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弗裏·布倫戴奇

艾弗裏·布倫戴奇(10張)

國際奧委會第5任主席，美國田徑全能運動員。

1915年開設布倫戴奇建築公司，承建芝加哥的多座摩天樓和其他大型建築，並因此致富。

艾弗裏·布倫戴奇在主持國際奧委會期間，堅持奧運會的業餘性質，主張奧林匹克運動與政治分離。布倫戴奇還是一位藝術品收藏家，收藏了大量亞洲藝術品，後捐贈給舊金山市，在那裏專門修建了一座藝術館加以收藏。布倫戴奇於1972年離任後享有名譽主席的榮譽，並於1975年獲第一枚奧林匹克金質勳章。同年，病逝於德國的加米施-帕滕基興。

布倫戴奇自幼即喜愛體育運動，特別喜愛田徑和籃球，而且天賦不錯。高中畢業後，他進入了伊利諾斯大學學習工程技術專業，並以第1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成為伊利諾斯大學的傑出校友。在校期間，他是學校籃球校隊主將，鐵餅及十項運動冠軍。這個期間，他還奪得過美國中西部大學田徑運動會數項冠軍。1912年，他作為全能項目選手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會，獲田徑五項全能第5名。1914、1916、1918年3次獲美國田徑比賽十項全能冠軍。

1915年，在芝加哥創設布倫戴奇建設公司，蓋了許多摩天大樓，成為全美著名的工程師及商場鉅富。布倫戴奇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之後，在1928—1938年間領導全美業餘運動聯盟，擔任過美國田聯主席，手球協會主席，參與組織過泛美運動會，出任過美國參加 1932年和1936年奧運會代表團團長，並在1928——1952年任美國奧委會主席。

1932年，他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並先後擔任過國際奧委會執委（1936－1975）副主席、（1946－1952年）。1952年7月16日，在埃德斯特隆引退之際，他在國際奧委會赫爾辛基全會上（當時兼任美國奧委會主席）以（30：17）的票數，擊敗了英國籍國際奧委會副主席愛格塞特（當時兼任國際田聯主席），當選為第5任主席。1972年退位任名譽主席，在國際奧委會歷史上，任主席職務達20年，僅次於顧拜旦和薩馬蘭奇。

1955年，美國喬治·威廉姆斯大學法律系授予布倫戴奇名譽博士的稱號。在儀式上，主持人曾對布倫戴奇進行了這樣的介紹：“布倫戴奇先生是位工程師。作為建築公司的負責人，作為技術發展組織的主席，作為數家大旅館的所有者，他對芝加哥市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布倫戴奇是個藝術愛好者，他狂熱地喜愛東方藝術，並收集了大量寶貴的東方藝術珍品，在舊金山公園內建立了一個小型的私人博物館。1971年，當他決定離任後移居德國時，他把自己的所有珍藏捐獻給了國家。

布倫戴奇還收藏了許多體育書刊，並將這些數十年的收藏及有關國際奧委會的珍貴歷史資料，全部捐贈給了他的母校伊利諾斯大學圖書館，使奧林匹克的研究學者可以公開閲覽這些歷史文獻。

卸任之後，布倫戴奇與聯邦德國一位公主結婚，定居在慕尼黑附近的加爾米施·帕藤基興（那裏曾舉辦過冬季奧運會），直到1975年5月7日病逝。國際奧委會在1975年將奧運史上的第1枚奧林匹克金質勳章追授給了布倫戴奇。

布倫戴奇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之後，首先面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上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東歐國家集團的勢力已逐漸強大到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抗衡的程度；第三世界的崛起更是給這種東西方對抗增添了複雜的色彩。這種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也自然反映到奧林匹克運動之中：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進入奧林匹克世界，打破了長期由西歐、北美國家壟斷奧運賽場的傳統局面，第三世界在奧運賽場的逐步崛起，亦向歐美傳統的奧運優勢提出了有力的挑戰。

特別是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繼介入奧運會，民主德國，匈牙利，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等一些國家紛紛效仿蘇聯，由國家全力培訓體育選手——日後被稱為“國家選手”，而且其訓練方式的嚴厲程度，遠遠超過了一般職業選手。這對於一生倡導業餘運動，被譽為“業餘先生”的布倫戴奇，以及國際奧委會長期以來所規定的業餘運動規則，甚至於顧拜旦的理想，均是一種挑戰。

