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洛神賦卷

趙構《草書洛神賦卷》，處帝王之尊，頗具神韻。

此卷字法熟練，筆意圓潤，一氣呵成，流暢而能渾厚，飛動而兼沉着，可見書者當時精力彌滿，興致清暢，是晚年筆而非衰年筆。作品屬於小草，雖氣脈連貫，而又字字獨立，筆筆清楚。趙構曾言“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脱豪舉，終不失真”，“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於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闕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強調楷書的基礎作用，主張草書“使筆畫不失真為尚”，故其所書無連綿苟簡之習，易於辨識。其實早在蘇軾就經常強調楷書的重要，主張行草要有法度，所謂“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黃庭堅亦謂“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論書》），這當是一時的書法觀念，世雲“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當就整體而言，以楷書、行書分別為唐、宋兩朝書藝代表為前提。倘若專論草書，宋人也是尚法的。對法的崇尚，甚至限制了宋朝草書的進一步發展。

趙構此卷雖是自家面貌，卻也是淵源有自，其中智永對他的影響較明顯，筆意、字勢均可見出。米芾的影子也還有一些。《翰墨志》曾專提到智永，並稱“得其《千文》藏”，今存趙構書跡亦有《臨智永真草千字文》，可見其浸淫之深，趙構在《翰墨志》中毫不掩飾其對米芾的喜愛，甚至記載了米芾生活的部分細節，大有今日追星族之風，米芾在《海岳名言》中醜詆前賢，二王之下，唯於智永《千字文》許以“秀潤圓勁，八面具備”，趙構喜愛智永或許也曾受到米芾的影響。另外，我們拿出米芾《焚香帖》和趙構《洛神賦》作一對照，也可以明顯見出二者的相似，可以説，早期對米芾的取法在趙構晚年作品中仍有不由自主的流露。

陸游曾言“思陵妙悟八法，留心古雅，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趙構自稱“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盛”，上有提倡，下必風靡，在南宋，以趙構為中心，學習書法風氣甚濃，足為小朝廷“中興”之點綴，趙構在書法的發展上自有他的貢獻，是不必抹殺的。當然這個貢獻越大，他有負於當時江山社稷的也就越多——書法對他而言真是逃避責任用來自我慰藉的一副良藥。

《洛神賦卷》未署年款，但卷末署“德壽殿書”款，鈐“德壽殿御書寶”朱文印，可知是趙構做太上皇后所作，是其成熟期的作品。寫時省略了原文所有的語氣詞“兮”字，這樣的省略在書法作品中很少見。趙構在政治上的庸怯早有歷史定論，但在書法史上卻佔有一席之地。他在其《翰墨志》開篇即謂：“餘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又云：“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型，而心之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趙構書早年學黃庭堅，又學米芾，頗受時風影響。即位後，力學唐人如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現存的《岳飛敕》、《徽宗御集序》均可見虞褚二家的影響。趙構書法的黃金時期是他退為太上皇之後，據《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紀》“紹興三十二年詔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稱太上皇，退處德壽宮……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於德壽殿，年八十一”。紹興三十二年，趙構55歲，也算是年富力強之時，他從危困的局勢和繁冗的政務中解脱出來，在以後的26年裏，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把自己的書法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這段時間裏他致力於六朝，“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翰墨志》），經過屢易典型之後，終於確定了自家面目。明陶宗儀《書史會要》所謂“高宗善真行草書，無不造妙，或雲初學米芾，又輔以六朝風骨，自成一家”，《草書〈洛神賦〉》便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