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麗瑛

出生於窮苦家庭。6歲時喪父，母女相依為命。母親在上海啓秀女中當勤雜工，她在啓秀女中半工半讀，課餘兼幼稚園教師，各科成績優秀。1931年畢業後，考入蘇州東吳大學法學院，只讀半年就因付不起學費而輟學。1931年考入上海海關工作，當英文打字員。1935年參加上海中國職業婦女會，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海關樂文社。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她參加了戰時服務團的支援抗戰的活動。當國民黨軍撤退，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後，她毅然決定參加海關華人組織的“救亡長征團”，奔赴廣州、香港等地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後因計劃改變，從廣州回上海啓秀女中（現十二中學）任教，繼續參加抗日活動。193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領導婦女界抗日救亡活動，與各救亡團體一起，發起“勸募寒衣聯合大公演”和組織“物品慈善義賣會”，以救濟難民名義，為新四軍添制軍衣，籌集經費。她們借“大陸電台”舉行平劇大會唱。引起日偽特務機關的注意，給電台投寄附有一顆子彈的恐嚇信進行威脅。茅麗瑛當即表示：“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平劇大會唱照計劃進行。以後又組織了一次粵劇大會唱。兩次會唱，推銷了大批代價券，徵集了大批義賣品。日偽特務威脅未成，就策劃破壞義賣會。許多單位接到特務的恐嚇信，不敢提供會場。她表示：不惜為義賣犧牲一切，決不動搖！最後決定以南京路福利公司二樓為義賣會場。會員們徹夜佈置，如期開幕。當天下午，突然闖進多名暴徒，大打出手，她和會員們奮起還擊。打退特務後，整理好商場，繼續營業，直至勝利閉幕。1939年12月12日晚，正當她步出會所時，突然遭到日偽特務的槍擊，身中三彈，於12月15日身亡。上海解放後，陳毅親筆寫了輓詞：“為人民利益而犧牲是光榮的，人民永遠紀念她！ ^[4]  ”

茅麗瑛，1910年8月生於浙江省杭州市一個破落的小官吏家庭。6歲那年，父親因債台高築投河自盡，茅麗瑛跟隨母親背井離鄉來到上海，投奔啓秀女中任教務主任的親戚陳招悦。母女倆寄居在啓秀女中，母親在該校當勤雜工。茅麗瑛生性豁達，不以自己出身貧寒而自卑，常自勉人窮志不窮，窮人也能讀好書。她7歲隨從陳招悦在音樂室，便能識譜彈琴；8歲就讀啓秀女中小學部時就能熟練彈奏鋼琴名曲；初中階段，學習成績優異，英語成績出眾，還擔任本校幼稚園音樂課小先生；高中階段能操一口流利英語，並擔任小學部英語課小教師，勤工儉學，為今後上大學積攢學費。高中畢業後茅麗瑛考入東吳大學法律系。她僅讀一學年，因不能支付昂貴學費被迫輟學。第二年她應考上海江海關英文打字員被錄取，英文速記和口語成績名列考生之冠。工作之餘，她努力閲讀中外文學名著，接受進步思想，同時參加上海中國職業婦女會(‘職婦’前身)，樂於社會工作，參加江海關地下黨組織的“東文社”，成為積極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海關地下黨支部以“東文社”骨幹為基礎，迅速成立起“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茅麗瑛擔任慰勞組負責人。她不知疲倦地終日奔走，幾乎跑遍了江海關每一個部門，進行捐募。她逢人便説：“我們在悲憤中忍受了六年，這一次我們不能再退讓了。抗日烽火已經燃起，戰士們在火線上與敵人浴血奮戰，我們也理應作貢獻。在國家危難的當口，我們要勤儉，以物力支援抗戰。”錢捐到了，還得買布縫製衣服。8月23日中午剛過，日寇飛機又竄至南京路上空，掃射市中心街區。行人紛紛逃避，商店家家關門。茅麗瑛剛剛趕到南京路，準備採購些縫製戰士內衣的布匹，哪知敵機已飛至幾家大公司的屋頂上方，扔下一枚重磅炸彈，南京路頓時血肉橫飛。她顧不了那麼多，只得挨家去敲商店的門，邊敲門邊大聲叫喊。她好不容易才叩開一家布店的門，裏面的夥計探出頭説：“買布?你看看這是什麼時候?打仗了，形勢這麼急。”茅麗瑛急切地説：“老闆，發發善心吧，前方戰士在流血，我買布做衣服給前方，為的是支援戰士早日打敗東洋人。”店夥計終於被感動了，虛掩着門，請茅麗瑛進去談，幫着她挑選大量布匹。等她拿了這幾匹布走出店門時，南京路上已空無一人，哪裏還僱得到黃包車。她只好雙手抱着，走走停停地把幾匹布獨自抱了回來。這時，她汗流浹背，兩腿發軟，癱倒在團部的地板上。

