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鼓

《花鼓》講述了兩個家族的百年興衰，在一個女人的坎坷人生經歷中，着力渲染鄉間平民百姓對花鼓戲的熱愛與傳承，寫出了花鼓與人生的不解之緣，寫出了江漢平原的人們在坎坎坷坷的人生道路上靠花鼓解憂，表現了中國人勇於直面苦難、不屈不撓、堅韌樂觀、向善向美的品格，也記錄人生五味、命運感悟的鄉土文化。 ^[3] 

林靜芝命運多舛，18歲就做了寡婦。正應了舊時一句話，“勸君莫做女兒身，一生苦樂由他人”。三任丈夫、四個男人如走馬燈似地與她的人生糾葛在一起，沖喜、守寡、逃婚、填方、再醮、子殤、遷徙，這便是她命運的清單。從她呱呱墜地不諳人事，卻能聞鼓止哭、聞鼓安睡開始，或許暗喻她的命運與花鼓有着與生俱來的不解之緣，這花鼓，在民俗裏是熱鬧，在落寞時是慰藉，在思念時是寄託，在苦悶時是宣泄，甚至在林靜芝90歲去世時，聲聲花鼓，也幻化為渡她通向天國的大片的槐花。女子本弱，為母則剛。在舊時女子原本命運照單全收的語境裏，林靜芝不願意裹腳，不願意順從男權，不願意匍匐於世態炎涼之下，她的叛逆性十分突出、反抗性表現鮮明，但唯一不曾叛逆、不曾反抗的，花鼓戲始終是她的鐘愛。 ^[5] 

該小説具有神秘色彩。楚地巫風熾盛，許多習俗在民間流傳，神、鬼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小説中對求神、拜佛、乞巧、通靈的描寫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對於中國人精神世界構成的真實描寫。這些內容都是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是作家竭力書寫它們的正面價值，那就是，它們不僅給人抗爭苦難的勇氣，也給人療愈創傷的慰藉，還以神秘的力量安撫着在人間苦行的靈魂，給人們以生的希望。乞丐的偈語“向陽牀上打籬笆，死不分家活分家”，貫穿始終，具有宿命的意味，揭示的正是命運的神秘莫測。小説通過對比靜芝和二狗迥異的人生結局，再次確證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古老的倫理法則。小説對江漢平原日常生活神秘性的展示，對荊楚文傳統化立足於時代需要進行創造性轉化，豐富了湖北故事、中國故事的內涵，拓展了小説的審美空間。

該小説具有悲情色彩。該小説堪稱中國鄉村百年發展的縮影，也是百年中國史的縮寫。作者將家族的、家庭的、個人的命運置於大時代的動盪背景下來敍述，主人公靜芝經歷了兵災、匪患、蝗災、水患、旱災，還有婚姻變故、親人死亡、政治迫害、人格侮辱、疾病折磨，她的一生浸泡在苦水中，充滿了悲情色彩，常常讓人不禁為她的命運而心痛，甚至眼熱落淚。但這些天災人禍彷彿是一座鍊金爐，鑄煉出一個不屈不撓、慈悲寬厚、善良高貴的靈魂。靜芝心中始終懷有愛與憐憫：自己剛剛受到報復、失去兒子，卻救了二狗落水的兒子；最後，幫助安頓二狗的遺體。在生命的最後，靜芝回顧人生，在愛與温情的燭照下，徹底與苦難和解。小説雖然籠罩着悲情色彩，但總體基調是明朗的、積極的、温暖的。

該小説具有流寓色彩。流寓，即在異鄉日久而定居，鄉村向城市遷徙的現象在較大程度上造就了鄉土文學的流寓色彩。第四幕講述進城之後的故事，簡單觸及到了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衝突。“流寓色彩”主要體現在靜芝身上，她身居城市的高樓，兒女孝順，過着優渥的生活，可是她仍然產生強烈的抽離感與迷茫感。她對故土的深深眷念，是對故鄉草草木木的懷想，是對故舊親朋的思念，也是對過往經歷的愛恨情仇的回味，更是對血脈之根的信守。作家寫出了靜芝濃濃的“鄉愁”。正是在這一點上，小説從匍匐於鄉村日常中升騰出來，拓展了表現人物的社會空間和心理空間，深化了主題思想。這個部分寫得比較凝練，不像前三部分，作家割捨不下生活中的草草木木罈罈罐罐，割捨不下七大姑八大姨左鄰右舍每個人。在這一部分，靜芝進入到聚光燈下，通過幾個典型細節一下將形象凸顯了出來，而且充滿了力量。 ^[4] 

2023年5月18日，該小説入選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參評作品目錄。 ^[1] 

