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得萊斯

艾得萊斯：此錦只應天上有

正如其誕生地一樣，“艾得萊斯綢”吸聚東西方精華，閃爍着有別於中原絲綢的異樣光彩。那麼，桑蠶何以能落户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又何以能在此地勃然傳播？艾得萊斯綢到底魅力何在？ 桑蠶何以落户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又何以能在於闐勃然傳播？除了那則傳絲公主的傳説依然鮮活，艾得萊斯綢的來歷依然是一個難解之謎。 “傳絲公主”將絲綢帶入于闐？《新唐書·西域傳》曾稱于闐之人“工紡織”，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有過類似的評價。而今，這些有着讚許成分的話語依然是那麼恰如其分。和田以艾得萊斯綢為代表的絲綢文化彷彿是一個永恆謎題，吸引着人們無休止地去追問去破解。

“艾得萊斯”即維吾爾語“扎染綢”之意。新疆的和田地區，即古之於闐國所在，作為陸地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樞紐，正是艾得萊斯綢紮根、生長、繁盛之地。每當看到色彩豔麗、對比鮮明的艾得萊斯綢，一種裹着大漠風塵的異域情調就會撲面而來。環顧艾得萊斯綢的周邊，花帽、胡旋舞、手鼓、熱瓦甫，洋葱、孜然、葡萄、哈密瓜，一切似乎都與中原風物迥然而異。可是，只要我們略加考察就會發現，艾得萊斯綢的根仍然紮在中原大地。

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發掘出大批記載西域絲織生產的漢文文書。另外，在尼雅古城出土的距今至少2000年的絲綢碎片，竟和今天的艾得萊斯綢製作工藝完全相同。蠶、桑樹和手工紡織工具殘件，的確證明了艾得萊斯綢擁有異常古老的歷史。桑蠶何以落户于闐？古代中原不傳之秘的絲綢紡織術又何以能在於闐勃然傳播？除了那則傳絲公主的傳説依然鮮活，艾得萊斯綢的來歷依然是一個難解之謎。美麗艾綢的“硬件”與“軟件” 大凡一種聲名久遠的好物件，其誕生與繁盛總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艾綢亦是如此。和田養蠶業之盛，也與當地的自然條件有關。和田氣候温和、陽光充足、雪水豐沛。特別是這裏春天來得較早，氣温提升快，夏季氣温穩定而不過高，對於栽桑育蠶很適宜。據一位養蠶專家説，僅和田一地的現有桑樹數目，就達到江蘇、浙江兩省之和。製作出優良的艾得萊斯綢，光有桑蠶這些“硬件”還不夠，還必須有“軟件”—即過硬的技術手段，最主要的即扎染技藝。扎染又稱扎纈、絞纈或染纈。中國染纈藝術的形成條件早在周代以前便已具備，在秦漢時期開始流行。到了六朝時代，絞纈已經是“貴賤皆服之”，可見當時應用已很普遍。

直到今天，在大理白族地區、海南黎族地區、四川自貢地區仍然保留了古代的扎染技術。中原的扎染工藝也是一路西傳。解放後從新疆阿斯塔那地區先後發掘出土六朝時代的紅色白點絞纈絹、絳色白點絞纈絹，都是重要證據。在具體工藝上，直到今天，和田農民製作艾綢仍然用原始手工操作工藝，與海南黎族使用同樣的“扎經染色法”，即先扎染後織布。這與大理白族先織布後扎染分屬兩種工藝。和田農民的織綢機有一人多高，需要手腳並用。織機全是木質的，蠶絲的一端拴在一塊大石頭上，靠石頭本身的重量將絲拉緊，工人則在另一端按設計好的圖案將絲織成綢。吸聚東西方精華的藝術品站在一匹匹絢麗的艾綢前，我們總難免心生疑竇：是誰的妙手成就瞭如此美輪美奐的圖案？其實，圖案是通過扎染完成的。工匠根據圖案需要，將經線用玉米皮紮起來，浸到礦物和植物的染料液中着色。扎經是非常細緻而繁瑣的工序，圖案的形象、佈局、配色都要在扎經藝人的妙手下才能體現出來。扎經完成後再分層染色、整經、織綢。染色過程中圖案輪廓因染液的滲潤，有自然形成的色暈，好像用幹筆擦出的效果，參差錯落，疏散而不雜亂，既增加了圖案的層次感和色彩的過渡面，又形成了艾得萊斯綢紋樣富有變化的特色。這就如同那些高明的畫師，往往掌握着某些用色和運筆的絕技。在唐代以前，絲綢的紋樣花色也同樣主要借自於中原。

