邊傳來一個聲音，似乎在叫他：“老兄，有你的，有沒有事啊？” 莊希泉慢慢地睜開眼睛，説話的是隔壁監牢的一位難友。他艱難地坐起來，面對着他，咬緊牙關説：“不礙事。” 難友一邊打量莊希泉，一邊關切地問：“老兄因何事來此？” 莊希泉語帶憤懣地將此前經歷，簡略地説了一遍。 通過交談，莊希泉才知道，此人乃是台灣有名的社會活動家，姓蔣，名渭水，祖籍福建漳州，1891年生於台灣宜蘭。因為反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曾多次被日據當局以違反治安法而拘押，此次又因“治警事件”被判入獄。 莊希泉瞭解蔣渭水的身世後，問：“蔣兄談吐不凡，出口成章，深得中華傳統文化的陶冶，可為何卻選擇了學醫？” 這一問，就引發了蔣渭水對日本殖民當局的聲討：“為了扼殺台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殖民當局對台籍學生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強行設卡：只能選農、醫科為專業，歷史、政治、思想、法律等容易導致思想不穩的敏感學科，非中國人所能就讀。” 比之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的教育體制，日據下的台灣教育有過之而無不及。莊希泉大發感慨：“日本當局的做法，歧視性不説，還是十足的奴化教育，是露骨的愚民教育！” 蔣渭水點點頭，繼而道：“台灣人比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受着賤價教育的事實，已實行了30年。殖民教育的本質，就是企圖在政治上、社會上堵塞台灣人的嘴巴，不許我們有個性的存在，最終讓我們的語言也無所用之！所以我們要反抗！” 兩人年齡相近，莊希泉38歲，蔣渭水35歲。“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在彼此瞭解對方反殖民統治的經歷後，莊希泉和蔣渭水更是惺惺相惜，相見恨晚，成了無話不説的獄中好友。 一天，蔣渭水告訴莊希泉，他此次被“象徵性”判監禁4個月，不久就可望出獄，出獄後定當設法營救。 莊希泉對此表示感謝，隨後將此情告訴了前來探監的餘佩皋和林雲影。 蔣渭水出獄時，台灣民眾自發到獄外相迎，大放鞭炮，以示敬意。 重獲自由的蔣渭水很快就買來最好的食物前來探監。他不忘諾言，努力奔走，發動台灣文化協會等多個進步組織積極呼籲，要求殖民當局釋放莊希泉。餘佩皋、林雲影也奔走呼號，督促日本殖民當局了結此案。台灣殖民當局迫於壓力，向莊希泉下了傳票，通知開庭日期。 1925年9月14日，莊希泉從牢獄走到法庭。餘佩皋和林雲影早已站在法庭門口等候開庭，蔣渭水和一些不認識的台灣人士也來到現場，站成一排。 原告方是當局委託的日本檢察官上龍泛。此人洋洋萬言，歷數莊海涵（莊希泉別名）自1911年加入“支那”同盟會以來的條條“罪狀”，可謂證據確鑿。莊希泉大義凜然，滔滔不絕地講了一番，對自己在廈門的所作所為毫不隱瞞。 接下來，法官開始問話：“莊希泉，你可知罪？” “我光明正大，問心無愧。” “你觸犯了大日本帝國的法律。” “我是中國人，在自己國土上做事，竟也會觸犯你們日本的法律，豈不荒唐？” “胡説，你是台灣籍民，也就是大日本帝國子民。”面對莊希泉的質問，這位法官有點失態。 莊希泉義正辭嚴地説：“法官先生，凡是尊重事實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國人。我再一次告訴你，我是中華民國公民，你們根本就沒有審判我的資格。今天的被告，應該是你們，首先應該是日本駐廈門領事井上庚二郎！” 莊希泉的辯駁，讓日本裁判長鈴木英男、判官高嶺方美等惱羞成怒，也顧不了那麼多程序，胡亂審判一番後，即不由分説地以“外國政治結社”（指參加國民黨）的罪名，判處莊希泉監禁6個月。 這起荒唐的審判，讓莊希泉以及在場旁聽的餘佩皋、林雲影等倍感悲憤，不僅僅是為個人的命運，更為國家、民族的積貧積弱，正因為國家落後，日本帝國主義才會如此猖狂啊！ 判令已下，莊希泉仍被監禁在台北監獄裏。他放心不下廈南女中和臨時省黨部的事務，叮囑餘佩皋、林雲影先行回廈門，做實事要緊，他在獄中會照顧好自己，何況蔣渭水等台灣志士也經常會來探監。 餘佩皋見丈夫説得有理，而6個月監禁已成定局、眼下營救無望，乃一掬清淚作別台北，和林雲影乘船返回廈門 ^[3]  。

