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儒略

1582年，出生於意大利北部佈雷西亞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在威尼斯長大，於1597年進入安東尼神學院學習，1600年入耶穌會見習。1602年經發願後被送到帕爾馬學院學習哲學，直至1605年，其間在1603年他要求前往秘魯傳教，未獲準。1605年他進入羅馬的宗座額我略大學（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學習。1606年—1608年，他又被派往博洛尼亞教授人文科學，同時被委任為神父。1607年他再次要求去東方傳教，獲得耶穌會會長阿誇維瓦（Claudio Acquaviva）同意。1609年，艾儒略離開羅馬去里斯本，在那裏搭船前往亞洲。

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到北京，先後在上海、揚州、開封、杭州等地傳教。天啓四年（1624年）葉向高邀其來福州，為外國人入閩傳教之始。閩中名士葉向高、張瑞圖、何喬遠、徐火勃、林侗、陳鴻等均與之交往，題詩投贈。艾儒略編《閩中諸公贈詩抄本》傳世，在閩傳教25年，足跡幾遍八閩。曾任耶穌會華南區省會長，建大教堂22座，受洗禮的達萬餘人。除傳教外，還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和科學技術。

永曆三年（1649年）清兵入閩，避難延平，五月病逝，葬福州北門十字山。

（1610年——1613年）

1610年，艾儒略經印度果阿抵達澳門。在澳門的耶穌會學院，他一面教授數學，一面學習漢語。由於明朝政府對他入境的限制，他不得不尋找潛入中國國境的機會。1611年，他與史惟貞（van Spiere）嘗試秘密進入中國國境，卻被船家告發並被拘捕，在耶穌會交付了大筆贖金之後才被遣返回澳門。在這之後，他被耶穌會委任為見習導師。

（1613年——1624年）

艾儒略重新繪製的利瑪竇的《萬國全圖》，艾儒略的名字題於左上角。艾儒略進入中國的確切時間無法確知，可以確定的是，1613年時他已經在中國內地活動了。他沿肇慶、韶州、南京一線北上到達北京。因其通曉希伯來語，1613年他被派往河南開封與當地的猶太人後裔接觸，以求研究他們保存的經書，然而遭到拒絕。在北京，艾儒略結交了徐光啓，並在不久後隨辭職返鄉的徐光啓前往江南。在揚州他為馬呈秀講西學並施洗馬成為基督徒。

1616年，南京爆發了南京教案，20位在華耶穌會士遭到嚴厲處罰，艾儒略至杭州的楊廷筠家避難，直到1618年形勢漸漸好轉，他就開始在杭州傳教，接納了楊廷筠、李之藻兩位重要人物入教。此後，以杭州為傳教中心，他的足跡踏遍了北京、陝西、山西、江蘇、浙江各地。 在杭州時期，艾儒略開始用漢文出版著作。1623年，《萬國全圖》、《職方外紀》、《西學凡》及《張彌額爾遺蹟》出版，前三部作品向中國人介紹了西方地理、耶穌會的教育制度。《職方外紀》一書的寫作目的在於使人“溯流窮源、尋末求本”。此後一直到19世紀，該書在中國都被用作學習歐洲地理的教材。

（1624年——1637年）

按費賴之的記述，艾儒略早有入閩打算，但因為福建“風俗放逸、山道崎嶇、語言難曉，因是未果”。

天啓四年（1624年），明朝內閣首輔福建人葉向高退職歸裏，途經杭州，在楊廷筠寓所與艾儒略結識，便邀請艾儒略南下入閩傳教。 ^[2]  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與葉向高坐船到達福州，開始了在閩25年的傳教生涯。

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謂性”為主題，同時提出天主教的概念，與許多福建士大夫討論天學，藉此在士大夫階層中傳播天主教。參加討論的當地名士有很多，何喬遠、蘇茂相、黃鳴喬、林欲楫、曾櫻、蔣德璟等人都參與其中。費賴之稱“儒略既至，彼(葉向高)乃介紹之於福州高官學者，譽其學識教理皆優，加之閣老葉向高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傳教城中，第一次與士大夫辯論後，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數人。”在福州，艾儒略與葉向高論道析疑，寫出了《三山論學紀》（“三山”為福州的別稱）。葉向高的兩個孫子、一個曾孫和一個孫媳都受洗入教。艾儒略非常重視與地方官員和士紳的關係，他和福建巡撫張肯堂、督學周之訓都有交情，還認識曹學佺、曾異撰、孫昌裔、翁正春等要人。同時也注重在平民階層中傳播教義。1625年，葉向高長孫葉益蕃在福州宮巷為艾儒略建造了“三山堂”，即“福堂”。這是福州已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過艾儒略的傳教也引發當地反對天主教的上層文人和佛教徒的強烈不滿與抵制，這些反對的聲音在福建教案爆發後達到高潮。 ^[3] 