1995年10月，在和田民豐縣，出土了一件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的織錦。卜辭為漢語自不必説，其總體風格和設計思想也顯然受到秦漢時期中原文化的影響，圖案為星紋、雲氣紋及孔雀、仙鶴、辟邪、虎等瑞禽獸紋，華夏之風尚濃郁。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五代時，于闐國王李聖天（塞種人）仍然“衣冠如中國”，足見中原文化對於闐的影響之深遠。至隋唐時代，新疆絲綢在紋樣方面開始有了變化，可以説是東西方文化兼收幷蓄的發端。新疆出土的大量隋唐時代的紡織品實物證實了這一點。在這些實物中以“聯珠紋”“陵陽公樣”“胡王錦”最具代表性。據研究，“聯珠紋”主要來自波斯，“陵陽公樣”主要來自中原，而“胡王錦”則是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一方面新疆的絲綢文化受到東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新疆絲綢也在影響着東西方。

公元10世紀，于闐國王曾帶大批和田製作的“胡錦”“西錦”到中原進行商貿交易，在中原十分搶手。同時，在伊朗、土耳其及中亞國家的史書中也有過關於“艾得萊斯”的記載。艾綢上的“瓜果之鄉” 和田絲綢真正變成今日我們看到的艾得萊斯綢的模樣，是在和田地區信奉伊斯蘭教之後。公元16世紀整個新疆維吾爾民族全部信仰伊斯蘭教，從此, 伊斯蘭教的影響深深滲透於維吾爾族的經濟、政治、文化之中。服飾文化自然折射出伊斯蘭宗教的文化精神。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其他文化的遺痕。由於伊斯蘭教禁忌偶像崇拜, 所以禁忌在服飾、飾物和建築物上描繪人物、動物。

故此，維吾爾族以各種花卉紋樣, 以植物的枝、葉、蔓、果實圖案紋樣, 以現實生活中的壺、盆、瓶、爐、壇、琴等物的圖案為裝飾紋樣, 並以直線、曲線、弧線構成正方形、長方形、圓形、三角形、菱形、星形、新月形、鋸齒形等各種各樣的規則或不規則的幾何圖形, 盡情裝點着維族婦女的裙褲、坎肩，男子的袷袢、腰巾等。 正是在這種宗教文化背景下，具有強烈民族特點的艾得萊斯綢問世了。

在圖案中，最重要的實物象徵莫過於“巴旦木”了。巴旦木紋具有明顯的宗教含意，廣泛應用於維吾爾人幾乎一切裝飾藝術中。巴旦木是“巴旦杏”的果核。這種杏樹盛產於南疆，其果核形似新月，而新月正為伊斯蘭之標誌，故此，巴旦木圖案成為維吾爾族極其看重的裝飾圖案。如巴旦木花帽的圖案，就是由按前後順序旋轉排列的四個巴旦木紋樣構成，線條豐富，花色莊重素雅。另外，艾得萊斯綢圖案中瓜果、枝葉運用得較多，似乎流露了“瓜果之鄉”和田人民的自豪之情。熱瓦甫琴、獨它爾琴的圖案也很普遍，似又顯示了歌舞之鄉的特色。此外，對婦女喜愛的飾品，如梳子也多有表現。其中，圖案直觀易辨認者有之，強烈變形難以判別者亦有之。艾綢的色澤也與中原不同，鮮豔明麗，色彩反差大，與沙漠邊緣單調的環境形成了強烈對比，隱隱透出此方百姓熱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 此錦只應天上有宋元時代，維吾爾族紡織工人創造了織金錦的新工藝，增加了織品的華麗，對我國各地都有影響。元朝政府對這一新工藝極為重視，把300餘户織金錦工人調往甘肅安化一帶，設局製作，為織金錦工藝的傳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清朝末年，督辦新疆軍務的左宗棠，也看到了新疆發展桑蠶的重要性，為此採取扶持的政策，設立蠶桑局，曾招募浙江“湖州土民熟習蠶務者60名，並帶桑秧、蠶種前來”。當時僅從長江下游運來的桑苗就有幾十萬棵。同時，還大量招收維吾爾族徒工，推廣江南地區栽桑、育蠶、繅絲、織綢等先進技術，因而新疆蠶業曾有一定程度的振興。上世紀50年代以後，和田的繅絲業逐步由機器代替了紡車。由於絲織技術的革新和金銀線的引進，艾得萊斯綢更增添了許多新穎款式。不過，就像很多瀕臨失傳的傳統手工藝一樣，由於保護和經營不夠得力，艾得萊斯綢也正面臨着深刻的危機。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採取措施，例如，發展旅遊，讓遊客參觀製作過程、購買絲綢製品，擴大對外出口。當地的維族老鄉們正重新撿拾起這門古老的絕活，讓它再次傳播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