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馬互市

茶馬交易，最早出現於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為定製。由於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對茶葉十分依賴，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膩、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葉的供給，就等於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葉自宋以來不但成為中原王朝與西北和西南地區的藏族之間的大宗經貿產品，而且也成為與藏族之間保持友好關係的物質手段。

茶馬互市”對維護了宋朝在西南地區的安全與穩定起到重要作用，是兩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的治邊政策。其次，通過茶馬貿易，還滿足了封建王朝對戰馬的需要，又為朝廷提供一筆鉅額的茶利收入解決軍費之需。

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713－756年）之間，稍稍有之，至德大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後盛矣。

據《封氏聞見記》載：唐代除南方盛產茶葉並普及飲茶外，中原地區也無處不賣茶和飲茶。不僅如此，當時飲茶已經到了“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於中地，流於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臨茶山，縣以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劃，始有“茶”字；陸羽撰寫經典著作《茶經》而標誌着出現了茶學；茶始徵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較系統的茶政；茶葉開始銷邊，開始了茶馬互市。唐代中國的茶葉生產進一步擴大、飲茶之風更加盛行，甚至連周邊少數民族也以飲茶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內容之一。唐代茶葉專家陸羽撰寫的不朽著作《茶經》，不僅僅在內地廣為流傳，而且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影響也非常深遠。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渾等西北少數民族請求和市，百廢待興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風戍（今青海省貴德境內）互市。唐朝曾經派遣使者李遠等人出使吐谷渾，“與敦和好”。有的學者指出，這次吐谷渾與唐朝的互市，實際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動提出的，與其説是吐谷渾請求互市，不如説是唐朝主動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這一方面反映了當時恢復和發展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是唐王朝所面臨的當務之急，另外對戰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緩和與強大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唐朝及時恢復了與少數民族之間的“互市”，在較短時期內就收到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出現了“雜畜被野”的盛況。已經難能確定當時雙方用何物進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點是比較明確的，這就是內地所產的絲織品和茶葉是唐王朝用於互市的基本內容，而牲畜則是少數民族用於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開元（713～741年）年間，長安政府曾經“發使及典縑等，大賚繒錦，將於石國和市犬馬”。這裏已經明顯地具有官方組織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互市的性質，而不是政治色彩濃厚的貢賜貿易。當時互市不僅僅是中原王朝的願望和要求，少數民族方面同樣也有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開元（713～741年）時期，突厥突騎施可汗蘇祿，就曾經派遣牙官送馬1，000匹到安西互市。雖然因具體環節出問題而沒有成功，但卻反映各族之間要求互市的強烈要求。

對正常的民族貿易有了深度認識

唐代前期，最高統治者已經對正常的民族貿易有了比較深度的認識，清楚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經濟活動，正如唐玄宗在開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國家舊與突厥和好之時，蕃漢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國家買突厥馬、羊，突厥將國家彩帛，彼此豐足，皆有便利”。實際上，按唐玄宗所言，當時已經認識到民族互市的作用遠遠超過了經濟意義。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貿易――諸如絹馬貿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財政負擔接受，如果出現逆差，則必然會成為經濟上的一種壓力。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對與突厥之間的絹馬逆差表示不滿和擔憂：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卻回，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下租調，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羅達幹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回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準，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長久，不是限隔。

按唐玄宗的看法，當時唐朝與突厥的絹馬貿易中以年3，000－4，000匹馬數為宜，如果年交易額達14，000匹馬，則須花費絹帛達50萬匹，這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當然，也能從唐玄宗的這道敕書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與突厥的絹馬貿易是相當活躍的。

宋代茶葉生產的大發展，為朝廷開拓茶馬互市貿易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宋代東南地區的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諸路植茶在唐代基礎上有較大的發展。東南9路產茶遍及60個州242個縣。福建的建州，不但產區集中，產量較多，而且品質優異，引起朝廷的關注.因而設置規格宏大，管理嚴密，專造貢茶的“北苑龍焙”，以代替顧渚貢茶院。每到採茶季節，“千夫雷動，一時之盛，誠為偉硯”。同時北宋王朝繼唐朝開發江南廣袤土地之後，繼續向嶺南開發。在廣東、廣西開闢了很多新茶園。如廣東的南雄、循州，廣西的靜江府及融、潯、賓、昭等州。東南地區的茶葉產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達到兩幹多萬斤，成為全國茶業經濟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規定專榷東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歲人百餘萬緒”。景德元年（1004），茶歲課“五百六十九萬貫”，茶利直線上升，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柱，對籌措軍響起了關鍵性作用。

