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社科名家

荊楚社科名家是湖北省委、省政府對在人文社科領域取得突出貢獻的專家、學者所賦予的榮譽稱號。是湖北省社會科學界的最高學術榮譽。2010年11月16日，湖北省社會科學工作大會首次命名錶彰了首批“荊楚社科名家”，全省共評出“名家”13人，其中12人是高校教授，武大最多，有6人入選。

據瞭解，首批“荊楚社科名家”由湖北各高校及科研單位自行申報，經過資格審查、專家評審及無記名投票，經過多個環節最終確定。評選“社科名家”時參照五項標準進行，即：是某一學科的創立者或做出重大貢獻者，在學界具有廣泛影響，有着豐富的研究成果，其成果為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其成果為豐富人民羣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了貢獻。 ^[1] 

章開沅，1926年7月生，華中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曾任華中師大校長，現任該校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名譽所長。在辛亥革命史、中國資產階級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文獻等領域都有開創性學術貢獻，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每天早上4點起牀，作研究到8點……85歲的章開沅仍保持着這樣的習慣。在華中師範大學舉行的《百年鋭於千載：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演講中，他激情結語：“我很珍惜我的晚年，我要吶喊到底！”

章開沅與辛亥革命史的結緣還得從一次外事活動説起。“1954年，我正在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本來，我的科研涉獵較廣泛，對太平天國尤感興趣。”章開沅介紹，那一年，前民主德國貝喜發博士專程來漢蒐集辛亥革命史料。接待並陪同他時，章開沅不由想：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前來蒐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義之地從事歷史教學的自己，為何對辛亥革命史漠不關心呢？從此，他走進辛亥革命歷史研究領域。

1961年10月，在章開沅的倡議下，第一個全國性紀念辛亥革命的會議辛亥革命50週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成功舉辦。

上世紀70年代，國內還沒有一部關於辛亥革命史的通論性大型學術專著，章開沅於是着手組織編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1981年，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式出版，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極高評價，被稱為經典之作。

許多熟悉章開沅的人都知道他對自己的比喻：“自己的一生好像一隻忙忙碌碌的老雞，成天到處啄啄扒扒，如發現什麼穀粒、昆蟲之類，便招呼小雞前來會餐。”的確，章開沅不僅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培養了被稱為“章門弟子”的一大批辛亥革命研究者，始終站在辛亥革命研究第一線…… ^[2] 

郭道揚教授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申報書。他的新課題《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計劃完成一部百萬字的中國會計通史，以填補該領域的研究空白。

中國自古以來，會計一科有史無書。由於封建社會重農輕商，將計數與會計視為末等，正史鮮有記載。

上世紀80年代，郭道揚教授研究並撰寫的《中國會計史稿》出版，填補了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空白。但是他認為，這部史稿只寫到民國時期，並未涉及對新中國會計史的研究，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會計的改革與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對全球的重大影響。該是寫一部"中國會計通史"的時候了，為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1200多萬名會計工作者樹碑立傳。

一直立志改變中國會計有史無書狀況的郭道揚教授，走上會計學道路卻"純屬偶然"。

當年填報高考志願時，一位女同學開玩笑提醒郭道揚："男學工，女學醫，四肢發達學體育，不三不四學會計。"上大學時，他學的是貿易經濟，沒想到畢業後留校任教，被分到商業會計教研室。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編寫《食品系統的商品流轉核算》講義，他到基層食品站殺過豬、門市部收購過鮮雞蛋、洪湖收購過鮮魚，還到生豬收購站調研改"毛重定等"為"出肉率定等"的方法。

1978年3月，38歲的郭道揚接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任務--承擔"中國會計發展史"專題任務。這在當時是無人問津的冷門課題，可以説尚是一個空白，連一點能借鑑的資料都找不到。他遍搜資料，還從圖書館借出一批批古籍，多方考究，嚴密論證，完成中國會計史初稿，得到學術界讚譽。

郭道揚從此開始了會計史研究的學術生涯。漸漸的，在旁人眼裏十分枯燥的會計史和會計學，越來越讓他感到奧妙無窮。在他眼裏，會計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人類最早的賬本就是人的頭腦"。

寫會計史一字一句，如同沙裏淘金。為了找尋更多的線索和材料，他成為全國圖書館、博物館及檔案館的常客，《中國通史》、《二十四史》等歷史書籍和古代典籍是必不可少的案頭資料。他還另闢蹊徑，開創了一條從陶土刻記、甲骨文、金文、簡牘等考古成果中尋找會計史料的新路。只要有關最新考古成果的書籍出版，他便會馬上買回家研究。

30多年來，郭道揚教授把冷板凳坐熱，收穫了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

他的專著《中國會計史稿》上下冊約83萬字，被潘序倫、楊時展、楊紀琬等名家評價為填補國內的空白，外國大學的學者稱之為"東方的第一部會計史著作"。

他撰寫了中國第一部會計史教科書《會計發展史綱》，併為全國30多所院系培養了會計史師資，開創國內會計史教學之先河。

他的320萬字《會計史研究》已出版前3卷，是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唯一能找到的一種中文版本會計書籍。