1925年的冬天，對莊希泉來説，顯得特別寒冷。自被台灣殖民當局羈押以來，他終日與鐵窗為伍，苦等自由的那一天。對平常人來説，6個月在一生中也許並不算長，但對一個只爭朝夕的革命者而言，這6個月不僅耽擱了奮鬥的事業，而且直接關係着人格、國格。他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抗爭移到獄中。 冬去春來，1926年4月，殖民當局宣佈：莊希泉“刑滿”出獄。 花兒開了，樹兒綠了，天氣暖和了，陽光也明媚起來，這是一個怎樣的春天！在台北前後坐了9個來月牢獄的莊希泉，重獲自由後，像出籠的鳥兒，歡快地欣賞着周圍的一切。但他知道，這是在台灣，這是在被日本竊據的土地上，這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這大好河山，可都是中華民族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一想到這些，莊希泉又哪裏能真正快樂起來？何況殖民當局還派人專門盯梢，規定他三年內只准在台灣和日本範圍活動，而不得返回中國大陸。 莊希泉不得不暫時在台灣住下，但他無時不在掛念祖國家鄉，懷念着海峽那頭的妻兒。 獄中難友蔣渭水常相看望，介紹他認識林獻堂、連橫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台灣友人，並邀請他參加台灣文化協會等團體組織的一些活動。 大名鼎鼎的台灣文化協會，是蔣渭水和台灣另一位民眾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等聯合發起成立的，以提高文化、啓發民智、喚醒台胞的民族意識、擺脱日本殖民統治、改革社會為宗旨。文協成立後，發行會報、文化叢書，開設大小書店及讀報所，陳列各地包括祖國出版的報紙雜誌，舉辦各種學術講座、講習會，組織劇團到各地巡迴演出。它以各種形式傳播中華文化，傳遞來自祖國的信息，抗拒日本的殖民統治，增強台灣同胞對祖國和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莊希泉瞭解到，日本自1895年佔據台灣伊始，強行實施一系列措施，軟硬兼施，引誘拉攏，以“同化”台灣民眾為目的。普通台灣人怎樣看待“同化”問題，他們到底被“同化”得怎樣了？帶着這個疑問，莊希泉曾關切地問起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們。 台灣文化協會總理林獻堂的秘書不假思索地説：“我們台灣人繫有數千年曆史的漢民族，且有輝煌的文化。台灣總督府妄想使我們漢民族同化於大和民族，這恰如水與油，絕對不可能。” 莊希泉又問：“你們怎樣對待總督府的壓迫？” 一位負責聯絡會議的會員答：“壓迫愈強，我們的抵抗愈烈，惟有達成最後目的而已。” “你們的最後目的是什麼？” “復歸中國。” 通過多次與台灣民眾接觸，莊希泉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台灣雖然被日本殖民統治了31年，但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仍然徜徉在心向祖國的民族主義大海中，真正如日本殖民當局所願、被“同化”的台灣人，並不多見。日本人蔑稱中國為“支那”，但許多台灣人卻總稱“祖國”或“我們的祖國”。 蔣渭水告訴莊希泉：“我台胞平時對祖國的觀念特別強烈，所以辛亥革命勃發，我台胞便私下募款捐助革命軍，袁世凱竊國，又有人要去北京行刺……” 由辛亥革命談起，蔣渭水滿懷崇敬之情地談起了孫中山。他告訴莊希泉，1913年孫中山來台灣，他極想前往拜謁，因日警戒備森嚴而無法成行，他只好給孫中山寫了一封信，孫中山不僅回了信，還贈送給他一枚民國開國紀念章，他視為珍寶收藏。 蔣渭水對孫中山的崇敬之情是無以言表的。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到台灣，5000多台人冒雨在台北文化協會舉行追悼大會。二週年時，台灣各界再次隆重舉會，蔣渭水激情澎湃地説：“孫先生臨終時，猶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各位，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蔣渭水身體力行地接納孫中山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成了他不改的志向。他先後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工友總聯盟等組織，領導工農運動，反對殖民統治，以其卓越影響，而被譽為“台灣的孫中山”、“台灣民主運動之父”。 時光像流水一樣不着痕跡地逝去，莊希泉對海峽西岸的思念愈發強烈。得想法回到大陸去，與妻子和同志們一同並肩為理想奮鬥！他的想法得到蔣渭水及台灣文化協會一幫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經過周密商量，一個逃離台灣殖民當局監視、返回大陸的金蟬脱殼計劃形成了。 聽罷莊希泉前往日本的申請，總督府官員顯然感到突兀，問：“你為何想去日本？” 莊希泉答：“你們老説大和文化比中華文化優秀，日本教育比中國教育發達，我想實地考察考察，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服膺大和文化。” 他答得有理有據，不卑不亢。總督府一時找不到破綻，何況他們為了達到“同化”台灣人的目的，一直不忘拉攏腐蝕，時不時組織台灣人士到東京觀光旅遊。總督府經一番計議，批准了莊希泉的申請，並派專人一路監督。 1926年初夏，莊希泉離開台灣，乘船前往日本。在和蔣渭水等友人相擁握別時，他以孫中山的遺言相砥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到日本後，莊希泉不動聲色地參觀了一些地方，隨後以經商的名義在日本活動，一副樂不思蜀的樣子。 在日期間，莊希泉結交了一些僑胞。僑領周召南聽説莊希泉的愛國壯舉後，內心十分推崇，曾接納他在日本神户山道十九番家中避難，生活上多有幫助。周父周起博也欽佩莊希泉，專門設宴款待，並邀請當地有名望的華僑作陪，莊希泉也藉機向眾人宣傳政治主張。莊希泉不忘周家雪中送炭之恩，新中國成立後，還與周家多有聯繫。 