軍隊的英勇抗戰，鼓舞了人民羣眾，上海市民的愛國熱情，又激勵了前方戰士的鬥志。醫院和許多學校住滿了傷員。茅麗瑛帶領一支慰勞隊，帶去蘋果、桔子、罐頭等慰問品，冒着酷熱，步行到紅十字醫院、太和醫院、小沙渡培成女校等，慰問傷兵。她向戰士講述各地抗戰形勢，和慰勞隊員一起唱抗戰歌曲，受到傷員的歡迎。

11月，中國軍隊撤離，日軍佔領上海。上海被佔後，兩塊租界便處於日軍佔領區的四面包圍之中，人們稱之為“孤島”。

上海淪陷後，一大批熱血青年尋找出路。他們不願待在沉悶的孤島，走向內地，奔赴延安。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工作已不適應當時環境，經過反覆商議，得到組織的支持，決定組織“江海關同人救亡長征團”，辭職長征，到廣州等地海關去宣傳抗日。在自願報名參加的原則下，茅麗瑛認為愛國職責義不容辭，也決心參加。她當即把自己的行動計劃告訴了母親。母親對女兒這突如其來的計劃簡直不敢相信，説：“什麼?辭職?去廣州?離開家?”20多年來，茅麗瑛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身邊。茅麗瑛抑制了自己的情緒，又把話仔細重複一遍。“你不能走，媽媽年老了，不能離開你。你不能走，不能走啊!……”母親反覆懇求，聲音在顫抖。茅麗瑛定睛望着母親，見母親枯皺的臉上佈滿了淚水，不禁悲從中來，潸然淚下。自古忠孝兩全難，她猶豫了。母親唯恐女兒任性離她而去，又請人來勸阻她：“搞抗日，也並非一定要丟掉金飯碗，再過幾個月，你服務滿七年，就可拿相當一年薪水的酬勞金，你算算每月78元，一年不就是近千元。母親養育你費了多少心血，做女兒的可要懂得孝順啊……。茅麗瑛左思右想，十分矛盾，為了抗日救國，拋棄這近千元的酬勞金是在所不惜的，可是年邁的母親孤身一人的確需要人照顧啊。兩天後，茅麗瑛參加了戰時服務團為“長征團”舉行的盛大歡送會，深受鼓舞。當晚茅麗瑛終於向母親和盤托出了想去內地的道理，對母親説：“為了民族的解放，為了趕走日本侵略者，我決定走了。等趕走東洋鬼子，我們就可以過上安寧的日子”。“媽媽，寬恕我吧，請你原諒女兒的這一行動吧。”母女倆只是無聲的流淚。母親瞭解女兒，她一旦決定，就不會回頭。