布倫戴奇曾多次訪問希臘的奧林匹亞，對奧林匹克之精神原則相當執着。他是世界業餘體育運動的忠實代表和實踐者，是奧林匹克理想的熱心鼓吹者，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反對職業化、商業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侵蝕。他絕對忠誠於顧拜旦制訂的奧林匹克運動的業餘化原則，不允許商業化、職業化的潮流污染純潔的奧運賽場。他對各種廣告所充斥的奧運會很反感，對其不屑一顧。許多選手因違反業餘規定而被取消資格。

由於情況的變化，國際奧委會有一些委員針對運動員資格的規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應當寬鬆一些。布倫戴奇聽到之後很是生氣，曾經在1971年向執委會提出建議要開除6名有這方面傾向的委員。

布倫戴奇在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受到時代的侷限，帶有比較濃厚的保守主義情緒，這大概與其堅持業餘原則是有一些關係的。

布倫戴奇對新聞媒體，尤其是電視媒介在未來奧林匹克運動中的作用認識遲鈍，反應遲緩，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進程。

在奧林匹克運動的歷史上，第三世界起步甚晚。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奧委會就曾經專門研討過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進入奧林匹克運動的問題（當時主要是指亞洲和非洲而言，因為南美洲多數國家，早在19世紀上半葉就已完成了民族獨立的歷史使命）。

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亞洲和非洲的情況才有了較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亞非國家經過頑強的鬥爭獲得了獨立，擁有了完整的領土和主權，在世界政治經濟地理格局上構成了一支新的力量——第三世界。與之相適應，在國際體育舞台上，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1940年，泛美體育組織正式成立。1951年，舉行了第1屆泛美運動會。1949年，亞洲體育組織正式成立，第1屆亞洲運動會於1951年舉行。1965年，第1屆非洲運動會正式舉行，1966年，非洲最高體育理事會正式成立。

第三世界的體育運動發展雖然緩慢，但卻頑強地向前發展着。如果説，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上，只有14個亞洲和2個非洲國家和地區參加。但8年後的羅馬奧運會上，來自第三世界的隊伍卻上升至近30支了。不過，由於第三世界的貧窮落後，還無法在奧林匹克運動中顯示其水平、發揮其作用。1961年在國際奧委會雅典全會上，老資格的法國委員傅蒙伯爵首先提出了要對第三世界提供具體的物質援助的議案。這個議案得到了以布倫戴奇為首的國際奧委會的認可，一個以博蒙為主席的委員會隨即誕生。但由於國際奧委會的財力微薄，這個議案還不能付諸實施。

1964年，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在國際奧委會東京全會上，正式認可了博蒙領導的委員會對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建議。冬去春來，隨着夏季及冬季奧運會電視轉播權的轉讓，大筆金錢陸續輸入國際奧委會空虛的金庫：如夏季奧運會奧運會電視轉播權所獲得的收入逐年增多：1960年395000美元，1964年1500000美元，1968年4500000美元，1972年7500000美元。這些收入，使國際奧委會的財力得到空前的增長，對第三世界提供物質援助乃至日後進一步提供各種業務培訓已由可能變成現實。

於是，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前夕，一個被命名為“奧林匹克團結基金”的援助項目正式問世。它的誕生，如同給久旱的土地帶來了甘露，對奧林匹克運動在第三世界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布倫戴奇對奧林匹克與政治的關係，在願望上是堅持顧拜旦的原則：儘量不參與政治，以減少政治對奧林匹克的干擾。這一點，從國際奧委會為了調查南非的種族歧視狀況，布倫戴奇寫給調查組組長基拉寧的信中也可看出：

1967年8月31日，布倫戴奇給基拉寧寫了下面一封信：

感謝您的有關赴南非特別委員會的所有來信。它們使我得以事先了解事情的進展情況。我榮幸地通知您，所有事項都已安排就緒，您將於下週成行。在您離開之前，尚有一事相告。

如果我們要對種族隔離本身作出估價，委員會的派遣本來不是我們的事。我們所關心的是南非國家奧委會以及它為遵守奧林匹克規章，特別是第24和25條款採取了哪些行動？

1936年，當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紛紛譴責納粹主義，許多人要求把奧運會遷出柏林的時候，我們曾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反共人士要求把東方國家排斥於奧運會之外。