邊疆少數民族以畜牧為業，以肉，乳為上，而茶“攻肉食之羶膩，滌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飲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無不飲者。

以茶易馬是諸物資中最佳選擇。宋初以銅錢、絹、茶等易馬。以銅錢買馬，存在三個問題，據史載，綜合平衡計算馬價，平均每匹約30貫錢，以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計算，耗資七十五萬貫，非國家財力所能負擔，此其一。北宋初年。銅餞大量流往宋朝統治以外地區。導致錢荒，影響貨幣流通與市場繁榮。此其二。更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錢，悉銷鑄為（兵）器”，這就等於為對方輸送武器，增強了他門進攻的能力。從而削弱了本身的抵禦能力，在軍事上造成極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銅錢買馬。

再看以絹買馬。太宗、真宗時，宋中央政府二税收入的綢絹每年不足二百萬匹。一匹絹值一貫，一匹馬值三十貫，則需三十匹絹買一匹馬，絹賤馬貴。平均每年買馬二萬五千匹，則中央財政絹的支出幾乎佔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政府財力無法承受的。只有茶貨源充足，牧民又喜愛，故以茶易馬是中央財政最佳方案，從而推動了茶馬互市貿易的發展。

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行茶馬法，於成都置都大提舉茶馬司主其政。1371年（明洪武四年），户部確定以陝西、四川茶葉易番馬，於是在各產茶地設置茶課司，定有課額。又特設茶馬司於秦州（今甘肅天水）、洮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專門管理茶馬貿易事宜。明代的茶馬政策有着明顯的政治目的。清代茶馬政策是明代茶馬政策的延續。雍正十年，雲貴總督鄂爾泰以茶馬互市控制雲南邊疆土司以及邊境諸國戰馬數量，最後成功平叛並順利推行改土歸流就是一個著名案例。由於茶是邊疆少數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統治者嚴格控制茶葉的生產和運銷，並嚴禁私販。以茶易馬，在滿足國家軍事需求的同時，也以此作為加強控制少數民族的重要手段和鞏固邊防、安定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策略。後來隨着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交流的發展，民間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進行貿易。後茶馬貿易制度崩壞日甚，雖時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間茶馬貿易愈益興盛。

在茶馬互市的政策確立之後，宋朝於今晉、陝、甘、川等地廣開馬市，大量換取吐蕃、回紇、党項等族的優良馬匹，用以保衞王朝邊疆。到南宋時，茶馬互市的機構，相對固定為四川五場、甘肅三場八個地方。四川五場主要用來與西南少數民族交易，甘肅三場均用來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易。

茶馬比價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比價是否公平合理，關係到事業的成敗。宋政府確定“隨市增減，價例不定”的原則，是符合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是深謀熟慮的結果。元豐間，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換一匹馬。後以茶價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崇寧年間，“馬價分為九等（良馬三等，綱馬六等）.良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綱馬六等，每匹分別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 斤、132斤”。南宋時，馬源鋭減，馬價上漲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換一匹馬。可以看出，茶馬比價是按照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和馬質優劣來確定的，可説是既公平又合理。

為了鼓勵吐蕃以馬易茶，宋政府還規定易馬的茶價低於專賣的價格，這種削價政策，既刺激了戰馬的來源，又“馬來既眾，則售茶亦多”，薄利多銷，同樣獲得厚刊。同時又規定好茶專用易馬，不得商賣，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闕”，用名山茶易馬，最受少數民族歡迎。

宋代買馬分兩種，其一曰良馬，用於戰爭，主要來自今青海地區的吐著等少數民族，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今黎、敍等五州所產是也。”買這種馬的意圖有二，一是從羈縻馬中挑選一部份良健的為戰馬，以補充戰馬來源的不足。二是安撫西南少數民族，使他們不致反抗宋政府。在當時政治、經濟中產上了很大的影響。

