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達·卡羅

弗裏達1907年生於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約阿坎（Coyoacan）街區，是家裏的第三個女兒。她父親是一位有匈牙利猶太血統的攝影師，生於德國，家族來自羅馬尼亞的奧拉迪亞（Oradea，二戰前是匈牙利屬地）；母親則是西班牙與美國印第安人的後裔。她的一生長時間受到身體損傷的侵害。6歲時就得小兒麻痹，從此成了瘸子。然而，少年時期的弗裏達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這也使得她父親特別鍾愛於她。父親對於她的教育有着開明的理念，1922年時將她送進Preparatoria就讀，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預備學校，當時才剛剛開始招收女生，弗裏達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這所學校裏弗裏達認識了她將來的丈夫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畫運動三傑之一，當時剛從法國回來，受託在此做壁畫。弗裏達深深被他吸引了，由於不知道如何面對突然降臨於她的感情，她就戲弄他，和他開玩笑，並試圖激起畫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裏達經歷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這件事改變了她的命運。9月17日，弗裏達乘坐的巴士與一輛電車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頸椎碎裂，右腿嚴重骨折，一隻腳也被壓碎。一根金屬扶手穿進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陰部。這次事故使她喪失了生育能力，並且一生都要與銘心的痛苦為伴，儘管她花了很長時間才能正視這一切。她後來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繪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讓我失去了童貞”。多年以後，她當年的男朋友回憶起來仍是不寒而慄：“劇烈的衝撞撕開了她的衣服。車上有人帶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滿了她血淋淋的身體。”整整一個月，她渾身打滿了石膏，躺在一個棺材一樣的盒子裏，沒有人會相信她會活下來。1926年在病癒過程中她畫了第一張自畫像，從此她開始以繪畫記錄自己和生活與情感。

1928年弗裏達再次遇到婚姻剛剛破裂的里維拉。他們發現除了相同的政治觀點外（此時他們是共產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兩個人還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於是在1929年8月正式結婚。弗裏達後來説：“我一生經歷了兩次意外的致命打擊，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車，一次就是遇到里維拉。”

由於墨西哥的政治氣候對於左翼同情者來説逐漸惡化，許多壁畫項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維拉夫婦來到美國，先到舊金山，然後又到紐約舉辦由當代藝術博物館組織的里維拉回顧展。在這一時期，弗裏達僅被看作一位偉大畫家的迷人陪襯，然而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

1932年，里維拉受託為底特律博物館創作壁畫，而在此期間弗裏達流產了。休養中弗裏達畫了《底特律的流產》，首張真實而敏鋭的自畫像。她從此發展出來的風格完全不同於她的丈夫，主要從墨西哥民間藝術以及小型祭壇畫中汲取營養，而里維拉對此表示理解和尊敬。自此弗裏達着手於一系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藝術形式的創作，它們莊嚴地表現着女性真實、現實、殘忍、苦楚的品質。以前還從來沒有人像弗裏達一樣將如此痛楚的詩歌寫在油畫的畫布上。她至少經歷了32次大小手術。她有整整一年躺在牀上一動不能動。在此期間，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鋼絲做成的支撐脊椎的胸衣。生命暗淡到極處時，她從自己的藝術創作中找到了安慰。她寫道：“我的畫是對我自己最坦白的表達。”

1936年，她畫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畫，她的祖父母渾身佩帶着大像章飄於雲彩之中，她自己則出現在三個地方：一個還是個受精卵，一個是系在她媽媽白色鑲邊結婚禮服的腰帶上的胎兒，還有一個是小孩，手拿一條繩子，把一家7口緊緊繫在一起。她的畫幾乎都是自畫像，她説：“因為我經常孤獨一人，所以我作自畫像，因為我自己最瞭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畫像。”是繪畫把她的災難變成了戲劇，這成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對關注的渴望。而在現實生活中，她總是竭力為她的朋友們營造出輕鬆愉快的氛圍。她常常把自己畫成“兩個弗裏達”，一個在忍受痛苦，另一個才是人們所熟悉的她。不管她身體上的痛苦多麼可怕，她那嚴肅的表情和莊重的眼神都帶着堅定的尊嚴面對着觀者。