我們不應介入政治事務，也不能允許奧運會被當作工具或武器從事與其本身無關的事。感謝您接受了這項微妙而重要的任務。請接受我最良好的祝願，祝這次使命愉快，成功，輕鬆。

誠實的，艾弗裏·布倫戴奇

“不應介入政治事務，也不能允許奧運會被當作工具或武器從事與其本身無關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只能是一個理想化的願望。因為奧運會的許多儀式都強化了“國家”的意識，何況各國體育交往的本身也排除不了國家的色彩。對此，國際奧委會現任主席薩馬蘭奇的認識還比較貼近實際。他説：“體育不涉及政治，這説起來極為容易。不過在現實中，則完全是兩回事。我認為，體育不得不與政治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其原因在於，在某些國家裏，就不能沒有政治。”

布倫戴奇反對政治對體育的干預，他有一句經常重複且廣為人知的話：“當你跨進體育的門檻時，就把政治拋棄在門外吧。”然而，在戰後的冷戰年代裏，他卻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政治旋渦，曾長期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

據考證，布倫戴奇在國際奧委會對新中國的態度，甚至比當時美國政府對新中國的態度還強硬。在1954年國際奧委會第50屆雅典全會上，以23：21通過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的議案。按照國際奧委會的章程，一個國家或地區只能承認一個奧委會，因此，所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奧委會”應自然廢除。但是，在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的操縱下，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國家奧委會名單中，卻出現了“中華民國”的字樣。在以後的各種活動和文件中，還出現了“Formosa－CHINA”和”Peking－CHINA”兩種稱謂，甚至允許台灣運動員代表“Formosa－CHINA”參加第16屆奧運會，公然違反《奧林匹克憲章》和製造“兩個中國”。這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

為此，早在1947年就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董守義先生，站在新中國奧委會的立場，在第50屆雅典全會後國際奧委會一系列會議上，一再提出抗議。他還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進行了多次措辭激烈的通信交涉，指出台灣的體育組織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組織，無權代表中國，希望國際奧委會不要製造“兩個中國”。但布倫戴奇卻堅持錯誤立場，反誣中國在“搞政治”，甚至稱台灣過去“不是屬於中國的”。他不僅態度非常強硬，還指責董守義先生違反《奧林匹克憲章》。

布倫戴奇1958年6月1日給董守義先生的回信，可謂是最後通牒了，他説：“你身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卻不顧自己的職責，在任何機會你都企圖提出政治問題，企圖製造各國體育界的混亂。假如你繼續違揹我們憲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話，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求你辭職。”

為維護祖國的統一，董守義先生在當年的8月19日發表聲明，拒絕同布倫戴奇合作。同日，新中國奧委會也發表聲明，由北京政府主導、正式單方面斷絕與國際奧委會的一切關係。 ^[1]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分裂成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兩個德國先後成立了自己的奧委會。1949年9月成立的聯邦德國奧委會得到了國際奧委會的認可。由於政治的原因，民主德國奧委會沒有得到認可，不能單獨組隊參加奧運會。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法國暫管的原德國薩爾州，也成立了自己的國家奧委會。法國方面一再與國際奧委會交涉，使薩爾州作為單獨的地區獲得參加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的權利——入場式時，薩爾州隊按芬蘭語排在聯邦德國之後入場，很讓人回味不盡（1956年，薩爾地區舉行公民投票，按照多數公民的意見，該地區於1957年1月1日又重新迴歸聯邦德國。因而，薩爾隊1952年是第1次也是最後一次單獨參加奧運會）。當時的國際奧委會力主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組成共同隊參加奧運會，但民主德國領導人烏布利希堅決不同意，從而放棄了這次參賽機會。