他開拓國內外會計學研究的新領域，創新研究了一系列具有前沿性意義的問題，如環境會計、人類會計思想起源、會計控制論等……

年已七旬的郭道揚教授，在新課題《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中又瞄準了一系列創新點。例如考證會計的歷史起點，明確它與解決中國原始人生存與發展問題的關聯性，以及與語言、文字、原始藝術、原始數學、原始統計學在起源之際的歷史關係；考證中國原始社會末期龍山文化、齊家文化時期的計量記錄規則、方法，並通過研究實現與夏商時期會計的連接；以1840年為界，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官廳會計史；中國近代會計史研究以民間會計為主，其中"龍門賬"與"四腳帳"這兩種中國固有複式簿記制度與賬法，屬於世界會計文化寶庫中的珍品；首次對新中國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的會計史進行研究，展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會計成就。"啓動這個大課題，研究價值不僅體現在治學修史方面，而且希望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問題，培養一批中青年會計史研究人才和教育人才。"郭道揚教授説，自己的研究團隊已有18人，他的心願就是中青年學者能儘快成長，讓這門學科後繼有人。 ^[3] 

周駿，男，1928年出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我國著名金融學家，我省首屆荊楚社科名家之一。長期從事金融專業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任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貨幣政策與金融調控研究會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武漢市人民政府諮詢委員、湖北省金融學會副會長等職。

曾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二次全國高等院校金融類優秀教材一等獎、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財政部優秀教材二等獎、全國高等學校金融類優秀教材二等獎、全國優秀教材獎、湖北省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湖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湖北省第六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第四屆中國圖書二等獎、第二屆全國財政系統大中專優秀教材榮譽獎、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全國財政部系統優秀教師、湖北省優秀教師。 共出版個人專著4部、教材7本、發表論文60餘篇，主編、參編論文集、教材等共13本。 ^[4] 

魯迅曾經説過，所謂悲劇就是將有價值的存在毀滅給人看。若用這句意味深長的話，來考察和評價經濟學家張培剛漫長而坎坷的一生，則會對20世紀中國歷史中，個人與時代、人性與政治之間的交錯、拉扯，甚至相互磨滅，有着更加深刻的體會。這位早年就展現出非凡才華的經濟學家的去世，在中國各大媒介以及互聯網，引發了諸多國人無盡的哀思與反思。張門弟子、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的比喻常為世人引用：“張老師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後，便旋即泯滅了。”

巴曙松是張培剛的得意弟子，稱從恩師那收益頗多。他在《閲讀的歷程》如此描述其學術成長之路：“撇開其他的因素，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幾本專業領域的書，還都是就讀學校的一些老師的著作，印象最深的當然要數張培剛教授的成名作《農業與工業化》，剛剛考上研究生的那個暑假，我把這本經典著作反覆閲讀，以至對於註腳都十分熟悉……這本書對我的影響之大，以至於我現在的論文寫作語氣都帶有濃厚的《農業與工業化》的風格，剛剛開始發表文章的時候，也刻意模仿張培剛教授在書中不厭其煩的註解。沿着張培剛教授的研究脈絡，我開始順藤摸瓜去閲讀那些奠定他思想基礎的著作……”巴曙松在張培剛去世後的第一時間在微博連發10條訊息，並説“悲痛莫名，提筆不知所云”。傳統中國注重師道尊嚴，所謂天地君親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張培剛與弟子之間的關係並不僅僅侷限於知識的傳播，而更延伸到對人生意義的探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是張培剛的弟子，跟隨他攻讀碩士學位。獲知老師逝世的消息，李佐軍推掉5個重要會議，凌晨4時起牀，6時50分就在機場搭乘最早一班飛機趕去悼念自己的恩師。作為學生，李佐軍坦言感受最深的是張培剛的學術精神，“老師為人正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在他身上體現得非常的明顯。他也面臨很多誘惑，比如説一些名譽上的、行政上的安排，但是他只專心做學問，堅持自己獨立的觀點。而且他對待學術十分嚴謹，寫文章時，每一句話每一個詞都精雕細琢，他寫的很多文章都會在重點文字下面加着重號，這已經成為了他著作的風格。”

張先生的學術精神影響所及，並不限於及門弟子，而是春風化雨嘉惠後學。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周其仁常常津津樂道於其旁聽張培剛講學的“歷史情景”：“我是他講座的旁聽生。1980年張老先生在外國經濟學説研究會開設的系列講座上，為學界作外國經濟學説的啓蒙。講座地點在北京大學辦公樓二層禮堂，拜北大‘開放課堂’傳統之福，我很容易就‘蹭’進了張培剛的講堂。那時候國內還沒有出版張先生1949年在哈佛得獎的論文。聽眾中的多數人應該跟我一樣，對先生大有‘來歷’毫不知情。不過聽他操着濃重的湖北鄉音講解外國經濟學説，實在很有味道。他講解清楚，神情生動，語言幽默。他對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的知識，知之廣博，又融會貫通。尤其講到農村經濟，他在理性的敍述中透着感情，對我們有很強的吸引力。”

張培剛的學術視野與學術態度，如果要追根溯源，應該追溯到民國時期的武漢大學，以及1940年代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求學歲月。在大師離去之際，世人縱覽其星光璀璨而轉瞬即逝的漫長一生，會發現張培剛的人生軌跡可以明顯地切割為早年輝煌、中年慘淡、晚年榮耀的變奏曲。