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總經理、《青年文學》雜誌社社長李師東：“《花鼓》通過對江漢平原上一個鄉村的生活細節及物質文化的描寫，運用口語方言，為讀者展示一幅水鄉特色的生活畫卷，以此地民間流行的花鼓戲為經緯，貫穿始終，建立起一座特色鮮明的文學地標。小説在宏大敍事的背景之下，以史家筆法、精緻而謹慎地再現了鄉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稱一部荊楚大地百姓的生活史。小説成功塑造了形形色色、血肉豐滿的人物羣像，生動表現出荊楚人民那種‘不屈從、不放棄、不小氣’的性格特徵，為中國小説人物長廊增添了一組個性鮮明的人物羣像。”

中國作家協會社會聯絡部主任李曉東：“蔣彩虹的長篇小説《花鼓》能在湖北省眾多作品中脱穎而出，足見其水平。小説以江漢平原上一座村莊90年發展的歷史脈絡貫穿主人公的一生，人生和歷史糾纏在一起，人生即歷史，歷史即人生，生動再現中國特定歷史階段的百年變遷和主人公在歷史的跌宕中榮辱浮沉、悲歡離合，使整部作品擁有了史詩般的恢宏氣度。小説的另一個成功之處是塑造了一個融多種性格於一身的、隨小説情節發展不斷髮展的有血有肉、情感豐富的主人公形象。江漢平原方言的運用，讓小説充滿濃郁的地域特色，別具一格。”

湖北省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文坤鬥：“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學故鄉，如高密對於莫言、商洛對於賈平凹、阿壩州對於阿來、湘西對於沈從文、保康油菜坡對於曉蘇等。蔣彩虹出生、生活、工作在江漢平原，對這塊4萬多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文化、習俗、方言、風物等都十分熟悉，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民所具有的家國情懷、重情尚義、勇於創新的精神特質有着深刻的體悟，因此《花鼓》的敍述具有濃郁的荊楚地域特色，小説展現了江漢平原近百年的歷史變遷，鋪陳了以花鼓戲為代表的豐富多彩的江漢平原傳統文化、民俗風情。讀過這部作品後，我們看得見江漢平原的鄉景，聽得見江漢平原的鄉音。”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三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楊彬：“長篇小説《花鼓》通過林靜芝和花鼓的糾葛，描寫江漢平原女性在一個世紀中的生活變遷和精神追求。細節描寫的情致韻味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耐人尋味。特別是荊州花鼓戲圍繞主人公命運的全程呈現，隨着時間的推移折射出全景式鄉村生活，呈現出一幅荊楚鄉村的史詩畫卷。該作品採用明暗兩條線索，小説主線是人物性格發展和命運變化，暗線是花鼓戲在時代背景、人物命運中的緊密聯繫和豐厚展示，既拓寬了作品的文化厚度，又突破了一般小説人物傳記式的單一結構，在人物命運中承載着豐厚的文化內涵。《花鼓》塑造的人物性格鮮明、故事曲折新穎、主題深刻豐厚，細節描寫耐人尋味、語言文字樸實靈動，尤其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花鼓戲的演變和人物命運緊密聯繫，具有獨到之處。作品大力弘揚荊楚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一部思想性與藝術性俱佳的作品。”

長江大學文理學院原院長、長江大學文學院榮休教授沈光明：“在長篇小説《花鼓》出版之前，還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有意識且全景式地來描寫和表現廣袤富饒的江漢平原，來展示這最具楚文化特色和水鄉風情的地域文學作品。僅此一項，《花鼓》就可以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更何況，作品所展示出來的是壯闊的歷史畫卷，濃郁的地域特色，鮮活的人物形象，由此而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值得稱道的敍事策略、審美價值取向和極為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畫。《花鼓》史詩般的歷史跨度和高超的敍事手段令人讚歎，這部作品最耀眼、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濃郁的地域文化描寫與展示，它是有意識的，又是全景式的，既是小説的魂，更是作品價值之所在。從表現內容和審美價值來看，《花鼓》是一部深刻而又真實地展示了江漢平原所藴含的水鄉風味與楚文化韻味的扛鼎力作，絲毫不遜色於當代系列文學名著！” ^[3] 

蔣彩虹，湖北天門人，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副調研員，社會科學研究副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十七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華中科技大學大師寫作班學員，荊州市作協副主席。作品散見於《中國作家》《文藝報》等報刊，出版散文集《趟過歲月的河流》《傾聽心靈的天籟》；小説集《欲説還休》；報告文學集《上善之戀》。作品曾獲全國水文化論文獎、湖北楚天文藝獎、湖北新聞獎等獎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