1956年的奧運會是布倫戴奇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後的第1次奧運會。在這次奧運會上，國際奧委會成功地解決了複雜的德國問題。布倫戴奇以當時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的辦法，把赫爾辛基奧運會上的兩支德國隊和當時來參賽的民主德國隊組成了一支統一的德國隊——1955年6月18日，國際奧委會在巴黎召開第50屆全會。會上以27票贊成，7票反對通過了對民主德國奧委會的暫時承認，前提是：兩個德國必須組成統一隊參加墨爾本奧運會。否則暫時承認便立即中止。

經過漫長的談判，終於組建了統一的德國隊，由139名聯邦德國隊員和37名民主德國隊員組成。上屆奧運會時單獨參賽的薩爾地區也加入了德國隊的行列（奧運會於1956年11月至12月舉行，薩爾地區從1957年1月1日迴歸德國，也就是説，薩爾地區的體育運動先於其它方面迴歸德國——作者注）。兩德雙方談判商定，由隊員多的一方擔任代表團團長；使用上面有奧林匹克五環旗的黑。紅、金三色旗為統一隊隊旗；頒獎儀式上使用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的“歡樂頌”作為替代國歌。

兩德問題的成功解決，誕生了一種處理參賽權力的“德國模式”，也給我們解決類似一些問題提供了借鑑。1988年，朝鮮雙方曾談判沿用“德國模式”，但遺憾的是未能成功。後來繼任的基拉寧勳爵在回憶錄中寫道：布倫戴奇也曾想應用“德國模式”處理中國問題，但同樣沒有成功。

徐亨是中國台北奧委會名譽主席，他1970年加入國際奧委會時，布倫戴奇發揮了重要作用。

徐亨與布倫戴奇關係甚好，交往密切。徐亨曾與夫人一起應邀出席過國際奧委會的一些會議和社交活動，雖然這些活動按規定不允許他們參加，但有布倫戴奇的關照，一切顯得那麼自然了。

在國際奧委會1970年的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一向以支持台北反對北京的布倫戴奇，建議吸收台北的徐亨為國際奧委會委員。

國際奧委會增選新委員有不成文的規定和要求：主席應在新委員所在地區進行認真的調查。然後，主席通常與其他委員特別是執委們一起討論候選人的情況。退休的委員的建議，對於挑選他的繼任者有着特別的分量。最後將名單提交給執委會，然後在全體會議上接受並通過。

當時出現了少見的情況，執委們一致反對布倫戴奇的提名。因為大家都知道，國際奧委會中有一部分委員早就揹着布倫戴奇，與北京方面的“有影響人士”進行秘密接觸，而且發展趨勢良好。因為他們對布倫戴奇的比美國政府“還要強硬”對華態度，有看法，而且暗中也得到了基拉寧副主席的支持。他們明白，布倫戴奇的舉動將使他們過去的努力毀於一旦。一些委員也指出：接收台北的徐亨，將立即會被認為是支持這一方而反對另一方。因此，執委們一致決定不推選徐亨，但最終也沒能拗過布倫戴奇。

當國際奧委會全會進行到“接收新委員”時，布倫戴奇宣讀了一份名單，徐亨也在其中。當時，坐在布倫戴奇左側的愛克塞特勳爵高聲喊到：“我們不推選徐先生！”其他一些委員也同聲附和着，對愛克賽特表示支持。但是，布倫戴奇對他們不予理睬，仍我行我素，最後還是把徐亨拉進了國際奧委會。

後來，委員們也慢慢默認了。因為他們懂得：在一個由西方大國説了算的“紳士俱樂部”裏，是不會發生反對獨裁歧視中國事件的。即使發生了，也不會有效果的。

在現代奧林匹克史上，布倫戴奇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的繼任人基拉寧勳爵在其回憶錄——《我的奧林匹克歲月》中曾經介紹了一些這方面的情況：

布倫戴奇的家長式作風很嚴重，也不喜歡奧林匹克代表大會（即國際奧委會、各國國家奧委會、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以及應邀參加的有關各方面的聯合會議）的民主氣氛。他一直拒絕召開奧林匹克代表大會（他在任期間未舉行過一次奧林匹克大會），直到後來，遭到執委會和奧委會多數委員們的反對。在各國際體育聯合會為他的退休而在洛桑的皇宮飯店舉行的晚宴上，布倫戴奇大動感情，後來竟傷感地大哭起來，似乎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所醒悟。