11月27日下午，“長征團”一行19人乘一艘法國郵輪，隨着汽笛響起，準備啓航了，這時茅麗瑛行色匆匆地趕到了碼頭。同事們望着她那雙哭紅了的眼睛，看看她提着行李都驚呆了，“還是歡送一羣青年走向內地的一個，而你自己倒成為長征團成員，這是怎麼回事?”茅麗瑛臉上露出微笑：“奇怪嗎?我突然決定走，歡送長征團回去後，想了一夜，也難過了一夜，他們的勇氣，他們的決心，我太感動了。”“但是，你母親……?”“是的，我愛我母親!但我也愛我祖國，危難中的祖國，是更需要我們年青人的熱血去挽救啊!”“我母親老了，她只有我一個女兒，她愛我，我愛她。我們平時是相依為命的，但這時不同了，我要為祖國盡最大的力，就得離開她，否則，就不可能投身進祖國的懷抱。我母親的哭聲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心，但我想到侵略者加於我們祖國、我們人民的損害與屠殺，我又堅定了下來。”説着，淚珠又從她眼角滾落下來。茅麗瑛扶欄眺望，她的思緒，她的呼吸，隨着海潮而起落。既已選擇了這條路，就要乘風破浪，一往無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搖籃。當時全國成千上萬的青年嚮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尋求救國道路。茅麗瑛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尋找共產黨，她覺得這是為自己展現一個新的世界。長征團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茅麗瑛卻因接“母病重速回”的電報而未能與長征團一起成行。她拜訪了當時在廣州主持《救亡日報》工作的夏衍，夏衍鼓勵她回上海從事抗日救亡，説那裏同樣也有很多工作可做，並讓她回滬後去找於伶。

1938年春回大地時，茅麗瑛回到了上海。她下輪船後見到碼頭上迎接她的好友蔣學傑，第一句話就説：“假如我有兄妹的話，我決計不回來了。”

茅麗瑛回滬後，謝絕了上海江海關的聘請，回到母校啓秀女子中學擔任初二年級英語教師。

由於孤島鬥爭的需要，經黨組織安排，茅麗瑛與董瓊南、鄭玉顏、蔣學傑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以下簡稱“職婦”)的籌建工作。5月，上海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正式成立，會所設在南京路120號3樓。會上推選茅麗瑛、蔣學傑等人為負責人。該年初夏，由海關老黨員、後調中共江蘇省委職員運動委員會工作的胡實聲介紹，茅麗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經全體“職婦”會員選舉，茅麗瑛當選為“職婦”俱樂部主席，蔣學傑為副主席。在黨內茅麗瑛任“職婦”支部委員，分管黨團工作。

茅麗瑛有着很強的組織能力，性格又爽朗，她到哪裏，哪裏就會活躍起來，因而把活動搞得紅紅火火。茅麗瑛也善於聯繫羣眾，不僅關心會員的工作問題，也關心大家的職業、婚姻、家庭、生活各個方面。經常抽時間上門拜訪，看看會員遇到什麼困難，需要幫助。她還與老同志談心，勸説她走出家庭小圈子。通過長期的深入的思想工作，茅麗瑛忠實地執行黨的“組織羣眾、宣傳羣眾”的任務，與羣眾結成了魚水般的關係。

1939年春節，上海慰問皖南新四軍的各界代表團回滬向各救亡協會代表作報告，茅麗瑛和支部書記董瓊南都去聽報告。當茅麗瑛聽到前方戰士在受苦，不僅缺衣缺藥，而且時屆嚴冬，身上還沒有寒衣穿的情況時，她竟感動得難以自抑，霍地站起來插話：“兄弟姐妹們，救國救民如救火，我們馬上行動起來，支援新四軍，變敵人後方為前線，歡迎新四軍打到上海來!”這慷慨激昂帶有鼓動性的講話，受到與會代表的熱烈贊同，大家一致表示，要用實際行動援助新四軍。

黨組織作出指示，利用上海“孤島”特殊條件，以茅麗瑛為首的婦女團體打頭陣，為新四軍籌募寒衣和款項，同時也為難民募集救濟金。茅麗瑛高興地對董瓊南説：“這個工作很重要，這樣，不就是變敵人後方為前線了嗎。回去以後我們好好研究一下。”