早年出身湖北黃安寒門的張培剛自小成績突出，1934年以全院第一的成績從武漢大學畢業後，即被選送到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農村經濟研究工作。在隨後的6年時間中，除分別應千家駒和竺可楨之邀在廣西大學和因戰亂遷至廣西的浙江大學短期任教外，他深入農村進行實地考察和調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廣西、湖北等數個省份的鄉鎮和農村，積累了許多實踐經驗，相繼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食糧問題》、《浙江省食糧之運銷》、《中國糧食經濟》4部著作，發表了40多篇農村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的論文。可以説，張培剛的經濟學從一開始就不是“權貴市場經濟學”，而是立足鄉土中國的接地氣的經濟學，不管是出身鄉村，還是大學畢業後的這份與鄉村經濟密不可分的研究工作，都為張培剛此後在哈佛的嶄露頭角甚至大放光芒奠定了一份獨特的平民主義的精神底色。這是貫穿張培剛學術生命的一根主線。張培剛生前接受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訪談時曾動情地敍述其學術生命的心靈動機：“我總是心裏有他們，還是有他們。農田耕作的艱苦我親自嚐到過，怎麼把它現代化、改進，那就是我心目中，總在考慮的一個問題。所以農業後頭還要加一個工業化，主要就是農業國如何工業化。”

1941年以全國第一的成績考取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後，換乘了飛機、輪船、火車，張培剛輾轉到達美國麻省康橋的哈佛大學求學。一開始，他所學的並不是經濟學，因為最初考取的是“工商管理”學科。但張培剛的志向所在並不是僅可以使一人致富的工商管理，而是真正經世濟民的經濟學。“我當時心中經常考慮的一個主要問題仍然是：像中國這樣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如何才能實現工業化，改變經濟落後的面貌。”

為此，3個學期後，他轉入了哈佛大學文理學院經濟系。在那裏，有着美國經濟學界盛極一時的陣容：既有熊彼特、張伯倫、布萊克這樣成名已久的大家；又有着剛剛嶄露頭角，日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里昂惕夫、薩繆爾森。通曉5門外語的張培剛在這裏寫成了20萬字的博士論文、發展經濟學奠基之作《農業與工業化》，獲得哈佛大學1946年至1947年的年度最佳論文獎和“大衞·威爾士獎”。這一論著於194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日後成為了西方很多大學經濟學專業的指定參考書。藉此張培剛創造了一個華人在美國的學術傳奇：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最高獎——威爾士論文獎的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亞洲國家中唯一一個獲得此獎的學者。那年張培剛32歲，當年與他同獲該獎的是另外一個重磅級人物薩繆爾森。

哈佛時期的張培剛並非是只會讀書的書呆子。晚年在夕陽西下時窩在華中科大招待所的沙發裏，面對來訪者張培剛這樣追憶自己在康橋的青春歲月：“每逢星期日，我花2角錢坐地鐵，到波士頓城市音樂廳，買得5角錢的學生優待票，坐進音樂廳的樓上聽巴赫、貝多芬等古典音樂。”有時候他會“花幾角錢吃一頓簡易快餐”。直到他90多歲高齡，仍然喜歡每週到麥當勞吃一個麥香魚漢堡。

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譚崇台對哈佛時期的張培剛有過一段頗為傳奇的描述：他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譚崇台來自武漢大學，胡博士立馬問：“那你們可知道張培剛？他在這裏很有名氣。”事後譚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譚崇台比張培剛小7歲，後來他的妹妹譚慧成為張培剛的妻子。

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時，老師張伯倫邀請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回國，應武漢大學邀請擔任武大經濟系主任。1948年，張培剛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顧問，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但他卻認為這份美差只是個閒職。為迎接新中國誕生，在解放前夕，張培剛捨棄了每月600美元的高薪，從曼谷再次回到武大。他兩次接到哈佛大學來信，要他速到哈佛執教。他一一回信，婉言謝絕。對於張培剛這一代留學生來説，中國的富強、獨立和現代化是人生追求的首要目標，而個體的人生價值只有放置在這一個大目標之內才能獲得意義的證明。

然而，正當他準備施展自己的抱負時，歷史卻無情地和他開了個玩笑。張培剛的人生從一個高點，被時代大潮猝不及防地捲入低谷。1952年院系調整，中南行政委員會決定在武漢建立華中工學院(後改名為華中理工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而武漢大學經濟系等文科專業則停止了招生，張培剛被任命為華中工學院第三校建設規劃辦公室主任。在此後長達數年的時間內，作為發展經濟學之父的張培剛完全脱離了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幹着與他的專業毫不相關的校園規劃設計和基建工作，整天與沙石磚瓦打交道，幾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也因此勞累成疾得了肺病，還出現肝硬化。1953年，張培剛與小他17歲的譚慧在工地工棚裏結了婚。他們兩人是在剛解放時認識的，正是張培剛對新中國的熱情、執著吸引了譚慧。

譚慧至今仍記得與張培剛初次相逢併為之動情的情境：“第一次見到他，那時剛剛解放，感覺這個人思想很進步，他總是告訴我們共產黨是好的，我們國家是非常有希望的，你看這個形勢怎麼怎麼好，當時成天都是一片歌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打腰鼓，大家都是跳集體舞，都是熱火朝天的，也感覺到這個國家是生氣蓬勃很有希望的。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而且回國了他應該幹一些工作的，但是始終他就沒有這個機會，我覺得這個時候還是應該支持他。”

