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論

據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知苑論文筆不凡，待人誠懇。

苑論(763？——823？)，字言揚，馬邑(今朔州市朔城區東)人，後遷居荊州。其先人苑何忌曾為春秋時期齊國大夫。

柳宗元的《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是我們看到的最早、最詳細記述苑論事蹟的文章。《詩序》一開頭就説：“八年(貞元八年)冬，餘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

苑論的人品、學識、才氣深為柳宗元所佩服，短短500字的文章，對苑論的為人作了十分精要的述評。在“聯貢”過程中，柳、苑成為至交，以至“車必同鞴，席必交衽”，

柳宗元心悦誠服地“拜而兄之”。

元朝人辛文房撰寫的《唐才子傳·柳宗元傳》中寫道：“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詞，授校書郎。”這裏，作者以狀元苑論為整個癸酉科的省試冠名。

明萬曆、清康熙年間的兩部《馬邑縣誌》也都有對苑論的記載，但十分簡略。康熙《馬邑縣誌》的《卷三十四·先賢》篇中寫道：苑言揚，“馬邑豪也”，“史不數見，事實未詳。”

清人徐松撰寫的《登科記考》，記載了歷代科舉考試中的金榜題名者。在《卷十三·貞元九年》篇中記述，這一年的省試，錄取進士32人，並首先對狀元苑論作了介紹。收入《四庫全書》的清《山西通志》亦有苑論、柳宗元進士及第的記載。

唐朝的科舉考試製度分為兩級。一級是州府試，稱“鄉貢”或“鄉試”，為地方級；二級是禮部試，屬國家級考試，稱為“省試”。省試原由吏部主持，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改由禮部主持。州府試一般在秋季舉行，省試則在翌年的正月或二月。唐朝還未形成殿試製度，只在武則天載初元年，由皇帝親自考查了省試進士，到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殿試正式成為一級考試。

唐朝自中宗神龍元年(705)起，省試分為三場，即帖經——雜文(賦、詩)——策問。

帖經，即經文填空。從某經書中任選一頁掩其兩邊，中開一行，再在這一行上遮住部分字句，讓應試者填寫出來，用以測試其記誦經書的能力。

雜文，是一賦一詩。賦是我國古代的一種文體，特別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與散文的特點。漢代的賦多為“駢賦”，唐代則主要流行“律賦”。這種文體特別講究對仗的精確、典故的融化、詞藻的華美，更限定韻腳用字，常為八韻。苑論應考時的賦題為《平權衡賦》，規定以“晝夜平分銖鈞取則”為韻。省試時的詩題，一般為五言六韻十二句或八韻十六句的排律，在押韻、平仄、對仗諸方面都有嚴格的要求。癸酉科的詩題為《風光草際浮詩》。

策問，一般有五道題，其中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方略，一道為徵事，有時也略有調整，唐朝多數狀元的賦、詩卷和策問卷，楊寄林、宋大川、金山主編的《中華狀元卷》(山西教育出版社)一書中都收錄了，貞元八年、十年的也有，唯獨貞元九年癸酉科空缺，這不能不説是一種遺憾。

苑論參加省試表現出的才華，柳宗元給了很高的讚譽。《詩序》中寫道：“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圜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從這段敍述可以看出，在考試中苑論從容不迫，揮灑自如；文思敏捷，筆下生風；辭章精彩，語言華美。周圍的人無不對他投以欽羨的目光，朋友們情不自禁地拱手向他致意。早在考試前，柳宗元便“究其文，辨其勝於太常(太常為官名，唐朝禮部和漢代太常的職責相似，這裏借指參加禮部考試的全體考生)”。考試結果一揭曉，柳宗元的預料變成了現實，苑論果然獨佔鰲頭，大魁天下。

《唐代狀元譜》的作者周臘生教授認為，苑論才華橫溢，文采超羣，儘管沒有看到他中狀元后的著作，但就文學功力而言，當以文學家視之。

苑論志向遠大，為人敦厚，深諳處世之道。《毛詩序》寫道：“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昭代，指政治清明的時代，這裏是對當時社會的譽稱）“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樸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間，在這裏通"聞"，讀wen)，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作為至交，柳宗元的述評可以使我們對苑論的人品德行有一個大體的瞭解。從開始和苑論交往，柳宗元就看出了這一點，預感到他一定會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顯達起來。這説明苑論有抱負，有遠見，能夠審時度勢，積極進取，有希望最終走向成功。苑論有着敦厚朴實的品格，柳宗元體察到，他的聰明才智正是藴藏在這種稟性之中。雖然他已有很好的聲譽，但只要和他實際相處，就會感到他的品行遠遠勝於他的名聲。

備考期間，苑論和達官貴人有了廣泛接觸，作為一個小人物，對這些聲名顯赫的重臣，他態度恭謹，出語率直，既不冒犯，也不膽怯，不卑不亢，非常得體。對一個尚未步入仕途的年輕人來説，這是難能可貴的。

和同輩人交往，苑論總是以真誠相見。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廣交朋友，廣結情誼。在他得中狀元后回家省親時，眾多友人趕到霸陵相送，並舉辦筵席，為他祝酒。這些朋友還揮毫潑墨，寫詩作文，柳宗元的《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就是在這個場合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