福建的頭十二年（直至福建教案爆發）是艾儒略在閩傳教的黃金時期。在這期間，艾儒略走遍福建各地進行傳教活動。到了崇禎八年(1635年)，福州城內教徒已達數百人，福州成為耶穌會在中國刻印出版漢文著作的中心之一。這一時期也是艾儒略出書最多的時期，總共出版了《性學觕述》、《三山論學紀》、《滌罪正規》、《悔罪要旨》、《耶穌聖體禱文》、《萬物真原》、《揚淇園園先生事蹟》、《彌撒祭義》、《利西泰先生行跡》、《幾何要法》、《出像經解》、《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天主降生引義》、《西方答問》、《聖夢歌》等十五種書，涉及神學、哲學、數學、醫學、地理等諸方面知識，因而該時期也成為了西學東漸的一個重要時期。

（1637年—1639年）

崇禎十年（1637年）爆發了福建教案，成為艾儒略在華傳教事業的轉折點。在提刑按察司徐世蔭與福州知府吳起龍張榜禁教並驅逐陽瑪諾、艾儒略之後，艾儒略被迫四處藏匿，出版書籍的工作暫時中止，而三山堂也被官方查封。反天主教人士猛烈攻擊耶穌會傳教士“合儒詆佛”的思想，認為天主教於國家有害。艾儒略開始寫信及拜訪政府官員求助，閣老張瑞圖即受艾儒略邀請，向福州知府關説。同時艾儒略又拜訪好友曾櫻，曾櫻時任觀察使，為福州知府的上司，他與艾儒略會面之後就立即去信福州知府要他妥善處理對耶穌會士的判決，並回訪耶穌會士，以向社會暗示耶穌會與高層官員的聯繫。福建教案期間是艾儒略傳教和出版事業的低潮，他在曾櫻和蔣德璟的保護下，被迫躲藏於泉州府和興化府，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間，他先後發現了四塊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為研究泉州歷史和基督教傳教史的重要材料。

（1639年——1649年）

1639年起，福建反天主教的氣氛開始緩解，教會和教堂得到恢復，農曆七月十四日，在教案之後艾儒略首次在福州教堂做公開的彌撒。1641年——1648年間，艾儒略任耶穌會中國南部教區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務，共有教士15人。1643年北京情況危急，艾儒略在史可法邀請下經邵武、綏安北上，準備討論在澳門籌備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軍隊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經進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隆武帝於福州登基，賜匾予福堂。1646年10月，清軍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陽，後又避難於延平。艾儒略晚年嚴重營養不良，疾病纏身，依然堅持傳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靈柩被移往福州，葬於城外十字山。從教案結束到1649年去世這十一年間，因教務繁忙以及戰爭的緣故，艾儒略只出版了三種著作：1642年《四字經》、1644年《聖體要理》與1645年《五十言餘》。

艾儒略神父原葬於福州北門外的十字山。1999年，因為房地產開發，土地發展商以蓮花山墓園一隅闢作天主教公墓來與教會交換原有墓地的產權，艾儒略遺骨被火化後遷至新墓園。 ^[1] 

艾儒略來華36年，被認為是自利瑪竇以來耶穌會傳教士中最精通漢語的一位。在中國傳教期間，他出版了二十二種著作，涉及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神學、哲學、醫學等諸多方面，是西學東漸中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在傳教過程中，還在泉州發現過古代景教文物，在開封曾拜訪過猶太人後裔。

艾儒略通過哲學和宗教問題的談話在文人學士中的傳教，出版學術著作也是他重要的傳教方式。他引用早期儒家思想，強調其與天主教的共同之處，藉以吸引官員和文人接受基督教。同時他也積極在中國各地的平民階層中奔走傳教，繼續耶穌會尊重中國人祭孔祭祖的傳統，模仿中國傳統的組織形式來組織教會，並儘可能以基督教方式來影響信徒所持的傳統儀式。

他在中國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動。在閩期間，他到過福州、興化、泉州、建州、福寧、延平、邵武、汀州、漳州等地傳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計其數，受洗禮的達萬餘人，教堂最為集中的是福州、泉州和興化等地。

艾儒略的主要著作包括：《耶穌傳》、《西方答問》、《性學粗述》、《職方外紀》、《乾輿圖記》、《幾何要法》，以及《熙朝崇正集》、《三山論學記》、《口鐸日抄》等30餘卷。

《萬國全圖》是一本世界地圖冊，與楊廷筠合作編寫於1623年。

《職方外紀》五卷出版於1623年，此書是繼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之後詳細介紹世界地理的文獻，成為19世紀以前中國人學習歐洲地理的重要書籍。

《西學凡》，介紹了西方文化：文學、哲學、醫學、民法、教規和神學，在該書中亞里斯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首次被介紹到中國。

著作(3張)

《三山論學紀》是艾儒略與葉向高論道所得。

《彌撒祭義》、《天主降生言行記略》等書，全面介紹了天主教教義。

《性學觕述》闡釋了天學與人學兩個主要理念，介紹了基督教靈肉觀。

《萬物真原》主張“元氣不能自分天地”，批判宋代理學，宣揚天主教。

艾儒略在福建的弟子李九標匯記了《口鐸日抄》一書，記載了艾儒略在福建的宣道活動，成為研究艾儒略活動的重要資料。

此外，他的著作還有《張彌額爾遺蹟》《滌罪正規》《悔罪要旨》《耶穌聖體禱文》《楊淇園先生事蹟》《利西泰先生行跡》《幾何要法》《出像經解》《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天主降生引義》《西方答問》《聖夢歌》《四字經》《聖體要裏》《五十言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