日子不急不慢地走着。這年冬，莊希泉又從日本回到台灣，過着閒雲野鶴般的生活。翌年仲春，表面上對大和文化心悦誠服的莊希泉，向日本總督府提出，要赴日本處理生意上的事。獲得批准後，他在兩位專人陪同（實為監視）下，坐上了一艘由台北經上海開往日本的輪船。 一天下午，當老態龍鍾的太古輪船喘着粗氣，緩緩馳進上海港加煤時，看着似曾相識的景物，莊希泉的心狂跳不已，期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 輪船徐徐靠岸，莊希泉以上廁所為名，客氣地請兩位同船監視的日本人幫助照看行李什物。騙過這兩位愚蠢的看守後，莊希泉快速衝下甲板，隻身跳船上岸，潛入市區。待兩位監視者情知不妙，下船追截時，莊希泉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莊希泉的“叛逃”，讓日本當局惱怒萬分，日本當局馬上向上海有關方面交涉，要求緝拿莊希泉歸案。但要在偌大的上海尋人，無異是大海撈針，何況莊希泉早年在上海打磨了多年，情況極為熟悉，哪裏會讓日本人發現？ 當然，出於慎重，莊希泉沒有立即趕回設在上海的“莊春成商號”，而是暫住南洋歸僑王雨亭（同盟會員）家。 兩天後，上海《新聞報》上引人注目刊登了一則署名莊海涵的啓事，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聲明“我是中國人，並非日本籍民”。報紙聲明欄之下，還印上了一枚取名“莊一中”的印章。這個名字此後也就成了莊希泉的別名，新中國成立後，在幹部登記表的“曾用名”一欄，他總要填上“莊一中”。 莊希泉虎口逃生後特地辦理中國國籍以及登報聲明這一行動，既抗議了日本殖民當局的非法行徑，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同時也暗示，只有一箇中國，決不承認將台灣劃為他國。這枚1.3釐米見方的珍貴印章，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向後人訴説着一箇中國人頑強與列強鬥爭的故事，也成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見證。 從廈門到台灣，從台灣到日本，從日本到上海，莊希泉以他表裏如一的言行，走着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這條道路，不僅是莊希泉矢志不渝、心向中華的見證，也彰顯出閩台志士為祖國獨立自由殫精竭慮的精神。它永遠激勵着海峽兩岸炎黃子孫追隨效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教育事業，影響遍及桂柳昆渝的閩台同鄉，經王雨亭和曾參加十九路軍“福建事變”的陳碧笙向吳石推薦，莊希泉以閩台協會發起人之一的身份參加座談會。 新中國成立後，正在新加坡的莊希泉被中央政府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僑日報》把莊希泉作為“新聞人物”介紹，並配發近照，其中提到：“五卅事件發生後，在廈參加反日工作，抵制日貨，致被日本誘捕至台灣監禁九個月。……在太平洋戰爭中，香港淪陷即逃至桂林，與台灣革命同志等組織閩台協會，協助政府準備收復台灣工作。” 1956年，新加坡首次組織工商經濟代表團訪華，成員中有莊希泉的堂弟莊惠泉。經莊希泉介紹，周恩來還在百忙之中接見了這位在新馬地區和英國殖民當局頗有影響的華僑人物。周恩來在會見時説：新中國這些年，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但也有不足，我們是一家人，歡迎莊惠泉先生對我們的問題提出批評。我們政府就是需要羣眾的監督嘛。在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共同努力下，我們的國家一定會興旺發達的。 莊惠泉表示：海外華僑愛祖國，愛家鄉，希望有個偉大的祖國和繁榮的家鄉，我們華僑有責任來盡一份力量，共同建設祖國和家鄉。 周恩來知道莊惠泉曾是親國民黨的，卻毫無芥蒂地説：我給你一把鑰匙，隨時歡迎你回國。也希望你經常到台灣跑跑，和台灣方面隨時溝通，為台灣迴歸祖國作出努力。 這次大陸行，對莊惠泉的影響很大，他的思想觀念大有轉變。回新加坡後，他專門寫了篇大陸印象記，如實向海外介紹自己在新中國的所見所聞，客觀地評價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在此以前，新加坡（還未獨立）對紅色大陸的宣傳大多是扭曲的，在新加坡素有“莊大炮”之稱的莊惠泉的這篇文章，對新馬社會的震動不言而喻，台灣媒體還轉發了這篇文章。莊惠泉本人也還真的前往台灣，想着做溝通工作。只是台灣當局對他的言行甚為惱火，莊惠泉一下碼頭就被台灣當局找碴子抓去關押。後經新加坡當局交涉，才得釋放。 “文革”期間，莊希泉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免遭大的衝擊。他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外調，即其他單位為了檢查某人的歷史向莊希泉來人來函求證或徵求意見。外調數量繁多，其時莊希泉已是八旬高齡，很多東西難以記起來，手又不利索，故而很是困難。但他仍然不敢馬虎，實事求是地完成了數以百計人員的外調任務。 在調查中，有人為了達到打擊、陷害別人的骯髒目的，有意要莊希泉做偽證，有的造反派還多次要他揭發誣衊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材料。莊希泉對此斷然拒絕，體現了一個“大寫的人”高風亮節、剛正不阿的秉性。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間，莊希泉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國家的命運、其他同志的處境。他頂逆流而上，反對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禍國殃民和迫害歸僑、僑眷的行徑。他敢於主持正義，為許多華僑及其子女作證，使他們在“文革”中免遭迫害。 撥亂反正後，許多台胞和老華僑的子女紛紛説：“如果當初沒有莊伯伯作證，我們的命在‘文革’中就被革掉了。 ^[4]  ”

