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谷正

1931年6月至7月間，花谷正攜帶他們幾人起草的《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赴東京，與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建川美次、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中國班班長根本博、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和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相見會談。這些法西斯分子相互溝通、磋商，原則上同意了《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花谷正還委託重藤千秋等人幫助籌措5萬日元活動經費，供日本浪人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 ^[2] 

1931年6月下旬，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向花谷正及今田新太郎大尉説明9月下旬要在瀋陽柳條湖開始行動。從那時起，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便開始物色作為骨幹的人選，他倆頗費心機地挑選了瀋陽憲兵隊隊長三谷清中佐、東北邊防軍軍事顧問矢崎勘十少佐、步兵第29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名倉少佐等人。8月中旬，花谷正召集今田新太郎、三谷清等人在瀋陽特務機關召開研究“柳條湖計劃”的秘密會議，確定了最後行動方案，進行了具體分工，最後還訂立了誓約書，並在上面按了血手印。

8月下旬，花谷正再次赴東京，他對參謀次長二官治重及建川美次提出要求：在“中日兩軍衝突”時“不要干涉過細”，兩人明確保證：“儘量努力貫徹貴軍的主張。”隨後花谷正又會見了橋本欣五郎和根本博，並直言不諱地告知：“事到今日，更待何時，箭在弦上，唯有一發。”

回到東北後，花谷正進一步佈置今田新太郎大尉擔任柳條湖現場爆破任務；由駐瀋陽獨立守備隊島本大隊的川島大尉、小野大尉，以及日軍駐瀋陽第29聯隊的小島少佐、名倉少佐等人發動進攻，由甘粕正彥、和田勁負責“輔助作業”。9月1日，花谷正還特意去拜訪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要求他不管東三省方面態度如何，均應採取積極態度。

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等人已經預定在9月2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選中9月28日，是因為從日本秘密運來的兩門重炮“雖在9月10日安裝完畢，但還要教會臨時炮兵操作技術，因此仍需花費時間。而且割倒高粱後才適於作戰，高粱繁茂就難以發現躲藏的敵人”。

9月5日前後，關東軍要在中國東北發動事變的消息傳播出來，為外界所知，引起了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及日本國內的關注。為此，板垣徵四郎等人大為惱火，板垣徵四郎曾與花谷正氣勢洶洶地去責問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為了掩人耳目，他們還放風：“9月下旬的‘柳條湖計劃’不搞了。” ^[3] 

9月15日晚，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三谷清、今田新太郎、川島、小野、小島、名倉等人再次聚集瀋陽特務機關，先由花谷正宣讀了橋本欣五郎從東京接連發來的三份電報，內稱：“敗露，建川去前動手。”三谷清、今田新太郎等人強烈主張斷然行動；而花谷正則主張既然參謀本部反對，動了手也沒有用，還是作罷，另找時機，他還表示：“等看到建川后再決定吧。”結果多數人同意了花谷正的意見，而早已下定決心發動事變的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卻閉口不語，矇在鼓裏的三谷清、今田新太郎等人於16日凌晨2時憤然離去。

可就在幾小時之後，也就是9月16日早晨，今田新太郎、川島等人又被石原莞爾叫去，告知最後決定於9月18日動手，今田新太郎聞訊興奮不已。因酒後吐真言及一度主張中斷行動，而被石原莞爾視為“危險分子”的花谷正，還不知道18日動手的新決定，他沮喪地對片倉衷説：“不行了，延期了。”

9月10日，就在憲兵隊隊長三谷清的機關宿舍裏，河本大作給了甘粕正彥3萬日元，也給了花谷正一些錢。17日，今田新太郎跑來告訴花谷正18日動手的新決定。花谷正馬上與執行現場任務的“游擊隊”成員及和田勁等人取得聯繫，立即開始進行佈置。18日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湖走去，一面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面選了離兵營約800米的地點。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裝在鐵軌下並點火，鐵軌和枕木都被炸飛。

9月18日晚7時零5分，花谷正前往瀋陽火車站去迎接建川美次和板垣徵四郎並安排住處。隨後，板垣徵四郎藉故離去，只留花谷正陪同。10時20分左右，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事變爆發24小時後，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花谷正、片倉衷等人與建川美次會談。建川美次主張吞併中國東北應分三步走，而石原莞爾則主張一步到位，即“滿蒙佔有論”，雙方爭執不下。最後在9月22日，終於達成一致：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親日傀儡政權，即實施“滿蒙獨立論”。 ^[4] 

在事變前，他們就已經關注溥儀，他們認為溥儀可以擔當獨立政權首領：一，為3000萬民眾所景仰，出身皇族，當過皇帝又德高望重；二，家世屬於“滿洲”系；三，同張學良或蔣介石都不能合流；四，能夠同日本合作。於是，關東軍派土肥原賢二大佐去天津迎接溥儀。土肥賢二原按預定計劃，在天津挑起暴動，在騷亂中，幫助溥儀從天津逃出，乘船到營口。1932年3月，溥儀以執政的名義，登上偽滿洲國元首的寶座。