“職婦”俱樂部黨支部作了專門研究，決定舉辦一次物品慈善義賣會。茅麗瑛組織了義賣籌備委員會，親自主持會議，決定具體事項。採取方法是：發動會員向社會廣泛募集物品，同時會員自己也生產手工藝品，然後通過廣播電台、報紙去推銷。推銷的方法是買主認購代價券，於約定的時間與地點舉行義賣，以代價券購物。

義賣會原定7月14日在寧波同鄉會開幕。臨期之前，寧波同鄉會突然通知：請另覓地方，我們有難處。“難處?準又是敵人搞了名堂。”茅麗瑛讓大家沉住氣，想想辦法再説。她們又聯繫了新新公司、美國婦女總會、逸園跑狗場等，聯繫時都滿口答應，可是僅僅過去一天，都一一拒絕租借。時間已經是2月13日下午，職婦會所內一件件的物品整整齊齊地堆放着，萬事具備，只欠場地。下午，支部書記緊急召開支委會，傳達黨組織指示：這次義賣，我們打的是頭陣，類似這樣的活動，還有許多團體要舉行，所以我們的義賣事關全局啊!茅麗瑛接着説：“無論如何，堅決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接着又説：“今晚召開籌備人員會議，會議決定後，用我們的聯絡網通知各位。”籌備會上，十幾位籌備人員表現出不同的情緒。茅麗瑛餓着肚子，胃病又發了，頭上沁出了汗珠。她聽着想着，心裏卻是從未有過的忐忑不安。時間一秒秒過去，還有一夜就是14日，時間緊迫，緊迫到了極點。這時她驀地站立起來，大聲説：“環境越是艱難，我們越動搖不得!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商場就在此地!”短短數語，感人肺腑。於是大家緊張地忙碌起來，搶在天亮之前佈置好義賣會場。

經過一整夜緊張工作，小小職婦會所已陳列得琳琅滿目，竟然像個百貨商場。茅麗瑛怕場地太小不夠用，又臨時借了隔壁的海關用房，作第二商場。第一商場最為引人注目，因為這裏陳列的物品全是職婦會員自己手工做的，枕套、靠墊、服裝、絨線衣等。中午剛過，茅麗瑛接待前來採訪的記者。茅麗瑛特別關照記者要通過報紙表示這樣的意願：“希望滬上的公司、商號能本着愛人即是愛己、救難亦即救國之心，踴躍的來舉辦義賣，那末，我們這次舉動就算是有了拋磚引玉的效果了。”話音剛落，只聞會所秩序大亂，“乒乒乓乓”的聲響隨之而來，售貨櫃被推翻了。兩個穿西裝的男子步入第二商場，氣勢洶洶地搗爛桌上陳列的物品，還大聲喊叫：“叫茅麗瑛出來!”一邊叫一邊撕下義賣的標語，腳往地上的物品中踩。“請大家不要慌張，暴徒的搗亂有什麼用?我們趕快收拾好物品，繼續義賣。”茅麗瑛站在人羣裏大聲説。這時，被會員追逐的兩名暴徒已在樓下被扭獲，押送工部局巡捕房。不一會，會所義賣又恢復了原先的平靜。暴徒被扭送工部局後，巡捕房通知“職婦”要派負責人出庭。茅麗瑛挺身而出：“我去”。“不行，敵人已經注意你了，有危險。”會員們擔心。“工部局洋人多，我那點英語便於應付，不必為我擔心。”法庭開庭，茅麗瑛作為“職婦”代表到庭作證。她義正詞嚴陳述了兩個暴徒的肆虐行徑，並把先準備好的被暴徒毀壞的物品當庭出示。暴徒在物證面前啞口無言，只得招認所作所為完全是奉“76號”汪偽特工總部)之命前來搗亂破壞。法庭判決兩暴徒各數月徒刑。茅麗瑛清楚地感受到敵偽惡勢力和環境的艱驗。

