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帽軍

從金蒙戰爭初期開始，由漢人構成的義軍逐漸展現在歷史舞台面前。一開始義軍分兩種類型，一種是金軍戰敗後，由地方土豪組成的義軍，比如金居庸關失守後“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矣。”就屬於這種類型，另一種類型是金政府官員組織的，比如中都被圍時，任尚書省令史的田琢招集義勇“募兵旬日，得二萬人。”，侯摯“貞祐初，大兵圍燕都，時摯為中都曲使，請出募軍，已而嬰城有功。”花帽軍與他們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員屬下的“壯士”招募的，“（貞祐）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眾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壯士”之一，他確實很盡力“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

數有功。”從現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範圍很大，比如後來成為郭仲元部將之一的李霆，是寶坻人“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為四鄉部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眾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率眾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關於花帽軍初期的戰績，由於金史的缺載只能從一些間接的史料來推測，但有一點不容否認，當時他招募的花帽軍確實是在金朝各個義軍中相對強的一支，南宋人已經知道他的名氣“有户部令史郭忠者（按，應為郭仲元之誤），率山後軍民擊韃靼，逐之。金人後名其軍為‘花帽軍’。”元代的史料有一條，記載宋珍“時先父獨與先叔祖留燕，會聖朝（蒙古）親王領兵下，叔祖歸之，王善，賜之銀符，置千夫長。擊花帽賊於燕之水谷，以戰死。”，這裏的“花帽賊”即“花帽軍”，擊敗了附屬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裝。應該説蒙古軍最終沒有破中都，而接受與金議和，花帽軍的奮力作戰是不容忽視的。除了以上兩條外，還有一些史料能説明問題，金朝遺民劉祁説“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公，其軍號‘花帽子’。”又云“仲元為將，重厚沈毅，有謀。”這裏説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將帥。此外按金制“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完顏阿鄰後來要求特賜其兄守楫及從父兄弟，宣宗許之，引起郭仲元的不滿，曰“臣頃在軍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譏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鄰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並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從以上史料證明，郭仲元和郭阿鄰同時立下了金朝規定的“止賜其家”的戰功，保守的估計是戰功達到以千人擊敗敵千人。但是這麼估計也有一定的問題，因為金朝後期有濫予賜姓的現象，故所謂的賜姓標準好多依君主和宰執一時好惡來制定的，有一定的隨意成分。在貞祐三年以後，郭仲元先後擔任“永定軍節度使”併兼任本路宣撫使 “遙授知河間府事”“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等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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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帽軍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較大戰功是鎮壓山東的紅襖軍起義，紅襖軍起義，根本原因是因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漢族農民失去土地。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金朝對這裏失去了控制，首先發難的是楊安兒，早在泰和年間的金宋戰爭時，就活躍在山東一帶。後接受金朝招安，大安三年金蒙戰爭起，金朝另他招募“鐵瓦軍敢戰軍”迎敵。但他卻乘機回到山東，於是紅襖軍起義開始興起，金朝為了對付起義軍，以駙馬僕散安貞為主將，攜帶郭仲元和郭阿鄰兩軍南下，宋人記載主要的起義軍皆為花帽軍所擊敗“又有郝八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開封。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眾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

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黃摑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於闌頭滴水，斷其南路。 ^[2] 

蒙古方面卻在攻克中都後，繼續向金髮動試探性進攻，貞祐四年秋，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為主將的萬餘軍隊，向金的潼關防線進攻，他們的戰術運用很巧妙“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是潼關失守。”金朝不得不調動部隊迎擊，郭仲元部在“十月，徙軍盧氏，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目的就是防禦蒙古進攻潼關，但是不久潼關失守，蒙古軍長驅直入，郭仲元部“仲元軍趨商、虢，復至嵩、汝，皆弗及。”南宋方面記載的有些不同，“金主（宣宗）急召花帽軍于山東。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

《金史》宣宗本紀記載興定元年夏四月“庚戌，花帽軍作亂於滕州，詔山東行省討之。”在其他列傳中亦有類似記載。按《宋史》，投奔宋朝有一支張惠率領的花帽軍。從以上來推斷，這支叛金的花帽軍很可能是張惠所部。張惠是李霆的部將，在鎮壓紅襖軍中立下戰功。

雖然張惠為宋人立下好多戰功，但其由於為北人，難免受到宋人的猜忌，儘管在夏全和李全的叛宋活動中，張惠也有意與其保持距離，但終不為南宋所容，於正大三年北上回歸金朝，金給予其“臨淄郡王”的爵位。

張惠在迴歸金朝後，參加了兩次戰鬥，第一次是正大七年的第二次大昌原之戰，紇石烈牙吾塔率領“臨淄郡王張惠，恆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進兵數萬救慶陽，大軍（蒙古軍）失利。”，這一戰金軍獲勝，乃至金軍將領對蒙古使者發出狂言。第二次是對金朝有決定性意義的三峯山之戰，在蒙古假道於宋時，張惠提出“截江為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為所潰乎？”但是金朝主將沒聽從他的意見，後果嚴重，“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合打兵不能遏”，隨後的戰役中，金軍逐漸陷入被動，張惠提控步軍，在金軍突圍的過程中，大部分將領戰死後，唯有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張惠的戰死，標誌着花帽軍由抗蒙興起，由抗蒙殉國而結束，一代金末名軍的歷史結束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