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開始時，張培剛在自我反省中説自己搞基建是不務正業，希望回到教學研究崗位上去，學校於是讓他擔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自此以後當了近10年的政治課老師。實際上，這段時間他還經常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在湖北省紅安縣建蘇公社，村裏的老人至今仍記得，這位戴着眼鏡有點知識的農民常常推着400斤左右的糞車，白天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晚上則在水塘邊的大楓樹下教農民識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張培剛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受大肆批鬥、抄家，他在哈佛大學當排字工賺錢買來的大量外文書籍和重要的文獻資料也因此被毀了。

“文革”時期，因為在博士論文中的一句話——“戰爭是促進經濟的一項原因”，張培剛被羅織了戰爭販子的罪名，受到迫害。1970年代，與張培剛同獲威爾士獎的薩繆爾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隨後，劉易斯在張培剛的博士論文基礎之上寫下的論文，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此時的張培剛，履歷上只有短短的10個字：“在勞動中是積極肯幹的。”往事哪堪回首？！張培剛在他最具有學術創造力的30年，卻被強制在一個最不需要知識原創性的崗位上勞動，甚至還得經受不斷的懷疑、審訊與羞辱，甚至身體暴力。在這樣顛沛流離四顧茫然的生命歷程中，張培剛只能以一種隱忍的人生哲學維繫着生命。

晚年張培剛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起這一段被強迫荒廢的大好時光，仍舊在半坡斜陽滿目蒼涼中唏噓不已：“我回國的時候抱着一切好的我都不要，抱着回來受苦的（想法），那時候心裏不快活，國家這個樣子，將來怎麼樣，前途茫茫，我以為那個時候正當受苦，中國窮、國家有難，我回來共赴國難，沒有想到讓我單獨去搞建校。讓建校一方面是覺得我學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不是馬列主義，沒有用。另外呢，覺得我這個人還比較老實可靠，不會貪污。”經濟學家張五常聽説了這段歷史大發感慨：大才何止小用，浪費了一個頂級人才。

“文革”結束後，張培剛在亂世危局中得以保存的學術生命，才開出一朵遲來的奇葩。20世紀80年代初，他把在抽屜下面藏了30年的博士論文英文手稿譯成了中文，埋沒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與工業化》終於開始得到國人的認識。經濟學家胡鞍鋼定期要給政府部門編寫國情報告，在文章中就經常引用張培剛的理論。他評價説，張培剛的理論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了鋪墊。

那時已將近70歲的張培剛又重新回到在哈佛求學時的狀態。沒有星期天，沒有寒暑假，每天僅睡四五個小時，凌晨兩三點才上牀。他説：“我現在深深地感到時間不夠用，只有拼命幹，把一天當兩天用。”這也是當時一大批倖存下來的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心志，他們總想在有限的晚年將被荒廢了的青春找回來，將學術之薪火重新延續起來。他們的赤子之心，雖然在共和國的“沖天紅焰”中屢遭焚燒，他們的愛國之情，也備受嘲弄，可對祖國的深情濃意卻從未完全斷滅。

重返闊別了近30年的經濟學界，張培剛不顧年邁體弱，在華工這所工科院校開始了艱難的拓荒之旅，先後擔任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院院長、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職位，並總結出版了《新發展經濟學》。1998年，張培剛申請了20年的博士點終於批了下來，他以85歲高齡成為中國最年長的博導。在他的門下早年成長起一大批知名的經濟學者，如董輔礽、李京文、何煉成、曾啓賢、萬典武等；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又有徐滇慶、張燕生、張軍擴、巴曙松、李佐軍等著名學者。

世界銀行的經濟專家錢納裏來華講學時説：“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是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張培剛也是改革開放後在中國系統傳播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是第一批給國家領導人主講“外國經濟學”的專家，並與厲以寧合寫了《宏觀與微觀經濟學》，最早把西方經濟學介紹到中國。

張培剛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屆張培剛獎頒獎論壇，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等名家獲獎，在華中科技大學一號樓學術報告廳內，許多揚名已久的經濟學家自發起立以長達一分鐘的掌聲向張培剛表達敬意。

“這就是他，一個做事特別認真執著的人，同時也是個樸質的人。”與張培剛相攜相守57年的譚慧總結説，要概括張老為人的話，那就是——“一個執著、奮進、坦然而又樂觀詼諧的知識分子”。而張培剛自己總結的人生觀似乎也在告訴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要像孔子所言，成為一個有所為亦有所不為的君子：“認真但不能太認真，應適時而止；看透豈可以全看透，須有所作為。” ^[5] 

祖延教授生前編纂了一批重要辭書。1975年，他擔任《漢語大字典》副主編時，已有53歲。1994年，他已是古稀老人，出任《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主編。近30年間，他一直在與癌症和多種疾病抗爭，但直到耄耋之年，仍在為祖國的辭書事業傾注心血。

然而，朱祖延教授已無法親眼看到《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出版。

擔任《語言文字典》執行主編的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宗福邦告訴記者，其中的《音韻分典》已經完工，正在付排，即將出版；《文字分典》亦在排校，將在《音韻分典》出版不久後面世；《訓詁分典》部分內容還在編寫之中。“從1994年至今，《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編纂工作已進行17年。在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下，學風浮躁現象時有出現。要坐下來、靜下心，十幾年從事一項工作，需要有理想、有抱負，經得住誘惑。”宗福邦教授説，朱先生一直是大家的一面旗幟。《語言文字典》行將完成，他生前貫注了大量心血，我們應該永遠記住。

