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逸夫

1926年，就讀東南大學外文系（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其後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受到當時民族主義與科學研究的理論思潮影響，相信要救中國唯一的道路是從事科學的民族學研究，親身下鄉從事民族學的田野調查工作。因此芮逸夫在大學時代即立定志向要終身從事民族學的實地研究工作，並多方蒐集資料，研讀有關著作。

1927年，東南大學解散，芮逸夫離校。

1929年秋，任清華大學圖書館之聘任編目之職。

1930年9月，接受中央研究院聘書，跟隨凌純聲先生進行松花江下游赫哲族之民族學調查研究，並就進在清華研究院先從趙元任先生學習語言學與記音，以及國際音標，以便整理資料。

1931年春，先生南下正式就中研院職。

1932年，與凌純聲先生、勇士衡先生赴湘西鳳凰、乾城、永綏等三縣調查苗族，其結果寫成「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一書，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之十八，由商務印書館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出版。

1933年，與凌純聲調查浙江南部麗水等縣畲民。

1934年，應外交部之邀約，參加滇緬公路南段界務之會勘工作，在雲南與緬甸邊境停留六個月，並同時探訪少數民族，其所蒐集的邊疆民族之資料甚多，其結果亦寫成多篇單篇論文發表。

1937年，隨歷史語言所遷至雲南昆明，因而開始另一階段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芮逸夫繼續西南少數民族研究，也開始實現他鑽研民族學的初志：從事中國民族的綜合研究，先後完成「中華國族解」，「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中華民族的支派及其分佈」，「西南民族與緬甸民族」，「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等論文。

1946年，史語所隨政府還都南京，芮逸夫在這一時期主要從事我國親屬制度的探討，這是以現代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概念，運用於我國古代親屬稱謂制度之分析，並先後發表了「伯叔姨姑考」、「苗語釋親」、「釋甥之稱謂」、「中國親族稱謂的演變及其與家族組織之相關性」、「九族制與爾雅釋親」、「爾雅釋親補證」等論文。同時先生以邊疆民族專家身份，被推選為行憲前的立法委員，於是面對邊疆問題頗多論著，計發表「行憲與邊民」、「中國邊疆之語言文字及其傳授方法」、「邊疆建設與民族平等的邊疆地方自治」、「行憲與邊疆自治」等論文，刊行於邊政公論等主要邊疆刊物。

1950年，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播遷至台灣，任史語所第四組主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

1959年，為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主任。 此期研究多與台灣土著民族有關者，這是因為來台初期與台灣民族學的同仁多所接觸與合作，同時又因為負責考古人類學系系務多年，領導研究工作與安排學生進行實習之故。有關台灣土直著族之論亦多在此時期發表，包括瑞巖泰耶魯族親子聯名制與儸倮麼些之父子聯名制比觀，瑞巖泰耶魯親屬制初探，瑞巖泰耶魯族頭目與村長家族世系譜，台灣土著各族劃一命名擬議，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泰雅人調查簡報，民族平等的地方自治與山胞社會等論文。

芮逸夫生活剪影(7張)

1964年，卸去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一職。全力從事中國民族，文化與社會的綜合研究，很多全貌性與理論性的論文，都完成於此一時期，此外，若干早期的調查資料，亦於此時期陸續整理發表。其後，又主持二十三種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彙編之工作，為邊疆民族之研究提供一完整而基礎性的資料。

1978年，五月十九日為先生八十大壽之慶，其在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執教的三位學生：喬健、王崧興、謝劍及李亦園先生等人發起編印一論文集以為先生祝壽。並共同署名邀約同學撰文，共同集為一冊「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 ^[2] 

李亦園先生稱頌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由此可見，芮先生的編纂該書實有一深遠而嚴謹的理論架構作為主導，以數十年研究中國各民族的豐富經驗和心得，企圖融合人類學與史學於一爐，實為我國學術界開創了新的學術途徑。”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