這對夫婦於1935年返回墨西哥，之後里維拉與弗裏達的妹妹開始偷情。雖然最終他們停止了爭吵，但此事成為二人關係的轉折點。里維拉從未忠情於任何女子，弗裏達也從此與眾多男女開始了紛繁複雜的戀情關係。其中有一位是超現實主義者佈雷東。他1938年到墨西哥，他驚訝於這個國度，稱之為“自然的超現實主義國家”，並且驚訝於弗裏達的繪畫。部分由於他的原因，弗裏達於1938年末在紐約舉辦展覽，佈雷東親自寫前言。展覽獲得巨大成功，半數作品售出。

1939，佈雷東又建議在巴黎再舉行一次展覽。這次展覽在商業上不是很成功，但評論非常好。盧浮宮收藏了一張，而且獲得了來自康定斯基和畢加索的讚揚。然而弗裏達非常不喜歡她稱之為“一幫母狼的瘋狂兒子”的超現實主義者，她説：“他們認為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但我不是。我從來不畫夢境，我畫的是自己的現實。”

40年代早期，弗裏達與里維拉離婚，原因仍舊是個謎，儘管他們還成雙入對出入公眾場合。不到兩個月，他們又在美國復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里維拉認識到弗裏達的健康將無情地惡化，一定需要有個人來照顧她。後來兩人又走在一起，里維拉重新向弗裏達求婚，直到弗裏達的生命終點，里維拉一直陪在她身邊。

除了畫家身份外，弗裏達同時也是墨西哥社會運動的支持者，在1954年，感染肺炎的她不聽勸告，卻執意參加反對美國干預危地馬拉的遊行活動，不久便逝世了。弗裏達的死仍眾説紛雲，最普遍的説法是她在1954年7月13日自殺，方式是在一場社會運動當中自焚而死。而後被葬在科約阿坎，弗裏達的家La Casa Azul已成為了博物館。

作品(3張)

她畢生的畫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離破碎的自畫像（如器官分離、開刀、心臟等具體的表徵、代表畫家的痛苦），此外，弗裏達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響，她經常使用明亮的熱帶色彩、採用了寫實主義和象徵主義的風格。

雖然弗裏達的作品有時帶有超現實主義的色彩；她也以超現實主義畫家為名義開過幾次畫展，但是她不認為自己是超現實主義畫家。她寧可稱自己為20世紀末的女權主義畫家，因她的畫作全神貫注集中在公正地畫出女性題材與比喻。她是崇拜女性的，而非超現實的。此外有相當多的記載指向弗裏達是一位雙性戀者。弗裏達的自畫像相當有特色，以她的一字眉（左右眉毛連在一起）和嘴唇上薄薄的髭聞名。她的畫作是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畫家作品。

在卡羅的作品中，從未出現崩潰或失控的表情，其實畫中的身體上有無數傷口，它仍然是一幅冷靜堅毅的表情。它直視無畏的眼光，卻隱藏了畫家內心不願承認的脆弱。如《兩個卡羅》一作中，眼淚與漠然的神情，這不單是觀者感到衝突之處，也是卡羅作品裏充滿張力的地方。

這幅《與猴子一起的自畫像》含有卡羅典型的自畫像特點：用色強烈、人物身上的衣飾及背景充滿墨西哥氛圍。而猴子在墨西哥神話中雖然是慾望的象徵，在卡羅眼裏卻是温柔而具靈性的動物；畫中人嘴唇豐滿，又眉如鷗，目光似乎有些犀利，可以想像出卡羅在作畫過程中，如何敏鋭而近乎殘忍地透視自己，與畫中的自己對望。

這幅畫裏畫着許多卡羅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畫如其名，她進入了畫布，雙腿浸泡在佔據整個畫面的浴缸裏，俯身看見水中浮現了自己各個生命階段的倒影。水中一切的情景都不算陌生，卡羅取下了自己從前許多畫作以及其它畫家作品的一部分當作象徵結合在這幅畫裏，娓娓回憶着自己一生的故事。畫中有些部分後來也被獨立出來，單獨成畫。

這個富感情、帶着淚與痛的生命，源自於血水交融，所以畫裏的浴缸栓塞，聯接着微細的血管（這脆弱的血管，後來於《兩個弗裏達》裏再次出現）。當滴滴代表着她生命力的血淌下，一連串的生命歷險就展開了。從下方水草叢中的夫婦肖像（那是與她血脈相連的父親與母親，取自1936年的畫作《我的祖父母、雙親與我》），依逆時針方向看起：那個脖子被繩索捆綁，如屍體一般的裸女代表着她流產的痛苦記憶（1932年《亨利·福特醫院》）；飄在水中的洋裝曾出現在1937年的作品《記憶》裏，當時她因妹妹與摯愛的丈夫發生婚外情而痛苦不已；裸女上方仙人掌似的水中植物，她曾畫在1932年剛到美國時的自畫像《站在墨西哥與美國邊界的自畫像》裏，當時卡羅以這幅畫訴説着自己的彷徨心情；右邊的高樓和坐在孤島上的一具白骨，則是她曾描繪過的夢想和墨西哥（1932年《夢想和自畫像》和1938年《墨西哥四居民》）。

