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押

在印章發展史上，六朝印在印式、篆法的衰落及紙張的普遍使用的影響之下，隋唐官印不管是在鑄造方式、文字特點與印式外形上，均作了劃時代的改變。“押印”也在這股變革風氣的影響之下，漸漸地發芽，持續蔓延茁壯，漸漸地成為一支獨立而有特色的印系。

“元押”在印學的分類上，與“元朱文”以及“漢印”一樣均屬一種較為籠統的稱謂。着重在描述三者的印風，而不計較三者所存在的時代。“漢印”乃以兩漢為主幹，上溯可至秦代，下及魏晉。元押則以元代押印為大宗，印章風格可上追至唐、五代、宋，遺風可及明朝。元押的組成有二個重要因子，一是符號部分，一是文字部分。

“元押”的相關名稱很多。“花押”“押記”“畫押”“花書”“五朶雲”“花字”“署押”¨¨等等。本文為求統一，除了引用資料外，所有以“印章形式”存在的相關印記，以名詞狀態敍述者，都稱為“押印”；而以毛筆書寫等動詞狀態存在者，皆稱以“畫押”。本文將分別對元押印的文字(楷書)部分，以及非文字(畫押符號)部分，的源流作分析探討。進而對元押印的風格造形等，作一追溯與分析。

“押，説文，署也。” ；“押”押署也，徐曰：“今人言文字押署是也。” ；歐陽修(西元1007-1072年)在《歸田錄》雲：“俗以草書為押字。” ；宋洪邁(西元1123-1202年)《容齋五筆》：“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 所以最早“押” 的出現是一種字跡形式或簽名的動作，大多強調“文字” 形式，較少論及“符號” 形式，並且尚未以印章的形式出現。《漢語大詞典》所作的解釋是：“在公文或契約上簽字或畫符號，以作憑信。亦指所籤的名字或所畫的符號。”“文字” 形式及“符號” 形式皆有論及。

宋元時代已有許多使用畫押的記載，宋王溥(西元年)《唐會要·百官奏事》：“景龍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諸司欲奏大事，並向前三日錄所奏狀一本，先進令長官親押” 。 宋黃伯思（西元1079 ~ 1118 ）《東關餘論》雲：“唐人一書中雲，文皇令文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 宋洪邁(西元1123-1202年)《夷堅丙志．周莊仲》：“周莊中，建炎二年登科，夢至殿廷下，一人持文字令書押。” 宋周密（西元1232~1298年）所撰《辛癸雜識》雲：“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黃伯思引用《唐書·韋陟傳》所述對於“押”的解釋，首先點出“押”不只是一種文字而且還是一種符號及圖騰的概念。《宋史·高宗紀》：“必先書押而後報行。”顧炎武《日知錄·雜事·押字》：“集古錄有五代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謂之畫押。” 因此畫押的出現是為了防奸辨偽，進一步能畫押為據以示信用，與印章同樣俱備有示信於人的功能。

畫押的書寫直接表現出個人的習慣與創意，只有本人知道是根據什麼而寫，因此他人難以作偽。《容齋五筆》雲：“今浯溪上有大押字題原雲：“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又説：“又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為何。”

因“押”與“鴨”同音，《三國志·魏志·齊王方傳》：“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南朝宋斐松之注《世説》及《魏氏春秋》並雲：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己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 ”， 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帝指齊王曹芳。文王指司馬昭。“鴨” 與 “押”諧音。優人連唱 “青頭雞 “，是暗促曹芳下決心在殺掉司馬昭的詔書上簽字畫押。” 從一方內蒙古出土的鴨形《王押》（圖1）印中可以説明其中的相連性。