1981年元旦，莊希泉以全國僑聯主席身份，發表致海內外僑胞的元旦祝辭。他説： 1981年是辛亥革命70週年。過去，從孫中山到陳嘉庚，千千萬萬華僑及其傑出的代表人物，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曾經做出巨大的、特殊的貢獻。今天，無論在地球的哪一個角落，僑胞們都在期望中國的統一、繁榮、昌盛。在新的一年裏，我希望在海外的僑胞，特別是台灣省籍和大陸省籍的僑胞，進一步加強團結，發揚同僑相助和愛國愛鄉的光榮傳統，為祖國的四化建設，為增進中國人民和你們所在國人民的友誼，為實現台灣迴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共同努力。 彼時，福建在項南主政下，把“僑牌”和“枱球”打得有聲有色，僑務工作、對台工作和發展經濟並列，成為福建省80年代的三大任務。莊希泉從報上、電台，從探視他的家鄉人那裏知道了這些情況後，十分高興，他甚至喜歡上了80年代流行的新歌：“鼓浪嶼四周海茫茫，海水湧起波浪。鼓浪嶼遙對着台灣島，台灣就是我故鄉。登上日光巖眺望，只見雲海蒼蒼。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見到你，美麗的基隆港……” 當年在台灣和海外的那段傳奇經歷，讓莊希泉擁有不少台灣朋友，並與他們的後人保持着親近的聯繫。蔣渭水的後人便是其中一族，每逢春節，便要攜婦將雛到莊希泉家拜年。 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闡明台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建議舉行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10月2日，莊希泉以全國僑聯主席身份發表談話，指出愛國華僑熱望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台灣迴歸祖國完成和平統一大業。 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致函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殷切期望台灣當局捐棄前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當機立斷，共謀祖國統一大業，“合則對國家有利，分則必傷民族元氣”。這封信發表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7月27日，旅居紐約的宋希濂等一些前國民黨高級將領，稱此信“遣詞懇切，意義重大”，祖國統一乃大勢所趨。香港一些報紙發表評論，希望蔣經國“最好捐棄前嫌，共圖振興中華大業”。 7月28日，莊希泉就廖承志致蔣經國信發表書面談話《願蔣經國先生在青史能留芳名》，文中最後一段話是： 蔣經國先生以“求名當求萬世名”自勉。我以為所謂“萬世名”有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是芳名；另一種則相反，不言自明。文天祥的詩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説明留在青史上的最好是光輝的名字，不要為後世所詬病。蔣先生為個人千古的聲譽着想，也應該抓緊時機，作出有利於國家和平統一的抉擇，為國家民族建立一個大功，在青史上留個芳名。 廖承志的信和莊希泉的書面談話，先後在7月25日和7月28日的《人民日報》刊發，在海內外華僑華人中影響深遠。8月4日，紐約中文報紙紛紛載文呼籲蔣經國莫失良機，為統一大業做出貢獻；同日，泰國華文報紙認為台灣當局應以民意為依歸進行和談。9月12日，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潘維疆、宋希濂等呼籲國共和談和平統一祖國。 為了更多地瞭解台灣，莊希泉晚年最喜歡收聽對台廣播電台和福建電視台開辦的《海峽同樂》節目。一次在與全國台盟負責人談話時，莊希泉情真意切地説：“我年輕時到過美麗的基隆港，但現在一晃半個世紀，心盼碎，眼望穿，竟不得見。真希望有生之年還能到台灣看一看啊！” 莊希泉想見的，還有在台灣的弟弟莊朝俊、妹妹莊似真等親人。 1988年，百歲高齡的莊希泉安然辭世。莊希泉最大的遺憾，是生前未能看到祖國統一 ^[5]  。