布倫戴奇有時也像某位教皇那樣，慣於用令人吃驚的語音對他的聽眾講幾句外語。他全然不知，當時許多國際奧委會委員都感到他這樣做的結果，是一種難堪和炫耀。

布倫戴奇管理奧林匹克運動的方式獨裁，他把規章和理想變成了一種任格。他把國際奧委會看成是一個小世界，他自己是上帝，在位的時間一長，就聽不得別人的意見，以至於每個同他意見不合的人都被視為有造反嫌疑。基拉寧在1969年的華沙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議上，曾經敲着桌子罵他是法西斯分子。

基拉寧還認為，布倫戴奇在位的時間過長了，起碼他的離職遲了4年。

除了這些批評之外，基拉寧還指出布倫戴奇對奧林匹克運動的貢獻是巨大的。如果沒有他在1952年赫爾辛基出任主席，奧林匹克運動就可能面臨戰後的分裂和渙散而崩潰。當時，奧林匹克運動的運轉需要一位強有力的人物，他對奧林匹克原則的忠誠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奧林匹克的旗幟下聚集在一起，這一貢獻是永遠不可忘懷的。

基拉寧勳爵還認為，雖然布倫戴奇的獨裁為他樹敵不少，但他仍然贏得了尊重。作為整體來説，國際奧委會還是尊重他的。

選擇薩馬蘭奇可以説是布倫戴奇對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的一大貢獻。可以這麼説，如果沒有布倫戴奇的支持，薩馬蘭奇可能不會成為國際奧委會委員，更不會有奧林匹克運動的今天。薩馬蘭奇於1953年第1次正式申請加入國際奧委會，他當時任國際旱冰協會副主席；1955年又兼任國際地中海運動會委員會副主席和西班牙奧委會副主席。1956年，布倫戴奇在科爾蒂納·丹佩佐舉行的冬季奧運會上初識薩馬蘭奇，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2年，布倫戴奇在瑞士埃維昂國際奧委會與各國家奧委會的會議上，再次注意到了薩馬蘭奇。以後在1960年羅馬奧運會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布倫戴奇發現薩馬蘭奇有種特殊的組織才能，更使他下決心要讓薩馬蘭奇進入國際奧委會領導機構，因為國際奧委會需要有一個“具有體育頭腦而腳踏實地的人”。

但是，要薩馬蘭奇進入國際奧委會領導機構有許多阻力，其中主要的是受到《奧林匹克憲章》的限制。1894年通過的《奧林匹克憲章》並沒有規定每個國家只能有一名委員，因此在歷史上西班牙在國際奧委會曾經有兩名委員。1954年兩名委員之一古埃利男爵年高謝世，這樣西班牙本來可以順理成章地增補一名委員。但在1953年國際奧委會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會議上，補充了一條規定：即自該年起，只有地域遼闊具有奧林匹克光榮傳統或者主辦過奧運會的國家，才能最多同時有兩名委員。當時符合“地域遼闊、具有奧林匹克光榮傳統”條件的國家只有印度、巴西和希臘三個國家。所以，這條規定在薩馬蘭奇與國際奧委會之間畫了一條禁逾線。後來在1961年和1965年薩馬蘭奇又兩次提出入會申請，均因《奧林匹克憲章》的有關規定和名額限制而未獲通過。

1966年，國際奧委會在羅馬舉行第65次會議，布倫戴奇再次把薩馬蘭奇入會的問題納入會議日程。當時，因為國際奧委會里已經有了一名西班牙籍委員，所以有許多人持反對意見。薩馬蘭奇的朋友、記者梅爾塞對他透露一些信息：“布倫戴奇做了不少工作，有不少人反對。”薩馬蘭奇當時倒是信心十足，因為他了解布倫戴奇對自己的賞識以及布倫戴奇凡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性格。而且，4月27日的投票日，是聖女蒙特塞拉特節，聖女蒙特塞拉特是他故鄉的保護神，有聖女的保護，他相信會成功的。