元押釋文如〈王押〉“王”是指文字部份，“押” 指的則是符號部份。上節文獻所述，押是 “署也”， “草書為押字”、“簽字或符號”、“名字稍花之”、“草名為花押”、“草書其名”，以上這些稱“押”的解釋，多指簽名、簽署，並沒有涉及太多 “圖像”、“符號”的意味。《唐書·韋陟傳》中述：“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若將“陟”字“名字稍花之”書寫成為類似“五朵雲”的圖形，應該是不難想像的事。所以許多文字畫押轉變成的符號(非文字)與草書及文字裝飾應用有密切的關聯性。韋陟的“五雲體”則是文字畫押轉變成的符號的關鍵資料。

由於簽署自己的名字，書寫日漸熟練後，字跡趨近草書字體，是很自然的事。而後為了更求迅速並求防偽及表現個人特色，“花押”的符號形式便自然形成，即所謂的“名字稍花之”。　畫押以簡單的符號快速書寫，藉以代替簽寫姓名的示信效力，久而久之其迅速便捷取代了書寫姓名的繁複費時。所以畫押應當是從名字或特定的文字快速寫書而來。 又由於書寫時的獨特性，往往有些已經無法從中識別是何種文字。在文書上以署名或署押立信，在晉唐文書遺蹟中已是經常常見的。

關於畫押“入印”開始的時間，據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所述“唯唐宋押名，類以墨筆書寫，降至元代，乃以刻印代之”。“故署押一制，萌於漢晉，而盛於唐宋，制印於元明，衰有清。” 王氏認為元以後才有押印。

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句容器）蓋自唐天寶至南唐後主時，於弁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 又説：“周廣順二年，平章李谷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平章李谷因為臂疾不能提筆畫押辭位，所以周王指示以“刻名印用”即可。從陶宗義這段文字中，我們雖不得見李谷的押印形式如何，但以陶宗儀為元人的觀點，道出“押字用印之始也”，應與元朝所通行的押印風格十分相近了。而這一段話，也是“畫押”轉變為“押印”最早最直接的文獻記載。也可約略推測出陶氏所指押印之始在後周的廣順二年。

比起唐朝，宋朝是一國力武功較為積弱的王朝，但社會經濟卻持續繁榮。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描繪北宋汴京城橋二邊車水馬龍，汴河上繁忙的水運線，後段的城樓，市街各行各業的店鋪鱗次櫛比，行人絡繹不絕。不難想像，在商業活絡的當時，生產交易關係的擴大和民間契約中信用需求的愈趨頻繁。“畫押”與“押印”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兩者之間不免產生變易消長，試作下列幾項分析。

（1）方便亦不失效力

鈐蓋押印比執筆畫押，有其方便及迅速的優點。再加上具有相同的憑據功能，又有易辨識不易摹彷的特點。原本以毛筆畫押持信的方式，有可能漸漸轉移成為押印持信的方式，使得押印得以在宋代穩定發展，進一步在元朝發展到高峯。

（2）“畫指”的使用概況

近年來，新疆考古工作隊先後在吐魯番附近墓地清理出晉唐墓葬近四百座，共發現文書二千七百多件，最早的是西晉秦始九年（西元273年），最晚是唐大曆13年（西元778年），歷時五百多年 ，其中有以“畫指”方式持信者（圖2）。根據《敦煌買賣契約法律制度探析》文中所述：“最為普遍的簽署方式，就是“畫指”，由書契人書寫契文，在契後一一併列雙方當事人及見人、保人等的姓名，然後各人在自己名字下方，按照男子畫左手食指，女子畫右手食指的原則，畫上一節手指長度的線段，並在指尖、指節位置畫上橫線，以示契約由自己簽署。更普遍的是不畫手指長度線段，而直接在姓名後點出指尖和兩節指節位置。”

依推測，古代“執筆”應屬文士們的專利，晉唐時能持筆畫押者還是隻有少數人，在地處邊疆的地區識字者想必更在少數，更別説能執筆畫押了。如其中〈西州高昌楊大智租田記〉後有“立契畫指為記”，又如〈白懷洛舉錢契〉後有 “立契獲指為記”，二者皆為最簡單“畫指立信”的方法。但是畢竟以人的指節長度來示信顯得籠統，不但在畫指節時會有誤差，人與人之間的指節長度相同也是常有的事，“畫指”取信畢竟不是最方便的方法，延用久了必定會延伸出許多弊端。