這幅運用了高度象徵的畫作看起來雖然超乎現實，但每個部分卻都確實描繪着自己的實際遭遇和真實情感，卡羅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如此真誠地表露着自我。

這幅畫是心痛的卡羅與丈夫離婚後不久創作的，當時的她因為絕望而酗酒，使原本就孱弱的身體更雪上加霜。在婚變中歷經種種心境後，必須重新學習獨立的她，才執起畫筆剖析內在分裂的自己：兩個弗裏達血脈相連，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其中一個身穿墨西哥傳統的原住民服裝，是里維拉所戀慕的她，脆弱的血管環過她的右手臂，接在她手裏拿着的護身符上面，這個護身符裏面裝着里維拉的幼年畫像，是她愛意與生命的泉源。另一個穿着歐式洋裝的弗裏達卻已經失去了她的所愛，一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她的心臟只剩下一半，血管剛剛被剪斷，鮮血無助地滴下來，只能拿着手術鉗聊以控制。這個被遺棄的歐洲弗裏達，很有可能會流血至死。

不祥的烏雲籠罩在兩個弗裏達·卡羅的身後，這幅冷洌的畫作，陳述着她一生最熱烈的愛情和充滿磨難的婚姻。

隨着不斷惡化的健康，將卡羅一步步推向痛苦地獄的邊緣，她的自畫像也一張比一張冷凝，蓄滿絕望哀傷的張力。等到卡羅在這幅畫中以全身上下釘滿鋼釘的模樣出現時，現實中，她肉體所承受的痛已達到頂點。那年是1944年，卡羅的健康糟得不能再糟，醫生已經用上了鋼製的矯正衣來替代她無力的脊椎，她被關在一圈圈堅硬冰涼的鋼圈裏，每一次活動，都是與痛苦的殊死搏鬥。因此她幾乎是以殘餘的生命力在作畫，同時也是藉着創作成為一個第三者，冷淡地旁觀着命運所賦與她的悲慘。

畫中，她形容自己的身體被痛苦割裂了，如同她背後那些因缺水乾涸而龜裂的溝畦一樣。而她毀壞的脊椎原本像是潔白、直立的愛奧尼亞式圓柱，如今已斷裂成一截一截，要靠着堅硬的鋼製繃帶撐着，才能勉強聯接起來。她一個人淒涼地站在荒蕪的風景中，臉上掛滿了淚珠，釘子甚至穿過布匹刺進她皮膚裏，從額頭到大腿，她的身體無一處不在疼痛着。然而“痛”是無法與人分享的，惟有透過如此強烈的繪畫語言，她才能稍稍吐露內心的孤獨與無助。 ^[1] 

1928年弗裏達的畫作吸引了墨西哥很有地位的著名壁畫家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注意，造成了他們兩個糾纏的婚姻，弗裏達初時與里維拉學畫，後來陷入熱戀，隨即結婚。婚後，里維拉的風流行為並沒有因承諾而稍微收斂，卡羅卻因為深愛他而一忍再忍，直到里維拉同她親生妹妹發生關係，才導致兩人分居。卡羅也以一幅《一些小刺痛》來記錄此事。

這段期間弗裏達到巴黎辦個展，才發現自己對丈夫的愛意勝過愛自己。後來，里維拉重新向弗裏達求婚，直到弗裏達走到生命的盡頭，里維拉都一直陪在他的身旁。 ^[2-3] 

1982年，德國曾以弗裏達為主角拍過同名的自傳性紀錄片。

1984年，另一部電影《Frida, naturaleza viva》由導演Paul LeDuc推出，由墨西哥女演員Ofelia Medina飾演弗裏達。

2002年，電影商米拉麥斯（Miramax）發行了也是以弗裏達為主角的同名電影，由墨西哥女演員薩爾瑪·哈耶克（Salma Hayek）飾演弗裏達。此片在台灣譯為《揮灑烈愛》。

作為女人，她的一生支離破碎卻又色彩斑斕。可她卻把痛苦移植到藝術裏，成為了偉大的女性藝術家。（新浪網評價）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