宋代茶馬貿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種舉措也很有力。如易馬數額與價格“隨市增減，價例不定”；“馬價分九等”，各等按馬駿駕折茶不一；買馬的茶價低於專賣的價格，“馬來既眾，財售茶亦多”有利多銷；又規定品質好的雅州名山茶專用於博馬，在博馬任務沒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販運等等。所有這些規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換原則和商品經濟市場客觀規律的，贏得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和擁護，使茶馬貿易得以持續開展，所以筆者認為茶馬互市貿易是雙方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物資上的餘缺調劑，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與吐蕃等少數民族通過茶馬互市貿易促進了經濟的緊榮。首先擴大了茶和馬的市場，推動了畜牧業和茶業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其他商品的交換，高寒草原地區的牛，羊、獸皮、藥材和其他農副上特產大量流入漢族地區，而漢族地區的絹、布、陶瓷、食鹽及其他手工業品和農副土特產也大量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不但促進了當地手工等產業的發展，同時頻繁的經濟貿易活動，也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和社會進步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代茶馬貿易在政治上有利於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統一。吐蕃驅馬來買茶，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官員，也有百姓，與漢族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的聯繫和接觸，這就有利於促進雙方的溝通，增進理解與友誼。西北地區的吐蕃就是通過茶馬交往而願意接受宋王朝的統治，邊疆地區也比較安寧，並共同抵抗西夏的進攻。西夏與宋對峙，茶無來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滿，迫使與宋一度議和，購進茶葉。所以茶馬貿易對增強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宋王朝的鞏固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元朝不缺馬匹，因而邊茶主要以銀兩和土貨交易。

到了明代初年，茶馬互市再度恢復，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漸漸廢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後，“茶馬互市”作為一種重要制度逐漸從歷史的地平線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現了“邊茶貿易”制度。由於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漢藏交流的增加，進入茶馬古道沿線的商品種類大幅增加。藏族對茶葉的需求有增無減，同時對其他產品如絲綢、布料、鐵器以及生產生活資料等商品的需求也開始增加；而內地對藏區的皮革、黃金以及蟲草、貝母等珍貴藥材有更大需求。這樣，漢藏之間的貿易範圍更加廣泛，“茶馬古道”沿線的民間貿易則益加繁榮。直到清文宗，地方馬場奉命裁撤，各地軍隊所需馬匹統歸自購，官府設置的茶馬交易隨之停廢，延續400餘年的茶馬互市交易自此終止。

隋唐時期，互市有專門的政府機構，如隋代設有“交市監”機構管理包括民族間貿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監”互市管理機構，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將交市監改名為“互市監”。武則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經一度改稱為“通市監”，但是不久又恢復為“互市監”。機構的多次調整，表明最高決策者對民族互市的重視以及對理順互市管理渠道的積極態度。

在唐代茶馬互市出現之前，中原王朝主要用金銀、絹帛及各種手工業品來交換周邊少數民族的馬匹及其它畜產品，歷史上將這種互通有無的民族貿易稱之為“絹馬貿易”。絹馬貿易在歷史上維持的時間比較長，它曾經是中原王朝同周邊少數民族進行政治聯繫和經濟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中國有關茶葉的記載比較早，而茶葉作為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必需品，則是唐代或準確説是中唐以後的事。

買賣茶機構，在成都府路八個州設置24個買茶場。在陝西設置50個賣茶場。賣茶場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全部收購茶農的茶葉，茶商必須向茶場買茶，不能和茶農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販，許人告捕、治予重罪。買茶場屬茶馬司直接領導，但“茶場所在，州委都監，縣委令佐兼監”，各級地方長官，均有義不容辭的監督之責。各買茶場並設有專典、庫秤、牙人等辦理買茶和徵税事宜。並制定了各場收購定額和超額獎勵欠額懲罰條例。賣茶場主要任務是把四川運去的茶葉按官價出賣或易馬，同樣屬茶馬司領導，地方長官也有監督之責，同樣制定了銷售定額和獎懲條例。

買馬機構：熙寧八年，在熙河路設置六個買馬場，後又在秦風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滬州等地增設。茶馬管理機構的設置與調整，組織的嚴密，獎勵和懲罰諸措施，對保證茶馬貿易政策的貫徹執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自湖南長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區，腳挑馬馱集中於牛田驛今洞市，用竹排木排順麻溪於麻溪口入資水，然後用船順資水，經益陽，經湘陰，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經岳陽府巴陵入長江，經臨湘，湖北武昌府嘉魚，江夏，四百二十五里達漢陽府漢陽縣漢口鎮。計一千一百里許。

或自湖南長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區，腳挑馬馱集中於牛田驛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順麻溪於麻溪口入資水，然後用船順資水，經益陽，經湘陰，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過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於長沙靖港入湘江