4月26日，是大會表決的前一天。在這天的會議上，布倫戴奇的力抒己見，堅持要給西班牙增加一個委員名額。他為此解釋説：以前制訂及修訂的《奧林匹克憲章》已不適應20世紀60年代世界體育發展的形勢，現在又到了必須修改的時候了。隨後，他列舉了薩馬蘭奇的許多優點及他為發展西班牙體育運動所作出的貢獻，並希望各位委員認真考慮薩馬蘭奇的入會，將給國際奧委會帶來什麼樣的利益。委員們各抒己見，最後同意了布倫戴奇的提議：第2天進行表決。

4月27日上午，投票結果終於出來了。最終以3票的多數，通過了布倫戴奇的提名。薩馬蘭奇終於如願以償，成為國際奧委會的一名成員，並以不知疲倦的精神投入到奧林匹克運動之中。

許多年之後，薩馬蘭奇問布倫戴奇為什麼把自己選入國際奧委會？布他戴奇的回答不無幽默：“因為我知道，你總有一天會成為主席。”

世界進入了新的時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代，理想主義與固執呆板兼有的布倫戴奇終於決定引退，告別自己長達60年的奧林匹克生涯，把領導世界奧林匹克運動的重任轉交給適應新時代的人物。

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成了領導世界奧林匹克運動長達20年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布倫戴奇的告別儀式。作為告別儀式，慕尼黑奧運會並未因為發生在奧運村的謀殺慘案而失去光彩，相反，布倫戴奇在即將告別奧林匹克歷史舞台時，又一次以鐵腕拯救了因謀殺慘案可能導致倒退的奧林匹克運動。

“奧運會必須進行下去！”的決定，為布倫戴奇的奧林匹克生涯，寫下了一個休止符號。

當布倫戴奇站在慕尼黑奧運會閉幕式的講壇上，用德語向觀眾告別時，體育場上巨大的電子顯示屏幕上用英文打出了“感謝您，布倫戴奇！” 的字樣。

在充滿離別之情的時刻，聯想起奧林匹克運動所經歷的風風雨雨，特別是本屆奧運會發生的謀殺慘案，布倫戴奇和許多觀眾都流下了惜別的眼淚。這就是布倫戴奇.

生平大事記

·1887年9月28日布倫戴奇出生於美國的伊利諾斯州的底特律。

·1912年作為田徑五項全能選手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會，獲第5名。

·1914、1916、1918年3次獲美國田徑比賽十項全能冠軍。

·1915年在芝加哥創設布倫戴奇建設公司，此後建成了許多摩天大樓，成為全美著名的工程師及鉅富。

·1928一1938年間領導全美業餘運動聯盟，擔任過美國田聯主席，手球協會主席，參與組織過泛美運動會，出任過美國參加 1932年和 1936年奧運會代表團團長。

·1928—1952年任美國奧委會主席。

·1932年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

·1936年擔任國際奧委會執委。

·1946年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

·1952年7月16日在國際奧委會赫爾辛基全會上以30：17的票數，當選為國際奧委會第5任主席。

·1955年美國喬治·威廉姆斯大學法律系授予布倫戴奇名譽博士的稱號。

·1956年在科爾蒂納·丹佩佐舉行的冬季奧運會上初識薩馬蘭奇，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6月1日給董守義先生的回信，講：“你身為國際奧委會委員，卻不顧自己的職責，在任何機會你都企圖提出政治問題，假如你繼續違揹我們憲章的文字和精神的話，那麼惟一的辦法就是要求你辭職。”可謂是最後通牒了。

·1960年羅馬奧運會和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發現薩馬蘭奇有種特殊的組織才能，下決心讓薩馬蘭奇進入國際奧委會。

·1964年在國際奧委會東京全會上，同意了博蒙領導的委員會對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建議。

·1970年在國際奧委會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不顧眾多委員的反對意見，接納中國台北的徐亨為國際奧委會委員。

·1971年離任後移居德國，把自己珍藏的所有東方藝術珍品都捐獻給了美國。

·1972年在慕尼黑奧運會發生謀殺慘案，不為所擾作出“奧運會必須進行下去！”的決定，為其奧林匹克生涯寫下了一個完滿的休止符號。

·1972年退位，任名譽主席。

·1972年與聯邦德國一位公主結婚，定居在慕尼黑附近的加爾米施·帕藤基興。

·1975年5月7日病逝。

·1975年國際奧委會將奧運史上的第1枚奧林匹克金質勳章追授給了布倫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