8月底，記者曾到湖北大學朱祖延教授家中拜訪。老先生行動已經很不方便，仍熱情地接待了記者，談興甚濃。

當時，朱老還牽掛着《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編纂工作。他憂心地對記者説：“我們那代人把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當做不朽事業來做。古籍整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需要長期積累。如果沒有奉獻和投入的精神，指望搞些‘短期速成’的項目，就做不了這樣的事業。” ^[6] 

湖北是成為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山間盆地”，還是形成四極輻射的腹地經濟中心？早在1987年，時任省社科院院長的著名經濟學家夏振坤便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構想。

24年後談及此事，84歲的夏老笑聲朗朗：“不要把花環掛在我頭上。我主要研究城市化、現代化和農業問題，並沒有對中部崛起戰略做什麼貢獻。”

儘管如此謙虛，夏老認為在自己的學術生涯中還是有幾件值得欣慰的事，如較早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在發展經濟學領域，較早提出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發展；幾次給國家領導人寫信，強調要重視農業問題。

夏老曾擔任省委財經領導小組顧問，卸任後也密切關注着湖北經濟社會發展，每有談及，如數家珍。他笑言：“湖北的這本賬我還是很清楚的。”

夏老家裏到處都是書籍，書房裏還有20多個分門別類的文件夾：中國發展、三峽問題、中部崛起、改革、收入分配、後工業社會……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一直沒有停止追求學術的腳步，70歲時還學會了電腦打字。2005年出版新著《時代潮流中的中國現代化》，全書25萬字都是自己在電腦上一字一句敲出來的。

夏老又在研究一個“大問題”：改革開放怎樣走出一番新天地。將來取得成果後，他並不想出版。他説：“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我只打算印一二十本，送給能傳承自己學術思想的弟子。” ^[7] 

華中師範大學邢福義教授是活躍在語言學前沿領域50餘載、碩果累累的開拓者和耕耘者，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語言學研究領域的一面旗幟。他治學嚴謹，重視學風建設，倡導並恪守“人品第一，學問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二”的為人和治學理念，對於年輕人來説，堪稱楷模。

將西方發展經濟學引入中國的第一位學者，撰寫的《發展經濟學》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此學科的專著，首次提出“經濟增長”不等同於“經濟發展”……他就是被稱為中國發展經濟學鼻祖的譚崇台。

這位在中國經濟學領域的標誌性人物，那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淵博學識，精湛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藴，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的道德人格，誨人不倦、獎掖後學的大家風範，令人敬仰、崇敬和愛戴。專訪中，記者深深感受到他經濟思想之精湛深厚、治學之認真嚴謹、為人之謙和風趣。老人一再説：“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人，做得很不夠，深感不安。”

從四川樂山到武漢珞珈山

“我是一箇中國人，我的事業在中國。”1947年底，譚崇台滿懷報國激情，謝絕師友們的挽留，毅然自美國啓程回國。在途中，他陷入了回憶之中……

1939年，譚崇台考取了國立武漢大學經濟系。時值抗日戰爭正酣，武大被搬到四川樂山。在那裏，譚崇台總聽到高年級的同學回憶武大校園的美景，美麗的珞珈山、俊秀的東湖。當時的他對珞珈山始終有一種嚮往之情，曾在詩中寫道：“東湖碧波夢，珞珈翠微心。國破山河在，何年到漢荊。”當時，譚崇台的國文老師葉聖陶先生在詩後批了這樣一句話：“愛國愛校之心深也。”

譚崇台説，那時候，自己本可以被保送至西南聯合大學的，可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因素未能如願。於是，後來考試時就直接選擇了武漢大學。他戲稱自己是懷着一種報復心理走進武漢大學的。“當時武大內遷到四川樂山，教學條件相當艱苦。我們的宿舍就是一個當鋪的庫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濕。一天三頓全靠‘八寶飯’來維持生活，這‘八寶飯’就是摻有雜糧、沙子的米飯。”譚崇台彷彿又回到了那段艱難的求學歲月。

譚崇台清楚地記得葉聖陶先生“每兩週都會給我們佈置一篇作文，我們把作文上交之後，他都會一篇一篇仔細地閲讀，每個學生上交的作文本都會留下他用紅筆修改過的痕跡。葉聖陶先生這種嚴肅認真的治學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我，在我以後的從教生涯中時常會想起他在燈下為我們批改作文的情形，不斷地激勵我保持一種認真的治學態度”。

畢業時，學校把他們一批沒有着落的學生統派到資源委員會。不久，譚崇台被派到湖南一個廠當會計，隨後又被介紹到直接税局工作。譚崇台對這樣的安排毫無興趣，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渴望，使他感到十分困惑。

正在彷徨之際，得悉教育部將舉行公開的留學考試，要從數千名大學畢業生中選取320多人，其中財經類約招50人，譚崇台暗下決心，搏一搏。經過短暫時間的準備和沉着從容的應試，他以第5名的成績而如願以償。譚崇台的第一選擇是世界著名學府——哈佛大學經濟系。