莊希泉，1888年9月生於廈門，祖籍福建安溪。莊希泉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為民主革命兩次下南洋籌款，後又赴新加坡辦實業、興教育，期間與陳嘉庚交往密切；他一生追求進步、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事業，曾為革命三次被捕入獄；新中國成立後曾先後任全國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莊希泉是繼陳嘉庚之後又一位在華僑界享有著名聲望的華僑領袖，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內諸多高層人士所敬重。

莊希泉與周恩來雖然會面較晚，但淵源頗早。1927年春，莊希泉從日據台灣出獄，擺脱監視後登陸上海，並以“莊一中”名義登報聲明對日帝的反抗。不久，即取道長江經武漢輾轉至福州，與已是共產黨員的妻子餘佩皋會合重逢。其時，正值第一次大革命末期，蔣介石開始舉起屠刀揮向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福建的白色恐怖氣氛更是濃厚。莊希泉作為知名民主人士，與福建的地下黨員、國民黨左派等受到周恩來等共產黨高層的關注。為防萬一，是年3月底周恩來派共產黨員林雲影(曾是莊希泉籌辦廈南女學的教師)送信給福州的莊希泉、餘佩皋等，提示防範蔣叛變。事後證明，周恩來的信非常及時，4月3日福州即爆發了反革命事件，成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前奏。莊希泉等因獲信及時得幸脱險。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登陸香港，大肆搜捕所謂的“敵性人物”。在這種情況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親自部署，要求儘快把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搶救出來。活躍在南粵一帶的東江縱隊具體實施大營救。營救行動歷時近200天，行程萬里，遍及十餘省市，共營救出抗日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這一行動，挽救了抗日民主力量，贏得了中間人士的衷心支持，被茅盾贊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由於莊希泉早被日本人掛上了號，他也是黨指定營救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忙於工作，沒有隨組織撤離，而是稍後和幾位朋友一起走的。儘管如此，周恩來兩次對莊希泉等的關注和救助，仍讓莊希泉很是感念，他對黨的政策和舉措的認識也更加深入。

莊希泉與周恩來的第三次接觸仍然是間接的，但有具體的中間人，意義也更大。時間是在全國解放前夕。1948年底，莊希泉由新加坡返回香港，住在老朋友、地下黨員張兆漢家。張兆漢時任華南分局直屬福建特支書記，組織“新民主福建建設委員會”，莊希泉和莊成宗、黃長水、王雨亭、張楚鳴等人均加入，不久他又擔任香港工商委員會委員。在港期間，莊希泉與接替連貫負責聯絡華僑、開展統戰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書記饒彰風來往密切。

