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

1927年生，江蘇鎮江人，國際知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終生成就獎獲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學，1951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經濟系（中央大學易名南京大學），並留校任教。

歷任南大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台灣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從上個世紀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師從羅爾綱、陳恭祿等前輩史家研究太平天國史。80年代開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後台灣的歷史。

現任《中國思想家叢書》副主編兼終審組召集人、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2] 

社會兼職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江蘇省歷史學會會長、江蘇省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會副會長等。 ^[2] 

這是茅家琦畢生治史的主要領域。大體而言，可分為兩個階段。“文革”以前，茅家琦重在積累，在史料、理論與方法、前人著述與學術史諸方面投注精力，深入思考與探索，從而初步形成太史研究的思維框架。同時，在若干重要學術問題上提出新見，取得突破。如1961年發表論文《太平天國的“田憑”是發給誰的？》，對“田憑”發放的對象展開全面系統的實證考察，釐清了“田憑”發放的主要目的與對象，實事求是地修正了學界流行的看法。1963年7月9日發表論文《太平天國建都天京是戰略上重大錯誤嗎？》（與方之光合撰），針對學界流行的看法，他認為建都天京是正確的戰略決策。這些新見在學界引起熱烈討論，逐步被多數學者所接受，成為學界新的共識。“文革”中，茅家琦因為發表了《論李秀成》一文遭到殘酷的政治迫害。但他仍在磨難中對多年研究心得進行新的理性思考，為建構自己的太史研究的學術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文革”後，茅家琦相繼推出了《太平天國興亡史》（1980年）、《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1984年）、《太平天國與列強》（1992年）、《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2001年）、《太平天國通史》（1991年）等多種太史研究的重要論著。這些論著集中展現了茅家琦在太史研究領域多方面的重大成就，茅家琦遂成為國內外同行公認的一流的太史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亦成為太史研究的重鎮。

史學理論與方法的研究

茅家琦一貫重視史學理論建設。他主張攻讀經典著作，掌握和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文革”後，有鑑於史學理論的混亂，茅家琦致力於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和建設發展。他親自為本科與研究生開設史學理論與方法課程，撰寫了系列論文，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探索問題，提出新見，形成自己的理論特色。其主要觀點和貢獻：一是認為治史不僅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的指導，而且需要科學的方法論。史學理論的最高層次就是實事求是的原則，歷史文獻學的實證方法和哲學的理性思辨之有機結合則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史學方法論上的集中體現。二是對歷史進步的標誌和評價歷史事件、人物的標準展開理性思考和探索，並提出全面、客觀的評判體系，即以生產力的發展為主，生產力的發展、民主政治的發展和人類自身文化、思想、道德的提高，這三個互有區別但又相互聯繫的方面是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也是評價、衡量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標準。三是提出歷史發展動力多元説。四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論證與提倡在史學研究中運用科學的假説方法。五是認為史學家應兼具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注意保持二者的平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提出了和平統一的對台工作方針。茅家琦開始關注與研究當代台灣的歷史變遷，期能為增進兩岸的學術交流、推進祖國統一事業作出貢獻。為此，他引領一批年輕學者努力探究，於1988年和1991年相繼出版了《台灣30年〈1949—1979〉》、《80年代的台灣》兩部專著。這是海峽兩岸首次出版的當代台灣通史，引起海內外學界的強烈反響，在島內頗受肯定。尤其是茅家琦對台灣社會性質的考察相當深刻與真實，他認為“台灣地區是一種在政治上實行極權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島內學界對此頗多認同。茅家琦在台灣經濟思想、政策及其實踐的研究上深具造詣，成果豐碩，重在探討與揭示台灣經濟發展與轉型的主觀因素，可謂別開台灣經濟研究之新面。

長江下游區域現代化研究

茅家琦認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歷程與規律必須依循兩個路向：其一，應當選擇典型，從區域現代化切入；其二，應當以實證為基礎，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展開分析、論證。這樣，透過對個案的考察，從實證中探索區域現代化的歷程、規律和特徵，進而為中國現代化道路研究提供實證依據和研究模型。為此，茅家琦帶領學術梯隊投入長江下游城市現代化研究，經過8年的艱辛探索，於1993年推出新著《橫看成嶺側成峯——長江下游城市近代化軌跡》，選擇了無錫等8箇中型城市為研究對象，構成對長江下游中型城市的羣體考察，從而釐清了該區域城市現代化的基本軌跡。茅家琦在這一研究領域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和貢獻：一是認為就文化背景而言，中國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伴隨着西學東漸的漫長曆程；二是構建了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三是深入分析長江下游城市現代化的諸因素，揭示了城市現代化必須具備的基本環境和條件；四是認為長江下游發達的商品化的傳統經濟不是現代化的障礙，而是重要的積極因素。 ^[2] 

《晚清社會落後的癥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