1944年底，譚崇台實現了走出四川盆地、到外地去求學的願望，和陳觀烈、陳文蔚等中國留學生踏上了赴美求學的旅程。他們先從重慶飛抵昆明，傍晚乘美軍運輸機在夜色的掩護下，經過“駝峯航線”到達印度，再乘船經澳大利亞、新西蘭抵達美國西海岸，歷時42天。據譚崇台回憶，每一個路段都有生命危險。用他的話來説，那時候就是命懸一線。

到馬薩諸塞州查裏河邊的哈佛大學後，譚崇台和陳觀烈、陳文蔚等專業相同、經歷相似、性情相投的中國留學生同吃、同住、同行，形影不離，一時間被譽為“哈佛三劍客”(此前，韓德培、吳於廑、張培剛也有此説法)。譚崇台至今還記得他們當年在查理河邊芳草地上月夜漫步、談古論今、切磋砥礪的情景。“多情查理河邊月，年年猶憶三人行”的詩句，就是他對當年友誼的追憶。

1947年初，受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列昂惕夫、漢森的指導和教誨，在哈佛大學經濟系正處於鼎盛時期完成學業並取得碩士學位的譚崇台，到華盛頓遠東委員會任專門助理，作戰後日本經濟和賠償問題的研究工作。在這裏，他得心應手，先後撰寫了《“論日本賠償問題”》、《凱恩斯在經濟理論上的貢獻》等論文，待遇也很優厚。然而，譚崇台深切地感受到，“江山信美非吾土”，作為華夏子孫，不如歸國傾全力。譚崇台坦言：他1948年回國自然而然，在思想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阻力。正像中小學生放學必須回家一樣，作為異域求知的學子回到祖國的懷抱，天經地義。

為此，年僅27歲的譚崇台謝絕了眾多師友的挽留，回到了風雨飄搖的祖國，後受時任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之邀，回到“從未謀面”的地處珞珈山的母校武漢大學執教。“我清楚地記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後就擔任起副教授的職務。”

此時的國統區正處於黎明前最黑暗的時期，譚崇台月薪是9000多萬法幣，但在市場上只能買到6瓶醬油，這使只帶了兩個鋪蓋卷的譚崇台夫婦陷入了困境。就在這時候，兒子譚力文呱呱墜地，這讓他們又喜又憂——他們拮据得連孩子出生的費用也支付不起。幸好得到復旦大學陳觀烈教授的匯款，他們才得以解除困境。

讓譚崇台高興的是：“當時的武漢大學是非常輝煌的，師資隊伍異常壯大，有貨幣銀行學專家楊端六先生、財政學專家劉炳麟先生、會計學專家戴銘巽先生等，周鯁生先生又招納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張培剛先生、韓德培先生、吳於廑先生、吳紀先先生等學術界的精英。在這一批人的帶領之下，學校的學術氛圍和學習風氣特別濃厚。”從此，他紮根珞珈山。

1980年，譚崇台再度赴美訪問，一家電台的記者採訪時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瞭解你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離美返國，當時你下這一決心時感到困難嗎？幾十年後的今天你有何想法？”譚崇台回答説：“我對美國人民懷有美好的情感。但是，我是中國人，應該回去給中國做點事情。當年我就是這樣下了決心的，現在我也毫不感到遺憾。”

1989年1月至7月，譚崇台又應邀去美國講學，他的妻子也同行。

迎來遲到的學術青春

在1958年“反右”運動中，譚崇台被迫離開武漢大學經濟系到外語系教英語。隨着“文化大革命”等開始，譚崇台一教英語就是20年。

譚崇台內斂和“與世無爭”的稟性，使他在10年內亂中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潛心於教學，這實乃整個經濟學界的幸運。他常説：“我痛心的是經濟學的停滯和倒退。”不過，他在20多年中還是不斷寫作，儘管也不能發表，文稿不少在“文革”中散失了，從而形成一段學術履歷“空白”。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譚崇台重新回到經濟系。待他能夠重操舊業的時候，已經是年近花甲之人了，但是學術青春才剛剛開始。他不僅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教學和科研，而且還擔負起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委員和武漢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等行政和業務領導工作，為武漢大學及其經濟管理學院(後名商學院)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20世紀80年代以來，譚崇台致力於發展經濟學的引進、推進、教學和研究工作，認為發展經濟學這一門新興的學科所研究論證的問題，是一切發展中國家謀求經濟發展所必須通盤考慮的問題，也是中國長期以來在經濟建設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決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他深入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1984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發展經濟學》是國內第一部系統評述西方經濟發展理論的專著。1989年，他又主編出版了被列為國家教委“七五”規劃高校重點教材的《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該書被國家教委授予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並被推薦為全國研究生通用教材。1993年，他主編的《西方經濟發展思想史》(武漢大學出版社)，被譽為國內外第一部以經濟發展思想為脈絡的西方經濟學説史，後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

名字同發展經濟學緊緊連在一起

長期從事西方經濟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譚崇台，被認為是將西方發展經濟學引入中國的第一人。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研究發展經濟學對我國制定科學的發展戰略政策，少走彎路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可以説，譚崇台的名字同發展經濟學緊緊連在一起。他強調，要區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以經濟增長的速度代替經濟發展的效果。譚崇台説，經濟增長指社會財富或總產出的增長。衡量經濟增長通用尺度是GDP(國內生產總值)或GNP(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經濟發展指隨着經濟增長而發生的社會經濟多方面的變化，如投入產出結構的變化，一般生活水平和分配狀況的變化，衞生健康狀況的變化，文化教育狀況的變化以及自然環境和生態的變化。可見，經濟增長內涵較狹，經濟發展內涵較廣。他説，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經濟發展在一定範圍內可以量化，但更偏於是一個質量概念。“經濟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經濟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和目的。沒有經濟增長，不可能有發展。”