日本人建立偽滿洲國後，英國人李頓爵士率國聯調查團來到中國調查，花谷正等軟硬兼施，脅迫大批中國人營造和平共榮的氣氛。為了製造中國人歡迎的假象，給每個人發一塊錢，要去參加歡迎會。然而在東北愛國人士冒死提供材料的證實下，國聯調查團最終做出報告，指出“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當地居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此後花谷正歷任參謀本部部員、第2師團司令部附、留守第2師團參謀長等職，1937年8月，晉升陸軍大佐。1939年1月31日，花谷正任偽滿洲國軍隊顧問，指揮偽滿洲軍參加了諾門罕戰役。1939年，花谷正到奉天偽滿訓練學校視察，召集全部偽軍官訓話。凶神惡煞一般蠻橫地説：“滿洲人把自己當成主人，把日本人當成客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滿洲的日本人絕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滿洲主人。誰不承認這一點，就可以請他自便，另投地方，不能容許這種人存在滿洲的土地上。我在濟南時曾從廣播裏聽到鄭孝胥國務總理的講話，鄭説滿洲國是個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這個小孩逐漸長大了，就可以脱離懷抱了。他説的這是什麼話？這真是豈有此理，難道滿洲國可以脱離日本的懷抱麼？我聽了很氣憤，當即打電話給關東軍司令部，把鄭撤職了，這就是前車之鑑（此事發生在1935年）。滿洲國皇帝的‘後見人’（即監督人）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任何一個滿洲人，要想把日本人當成客人，那是萬萬做不到的。再重複一句，有這種想法的人，就請他自便吧！”在場的偽軍官面面相覷。 ^[5] 

1940年3月，花谷正晉升陸軍少將，1940年8月，任駐信陽地區的第3師團步兵第29旅團旅團長，1941年7月31日，調任關東軍第29師團步兵指揮官。1941年12月1日，花谷正任第1軍參謀長。花谷正接任之後便派出陸軍航空兵轟炸閻錫山的藏身處克難坡和晉綏軍在黃河渡口附近修建的鋼絲木板橋。閻錫山則是一面做“大保衞戰”準備，一面派出親信到太原去再和日方商談，希望緩和局勢。

花谷正對閻錫山的代表趙承綬説：“你來了，好！你能代表閻錫山嗎？我看你代表不了他。閻錫山詭詐多端，把中國人都騙遍了，派誰當代表，都當不了他的家，必須與閻錫山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閻錫山要想從日本軍手裏得到《汾陽協定》中規定的東西，必須先通電脱離重慶，才能辦到。”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閻錫山不得不前往安平與日方會談。會議開始之後，閻錫山首先發言，大講其所謂“相需”的謬論，最終令日方極不耐煩，花谷正拍案而起説：“我們是來開會的，不是來聽講演的。”“珍珠港一戰，美國被日本一下子打垮，蔣介石更不在話下，閻閣下和日本合作，對你自己有利，也正是時候，觀望沒有什麼好處，最好馬上跟我們回太原去。”花谷正説話時，氣勢更兇，口説手比，旁若無人，弄得閻錫山十分難堪。閻錫山不辭而別，安平會議沒有達成預期妥協，日方亦不得不承認“會談終於破裂”。“安平會議”破裂之後，日本方面決定改變對閻錫山的招降手法。

1942年5月17日，在經過日本方面軍司令部核准後，花谷正通知其部屬：“一，日本決定廢除基本協定、停戰協定，停戰協定細目，17日已通告閻錫山。二，今後的態度是對閻錫山採取嚴肅對立的態度，促使其反省。”四

1943年6月，花谷正晉升陸軍中將。同年10月到緬甸任第28軍櫻井省三屬下的第55師團師團長，參加第二次若開戰役。由於花谷正指揮不利，日軍損失慘重，不得不請求第54師團增援。此役日軍雖部分達到牽制盟軍的目的，但損失甚大，第55師團提前退出戰鬥，日軍第一次在緬甸戰場陣地戰中被英軍打敗。

花谷正在當師團長的時候經常無理打罵屬下將校，同時仗着自己是陸軍大學畢業生，欺負那些非陸軍大學出身的“無天組”中級軍官，整個部隊從將軍到士兵都討厭他。他還很怕死，在行軍休息的時候也要部下挖自己專用的防空壕。1945年7月，任駐泰國的第39軍參謀長，6天后，第39軍原地升級為第18方面軍，他也就成了方面軍參謀長，直至戰爭結束。 ^[6] 

1946年7月，花谷正復員，靠軍人養老金組織了一個叫“曙會”的右翼團體。

1947年，被國民政府列為日本侵華戰爭重要戰犯。 ^[8] 

1957年，花谷正因病倒下，片倉衷號召為他的病捐錢，不過，由於他壞事做得太多，舊日的部下沒有一個去捐款。死去時，舊“滿洲”有關人員出席了盛大的喪葬儀式。 ^[7] 

一九三三年又來華，在濟南、長沙、九江等地任特務機關長，收買流氓土匪，佈置間諜網，刺探情報，俾供侵略。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