另有陸路2線經新化至寶慶 經梅城，寧鄉至長沙萬里茶路地圖。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漢口後，再由漢口水運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後上岸以騾馬馱運北上，經洛陽過黃河，過晉城、長治、太原、大同至張家口，或從玉右的殺虎口入內蒙古的歸化，再用駝隊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 然後由恰克圖銷往歐洲和遠東地區。並走西口經包頭、哈薩克斯坦供應當地的牧民。 然後從俄國輸入的貨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嗶嘰、鐘錶、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農和晉商家族共同開闢。

晉商是明清商幫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馬互市為發端，至清代日漸興盛，成為國內主要茶葉商幫之一。湖南是著名茶葉產區，晉商在湖南安化採茶、製茶，並將加工後的茶葉運銷到西北茶市，實現了一體化的經營方式，促進了國內及國際茶葉貿易的發展。隨着茶葉貿易的興盛，安化當地形成了以茶葉生產、加工及包裝一體化的地區生產格局，極大地促進了湖南及安化當地經濟的發展，晉幫茶商也因此獲利，二者在茶葉貿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機制

山西茶商來安化收購黑茶，首選喬口設莊，時安化黑茶以高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莊鄉的高家溪、馬家溪及思賢溪之火燒洞、竹林溪之條魚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黃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資江北岸的香爐山、黃茅衝、白巖山、黃標界、任家坪、雲皮溪、湖南坡等處，質量也很有名，產量比較集中，都距喬口較近。同時，喬口地處資江江邊，茶葉輸出極為方便，説明晉商已具商業營銷的戰略眼光。步晉商之後，是陝、甘等省茶商，再後是鄂及省內商販。　茶莊經營黑茶，開始比較簡單。明朝規定茶商先向朝廷納税，領取“引票”，憑引票來安化採購，按規定重量壓成包，再運往西北銷售，所以稱為“引茶”，又稱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當時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帶損耗10斤，稱為“附茶”或副茶，共計110斤（65.65公斤）。運至陝西茶馬司。清順治年間（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連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後茶商借口茶農交售的茶葉水分，灰分過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後竟每引高達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師多年，對茶區生產、生活及茶市情況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陝甘總督以後，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間的引票，茶農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茶農利益。

引茶分“陝引”、“甘引”，“陝引”色黑，葉質較嫩；“甘引”色黃，葉質較粗。清順治時，茶商將“甘引”運至陝西涇陽委託當地茶坊加工成茯磚，數量佔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磚運輸、邊民收藏、飲用更加方便。過去那種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歷史。乾隆時（18世紀）晉、陝茶商在安化採辦“陝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貢尖、鄉尖（即生尖）、捆尖”幾種。芽尖、白毛尖為高檔禮品茶。天尖以下各茶為商品茶，清末以後，只產天、貢、生尖三種。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陝商託人下鄉採辦“陝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後改稱“百兩茶”，踩成小圓柱形。同治年間（1862）晉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兩茶”的基礎上選用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與篾簍捆壓而成花捲茶，每支淨重1000兩（含37.27公斤），又稱“千兩茶”，以邊江為主要產地，在邊區用駱駝運輸極為方便，與磚茶一樣，愈陳質量愈好，產品問世以後，深受銷區歡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內容可以充分反映這段茶葉貿易的歷史。

據封演《封氏聞見記》謂：“（飲茶）……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可知以茶與外蕃易馬，不始於宋，實始於唐，亦可見中國茶葉輸人外蕃，開始於唐。外蕃嗜好中國之茶蓋亦有故。

《宋史·職官志》雲：“（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茶而病於難得，專以蜀易上乘。”

《明史·食貨志》謂：“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與此正同。陸游《南唐書》提及：契丹雖通商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葉珠貝而已。確係實情。北蕃好食肉，必飲茶，因茶可清肉之濃味。今蒙古人好飲茶，可為例證，不飲茶，多困於病，無怪其常以名馬與漢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團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價買之，宋·張舜民《畫漫錄》雲：“熙寧中蘇子容使遼姚鱗為副，曰：‘蓋載些小團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儔敢與北人，未幾有貴公子使遼，廣貯團茶，自爾北人非團茶不納也，非小團不貴也，彼以二團易蕃羅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鵲，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國之藏古，食肉飲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對於洮河西寧一帶之西蕃，皆以茶馬為羈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