在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時，要考慮經濟發展究竟取得什麼樣的效果，社會目標究竟會不會完美實現，譚崇台的話語重心長。他説，決不能把經濟增長指標等同於經濟發展戰略，或者把經濟發展戰略簡單化為經濟增長指標。“在開發項目時，不要只着眼於它本身經濟效益，而要關注它的社會經濟效果和影響。對每項投資項目，都要進行科學的項目評估，作出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分析和論證。對一切經濟工作的考察都應當把視角從經濟增長擴大到經濟發展。只從經濟增長的觀點看經濟工作，看見的往往只是眼前的、自身的價值，而忽視的往往是長遠的、外部的害處，以致不可能權衡取捨，作出正確的決策。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經濟工作，可以看見長遠的、全局的利害得失，從而有利於權衡取捨，作出正確的決策。一言以蔽之，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他認為，當前以民為本、統籌兼顧、促進經濟平衡快速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對經濟發展問題認識的一個飛躍，有利於中國經濟建設“又好又快”發展。

“稱職的教書匠”那獨特的人格魅力

寄望儘早解開發展中大國最複雜、最艱深的經濟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譚崇台，學貫中西、博古通今。與他交談時，他往往引經據典，侃侃而談。與其傑出的理論成就相媲美的是他淡泊名利、虛懷若谷的崇高道德人格。他經常提醒學生和自己：“做學問之前要先學會做人，七分做人，三分做學問；要始終保持謙虛學習的心態。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你們可以隨進進行批評。”

幾十年來，譚崇台不僅桃李馨香遠播，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學理論研究與實踐人才，還以擔任社會職務、研究報告等方式，積極為國家經濟建設獻計獻策。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譚崇台仍然奮戰在教學和科研第一線，依然保持着學術上的朝氣、敏鋭與激情。他嚴謹的學術品格、高尚的思想情操，深深影響了一茬一茬的學子。至於他自己，他以為不過是一名“稱職的教書匠”。

儘管頭髮斑白，但是譚崇台精神矍鑠、步履穩健、耳聰目明。譚崇台笑着説，“現在家裏的人説悄悄話我都能聽到，耳朵一點也不聾”。説到養生，他這樣總結：“我有3條經驗。一是有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一輩子生活都很有規律，從來都不‘開夜車’，每天都在11點以前休息。二是保持心態平穩，一輩子心淡如水，上升時不得意，失意時不沮喪。另外，還需要有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老人慈祥隨和，思路清晰。

採訪結束後，譚崇台贈記者一部43萬字許的《譚崇台選集》。細細翻閲這部凝聚他學術成就的著作，品味到他經濟思想的博大精深，一個個富有創新意義的學術觀點讓人大開眼界。翻到後記，記者感動了：“只要一篇文章還有正確的方面，錯誤的東西就讓它保持原樣，使讀者可以看出我曾經何等淺薄而現在是何等需要不斷探索，從而對我的一生有較全面的瞭解。”透過這些文字，記者讀到了老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難怪他年已高齡仍然堅持給博士生上課，並從不遲到一分鐘，講稿也是經過仔細推敲並不斷更新。他説：“如果我還是沿襲老一套的思想和觀點去隨便應付一下，這樣做不僅對不起學生，更愧對自己。”

博學、嚴謹、謙虛、淡泊，這是老一輩知識分子獨特的人格魅力。這一切，在譚崇台身上得到體現。他不愧是中國發展經濟學領域的一面旗幟！ ^[8] 

馬克昌(1926年——2011年)，著名法學教授、博導，河南西華縣紅花集鎮人，法學家。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律系，後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班，師從前蘇聯刑法學家貝斯特洛娃教授專門從事刑法學研究。1952年返回武漢大學任教。參加過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工作。曾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學會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特邀諮詢員。與人大高銘暄教授合稱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2011年6月22日在武漢去世，享年85歲。

彭斐章，男，1930年9月出生於湖南省汨羅市。1953年畢業於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1961年3月畢業於莫斯科圖書館學院（今莫斯科文化大學）研究生部，獲教育學副博士學位，曾於1972年5月至1984年9月任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副主任，1984年10月至1992年12月任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現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院長。

著名哲學家陶德麟教授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已有58年，被同行專家評價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最前沿、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而陶老將外界給予的榮譽當成是對自己的鼓勵，謙稱：“我只不過是做些探索工作，比我貢獻大的人還有很多。”

談起幾十年的學術人生，陶老笑説：“感謝你們年輕人來聽我講老故事。”但他幾次提到，自己口述涉及的時間可能有出入。老先生擔心影響記錄的真實，可見幾十年治學嚴謹的作風。

陶德麟少年時代的興趣在於自然科學，進武漢大學後讀的是經濟學。時任武大校長的李達覺得他文章寫得不錯，便讓他做學術助手。從此，他走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之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參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撰寫了《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等重要文章，被理論界稱為“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