一天，饒彰風約見莊希泉，饒彰風表示，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央準備成立一個華僑事務的專門機構，領導海內外華僑參與祖國建設和革命鬥爭。屆時打算邀請海內外有巨大聲望的華僑領袖陳嘉庚擔綱此項工作，並擬請莊希泉作為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

莊希泉聞言十分興奮和驚喜，當即表示竭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但他這時還不知道，指定莊希泉為中共特使赴新加坡面邀陳嘉庚的正是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原來，1949年初，天下大局已定。遠在延安的毛澤東開始考慮籌備新政協、成立新中國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新政協的召開不能沒有華僑代表，要積極爭取海外華僑的支持，新中國的建設今後更不能缺少廣大華僑的參與。因此，要確定一位僑界領袖來參加新政協，領導新中國華僑工作。中央認為，陳嘉庚是著名的南洋華僑領袖，對祖國抗戰和人民解放事業貢獻殊勳，海內外有口皆碑，而且在海外率先響應中共的“五一”口號，由他來擔當此任最為合適。為促成陳嘉庚北上，黨組織決定派一位黨內和陳嘉庚均信得過的人作特使，專程前往新加坡面邀。派誰去呢?香港地下黨組織向中央推薦莊希泉，周恩來也認為，莊希泉政治性很強，一貫致力於民主和革命，很適合這項工作，遂指定為他。因此，張兆漢請莊希泉至港後，由饒彰風向他傳達了中央的意見。事後表明，莊希泉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任務。

陳嘉庚返回中國大陸任職後不久，莊希泉也自新加坡經香港、上海至北京，先後被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任命為華僑事務委員會生產救濟司司長、難僑處理委員會主任、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此間，莊希泉多次有幸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1961年8月，陳嘉庚逝世，周恩來任治喪委員會主任，親自為陳嘉庚靈柩執紼，參與其中的莊希泉深切感受到人民總理對華僑的尊重與關愛。

1965年4月，華僑委員會迎來了一位重要客人，原本他是來治病訪友的，卻不想在莊希泉引薦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這位客人名叫李光前，1893年出生，福建泉州南安縣人。他乃是陳嘉庚的愛婿，新馬華僑界的商業鉅子，世界十大華人富商之一。他創立的橡膠王國，對世界橡膠業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也是一位有名的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

1965年5月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李光前夫婦。莊希泉和廖承志、方方等華僑界人士陪同參加。

在交談中，莊希泉和廖承志簡要介紹了李光前的愛國義舉，還講到李光前兄弟當年接辦《南洋商報》後，號召海外僑胞抗日救國，新中國成立後又客觀報道國內經濟建設、注重維護華僑利益的情況。

周恩來頻頻點頭，高度讚揚李光前的愛國愛鄉之心，語重心長地説：“凡是為祖國作過貢獻的華僑，祖國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還説：“嘉庚先生、光前先生翁婿的愛國壯舉，是一段千秋佳話呀!”

整場會見氣氛熱烈。隨後，主賓一起在松竹梅大幅屏前合影留念，李光前夫婦分列周恩來身旁，莊希泉他們陪同左右，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影像。

在和李光前握別時，周恩來再三叮囑：“既來之，則安之，國內有不少優秀專家，相信能儘快地為光前先生治好病。”

李光前夫婦對周恩來的關心表示感謝。

歸途中，莊希泉告訴李光前：“總理大公無私，每日工作十四五個小時以上，公忠體國，勤政為民，他是國家的柱石，德高望重，前無古人。”言語中表露出對周恩來的無比崇敬之情。

李光前也深深仰慕周恩來的風采，由衷道：“祖國有總理這樣的領袖，復興有期啊!”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是這樣一位勤政愛民的人民好總理，卻因積勞成疾不幸於1976年1月撒手人寰。巨星殞落，舉國含悲，儘管此時“四人幫”依然肆意橫行，但全國人民仍以各種形式舉行哀悼活動。

在北京三里屯一處不起眼的四合院裏，莊希泉也在舉行小型的悼念活動。此時的莊希泉雖然已是88歲高齡，但他依然堅持對着總理的遺像佇立默哀、鞠躬悼念。此時的他，想起多次在危難時總理的關愛、在工作中總理的諄諄言語，想起總理的音容笑貌和那如老牛拉犁般的身影。想起這些，莊希泉不禁熱淚盈眶。他堅信妖魅終將被正義剷除，而光明就在不遠，因為那是總理的遺願，是人民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