一個多月後，11月17日，日偽漢奸的《新申報》在一篇題為《上海共黨企圖再舉在文化界積極活躍，日方已加嚴密監視中》的報道中説：“上海中國共產黨之地下活動，日漸活潑，開始顯露獨特之動向，尤其共產黨最重視之文化部門之活躍，顯著表面化，乃應重視對象。據最近之情報，……實際以第二史良之中國共產黨激烈分子茅麗瑛為中心，集合陳章英、朱立波等中堅分子，為新編新四軍文化工作班，擔任重大任務，此事既以判明，深遭重視。”顯然，汪偽“76”號已伸出魔爪，顯露殺機。黨組織已覺察茅麗瑛的工作遭到敵人注意，要求她立即隱蔽，待機轉移。茅麗瑛很感動，她説：“要我行動小心，這是對的，但我決不因此而逃避責任，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沒有更可留戀的東西!”茅麗瑛提出要先把“職婦”積極分子工作做好，鞏固羣眾的情緒後再離開。組織上批准了這一請求。然而敵人的罪惡之網早已張開。因為“職婦”要於1939年12月19日召開音樂義賣會，“沉寂”了20天的茅麗瑛，覺得有必要去會所商議一些事情，鼓鼓大家的勁。12月12日天一黑，茅麗瑛和兩位會員一起提前離開會場，行至樓梯轉角，被潛伏在那裏的特務連擊三槍，腹部和腿部中彈，送入醫院後，延續至第三天即12月15日，茅麗瑛永遠離開了她熱愛的組織和姐妹們，時年29歲。彌留之際，她留下了最後的遺言：“吩咐一切的人別為我悲傷!我死，沒有什麼關係，我是時刻準備着犧牲的，希望大家要繼續地努力，加倍地努力!” ^[4] 

茅麗瑛烈士教育基地坐落在烈士生前就讀和任教過的上海市啓秀實驗中學內。1990年12月12日，茅麗瑛烈士塑像建成。茅麗瑛烈士革命業績展覽；茅麗瑛烈士塑像揭幕儀式錄像 ^[5]  ；舉行紀念茅麗瑛烈士儀式（備有專門程序磁帶，儀式約6分鐘，也可根據參觀單位要求安排）。基地對青少年參觀免費（須事先與學校政教處預約），對青少年舉行儀式等活動免費提供場地和幫助。

茅麗瑛：“大眾的牛”

1939年12月17日，上海萬國殯儀館裏哀樂迴響， ^[6]  上海人民繼魯迅逝世以後，又一次大規模的追悼和公祭活動正在這裏進行。上海各界愛國人士滿懷悲憤的心情向靜卧在鮮花叢中的女共產黨員茅麗瑛做最後的告別。

茅麗瑛，1910年8月出生，浙江杭州人。1931年考入上海海關任英文打字員。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積極參加慰問傷兵、救濟難民等活動。上海淪為“孤島”後，曾奔赴華南、廣州等地宣傳抗日，後返回上海繼續投身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5月5日“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成立，被推選為主席。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她為人熱情、誠懇、樂於助人，自稱是“大眾的牛”，夜以繼日地拼命工作，把“職婦”辦得生氣勃勃。為了支援浴血奮戰的新四軍，她積極推動“職婦”和各救亡團體在春節期間發起“勸募寒衣聯合大公演”和組織“物品慈善義賣會”。在義賣活動籌備和進行中，面對日偽勢力的恐嚇、威脅甚至公開打砸，茅麗瑛抱着“願為義賣而生，為義賣而死”的決心，以極大的勇氣使義賣最終獲得成功。義賣會的成功使敵人對“職婦”、對茅麗瑛的仇視進一步加深，他們稱茅麗瑛為“第二史良之中共激烈分子”。1939年12月12日晚，汪偽特工總部的特務在職婦會所外行刺茅麗瑛，茅麗瑛身中三彈，於15日在醫院犧牲。犧牲前她告訴大家：“吩咐一切的人別為我悲傷！我死，沒有什麼關係，我是時刻準備犧牲的，希望大家要繼續努力，加倍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