80歲的陶老如今仍活躍在學術前沿，主持重點項目，還帶着7個博士生，定期開學習討論會。他鼓勵學生要有反對老師觀點的勇氣，當然得有理有據。他笑言：“古人説‘不知老之將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跟着大軍，敲敲邊鼓吧。我是越老越感覺自己不足，寄希望於年輕人。”“哲學家應有‘為萬世開太平’的襟懷。”陶老寄語青年學者：搞哲學研究要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追求真善美。 ^[9] 

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門史中國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地方誌副總纂，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被國家科委授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2年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頒發“世界著名知識分子”證書。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錶彰首批“荊楚社科名家”，馮先生名列其中。 ^[12] 

“我好像是這次慶祝活動中唯一的老外。”17日，武漢大學慶祝著名美學家劉綱紀教授八十華誕。德國特里爾大學著名漢學家卜松山教授説着一口流利漢語，風趣的言語逗笑了全場學者。

卜松山回憶，他1993年來漢訪問時，第一個目的就是拜訪劉綱紀教授，因為自己研究美學，對其著作很熟悉。他們建立了深厚友情，至今已交往近20年。這位德國學者説：“我很高興成為你的學生、朋友。”

劉綱紀是首屆荊楚社科名家之一、武大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在美學原理、藝術哲學、中國美學史、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及中國書畫史論等領域，都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對中國美學界影響深遠。

劉綱紀教授滿頭銀髮，精神矍鑠。談起自己的成長和求學經歷、學術生涯，老先生有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他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能生搬硬套，而要與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相結合。

來自省內外高校的學者們，對中國當代美學進行了回顧和展望 ^[10] 

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曾任湖北師範學院政教系主任，武漢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教授。1997年作為中國法學會代表團團長出訪阿根廷、智利和法國，2001年以大陸法學家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赴台灣參加學術會議。2005年赴美國訪問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5所大學法學院。2012年獲中國法學會“傑出資深法學家”稱號。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顧問；教育部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高校法學教學指導委員會顧問；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工程法學組主要成員；全國法理學研究會顧問；全國法學教育研究會顧問；吉林大學、山東大學等21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或兼職教授。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曾任武漢大學副校長、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會會長等職。現任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兼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教育部社科委綜合學部委員。長期從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日戰爭史和大國海洋史、中國海疆史研究。先後承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等各類課題40餘項，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日戰爭史（1931—1945）》《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九卷本，主編)《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歷史地位》等著作15部，發表《中國戰場與日本的北進、南進政策》《論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戰後初期日本的領土政策：對盟國的抵制與索取(1945-1951)》《南海仲裁案沒有尊重領土歸屬的歷史事實》、《“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對世界歷史發展的積極意義》等學術論文120餘篇，提交諮詢報告30餘篇。

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國家教學名師、博士生導師，曾任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武漢大學信息資源研究中心主任。1975年開始從事科技情報研究工作，1988年晉升為副教授，1990年破格晉升為教授。1990年至1991年在德國國家信息中心從事合作研究工作，同時到英國、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等國十多所著名大學訪問講學，期間訪問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科技情報系統，就世界綜合情報發展計劃與該系統總幹事進行了會談，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並被採納。1994年至1995年及2004年在美國多所著名大學訪問講學並從事合作研究工作，被這些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或研究員。近30年來，出版專著和教材10餘部，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發表論文200多篇，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家國際合作重點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等各級各類科研項目20餘項，獲得各類獎勵20餘項。

曾任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現任武漢大學漢語言文學典籍整理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文化部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音韻、訓詁研究和辭書編纂工作。1975至1987年參加《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任編委，兼《漢語大字典》武漢大學編寫組組長。1985年開始主持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七·五”及“八·五”規劃重點項目《故訓彙纂》的編纂工作。經歷了十八個春秋，完成這項重要的文化工程，2003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稱之為“利今傳世的鉅製”，把它與《辭海》《辭源》《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並列為漢語辭書五部代表作。目前擔任國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執行主編兼《音韻分典》主編，同時主持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九·五”規劃重點項目《古音彙纂》的編纂工作。

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第八屆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曾任華中師範大學副校長、校長、黨委書記。主要社會兼職有國家教材委員會專家委員、國務院中國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教材編寫組首席專家、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等。曾先後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等擔任客座研究員、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中國近現代博覽會史、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史、辛亥革命史。出版和主編學術專著20餘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餘篇，學術成果多次獲獎。

現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審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學部委員、中國政治學會副會長。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湖北省優秀教師、荊楚社科名家等榮譽稱號。長期從事農村問題與中國政治研究，是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的開拓者之一，2000年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2004至2012年5月任政治學研究院院長。2011年至2016年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曾擔任民政部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湖北省人民政府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湖北省政治學會會長（2007—2017年）。

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家保護知識產權工作研究基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校法學學科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民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常務理事、最高人民法院特約諮詢專家、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南財大經濟史研究所所長，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經濟史專家，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經濟史同行重視，有兩本被譯成英、日文，在美國、加拿大、日本問世，著作被很多國家圖書館收藏。第一次比較系統論述了什麼是經濟史學和怎樣研究經濟史學，創立了經濟史學概論體系。帶領國內多個同行學者做了多項為中國經濟史學科打基礎的工作，成為經濟史學科的領軍人物。1986年中國經濟史學會成立時，是最年輕的常務理事，中國現代經濟史專業委員會副會長。70歲以後至今，被推選為中國經濟史學會名譽會長。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