自古以來印章就是個人的代表，如果有屬於自己的押記，示信的功能必定將大大的增加，也大大的增加立契的方便性。所以“畫指”的使用不便應該會造成“押印”日漸普遍的原因之一。畫押與押印具同樣效力，只是以不同形式為之。當然“押印”的方便與普及也必然會直接影響“畫押”的使用頻率，也可以説“押印”的普及將導致“畫指”日漸式微。

這種轉變與生物學上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也可能是因為印章的製作不普及，市井小民難得使用的情況下，限制了押印的快速成長。

（3）畫押不易辨識

歐陽修所説：“俗以草書為押字”。而《容齋隨筆，柳應辰押字》有閬中陳思者跋雲：“押字，古人書名之草書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耳。” 又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一雲：“押字自唐以來方有之，蓋亦署名之類，但草書不甚謹，故或謂之草字。” 押字畫法如寫草書，雖難以模彷，亦有其難以辨識之病，由於畫押無一定格式，無法定型，再加上文房用具前後時代不同，或簽押時的桌椅高度以及心情，都會使簽押筆跡很難每次都前後一致，恐怕會造成識別上的困難，為了取信並防偽，就要以固定的格式出現，如果將押記符號刻成押印，使得簽押前後一致，自然可以省去不少麻煩。

（4）使用者的心態

漢以後，璽印一直是象徵社會地位的代名詞。“元狩四年以後，印的大小、質地、字數，甚至印綬，便都有了嚴格的規定，尊卑有別，不能逾越。”， 由存世的押印戳記多有鈕、有穿，估計這些印記多為配帶之用。配在腰際既有身份的象徵，又有美觀持信的作用，或基於是當初的一種時尚，甚至是一種追求虛榮的天性，也可能吸引更多的使用者，也是押印持續普及的原因之一。

（5）不擅執筆而畫押

初執毛筆者或不諳用筆者，欲寫出相同的筆跡，有相當的困難性。由於押印多為民間商賈庶民使用，示信者或有許多不能持筆畫押者，必須依賴鈐印示信於人。宋代與當時鄰近的遼、金、西夏亦時有交流，所以這些兄弟民族更不諳漢字，甭説執筆畫押，押印便大大提升其使用市場。故在許多的出土資料中常見到金代、遼代的押印，而且這些押印與元押風格已經完全一樣，表示當時元押風格已經固定下來。

另一次使押印盛行的原因，無疑是蒙古入主中國後的時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在元廷劃分的四個民族等級中，地位最高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多不識漢字，所以在執政交往中“不能執筆畫押”，更不認識天書般的漢人印章篆文。元代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卷二中提到：“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 以陶宗儀的解説來推測，蒙古色目人是一個遊牧民族，手持刀槍容易而書寫漢字尤感困難，於是執筆畫押被固定押印所替代，由此造成了元代押印鼎盛的風氣。在唐、宋間略有使用的押印，就像星火燎原一般，迅速的由官方及民間普遍流行了起來。

據《黑城出土文書》所記“各類文書中，經筆者查閲有黑墨印的押印達13類，計108處。用有黑墨簽押的達12類，計122處。其中在站赤類F116：W397一件文書上見有5人使用黑墨押印，三人黑墨簽押，共計8人。該文書上的“印押”與“簽押”同時並用，也正是前面介紹的“聯合簽署”方式。” （圖3）同一份公文中有簽押式與印押式的，表示在當時這二種示信方式可以同時使用，也具有同等效力。這也顯示畫押與押印同時同地在使用，也間接可以透露出“畫押”與“押印”之間相互轉變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