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出自《史記·留侯世家》 ^[1]  沛公劉邦十萬義軍攻破嶢關，在藍田大敗秦朝關中守軍，領先天下義軍，順利地進入咸陽。進入秦朝的咸陽宮後，沛公劉邦被宮中的美色珍玩吸引，忘乎所以，準備留在秦宮裏玩個盡興不出來了。他的連襟兄弟樊噲勸他他也聽不進去。這個時候，張良入宮直諫，很嚴厲地數落了劉邦一頓，説明了他這樣做的錯誤，並且説了這麼一句：“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請沛公聽樊噲言。”沛公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了秦宮，宣佈軍隊開出城市，到咸陽郊外的霸上乖乖駐紮，不許擾民。

《孔子家語·六本》：“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孔子家語》一書最早著錄於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門人所撰，其書早佚。唐顏師古注《漢書》時《漢書》時，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語”。顏師古所云今本，乃三國時魏王肅收集並撰寫的十卷本。王肅，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曾遍注儒家經典，是鄭玄之後著名的經學大師。 ^[2] 

2022年有記錄的“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最早出自《史記·留侯世家》。《孔子家語》為三國時魏王肅收集並撰寫。西漢末年中山懷王劉修陪葬的一部書籍《儒家者言》內容，與現今所流傳的《孔子家語》十分相近，甚至二者之間多有雷同之處。所以《孔子家語》原本是否有該原句有待考證。

第一種的意思是，藥雖然是苦的，但有利於疾病的治療。忠實的勸告往往都是不喜歡聽的，但對行動有好處。

第二種的意思是，好藥大多是苦的，卻有利於治病；而教人從善的語言多數是不太動聽的，但有利於人們改正自身的缺點。這句話在教育人們要勇於接受批評。 因為一個人有了過錯並不可怕，只要能夠及時地改正就無大礙，可怕的是諱疾忌醫，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意見，以致於由小錯到大錯，由大錯到不可救藥。苦口的藥雖然很難讓人吞嚥，卻有利於自己痊癒；逆耳的話雖然有點傷人，但能幫助我們的一言一行，使我們更快地進步，起到激勵的作用。

一個人活在世上，能夠得到智者的批評和指導是一件幸事。要知道，説難聽的話得罪人，所以，批評一個人是需要很大勇氣，冒很大風險的。誰都知道“多栽花，少栽刺”的道理。

中肯的勸告或批評，就如同苦口的良藥，雖然聽起來難受，實際上對自己的行為大有裨益。現多用於説明應該正確對待別人的意見和批評。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説有病就要吃藥，而吃藥就不能怕苦。苦味雖不受人歡迎，只要對身體健康有好處，就不能拒絕它；"忠言逆耳利於行"，是指正確的批評、建議、意見對個人品德的修養、國家事業的發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有些話雖然説得刺耳，有些批評可能火辣辣地燒心，但只要是中肯有益的，也不應該挑剔提意見者的話是否順耳、方法是否得體。這句賢文旨在教育人們要勇於接受批評的意見。強調良藥多數是帶苦味的，卻有利於治病；而教人從善的語言多數是不太動聽的，但有利於人們改正缺點。這二者説出的從治病到治身，從治身到治國的道理，是非常正確的，並且通過前後語言上的對比和哲理上的互補把主題表達得一清二楚。

縱觀中國歷史，凡是成就突出的人，大都勇於接受批評意見。他們能夠從善如流，所以能夠吸取眾人的智慧，避免自己的失誤，從而成就自己的事業。

生活是需要忠言的，但是，是不是就一直都需要忠言呢？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傳了上千年了，基本的思路沒有錯，就是要人接受別人難聽的勸告。道理並不難懂，其根據是因為人無完人，人人都有不足，而且，容易故步自封，自以為是，別人的勸告總是沒有那麼順耳，所以，要求聽者擺正心態，要虛懷若谷，集思廣益，兼聽則明，耐心聽得進去。

但是，細細想來，這話裏還是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問題的，同樣也需要接受點逆耳的“忠言”的質疑。

首先，就是該如何定義“忠言”。是不是逆耳的都是忠言？如果“忠言逆耳”是必然的、註定的、唯一的，那麼，就可以説，“逆耳”是忠言的判斷標準了，而且是唯一的標準了。這樣，就有問題了。“忠言”一定就要逆耳嗎？既然是“忠言”，本來就是好的，為什麼就不可以淡定從容點，講究點説話藝術，注意一下時間、場合呢？畢竟現代又不像古代那麼需要當眾死諫了。人與人之間的很多溝通還是可以私聊的。選擇一個合適的時間，私下裏，温和地説，或者先表揚，關注一下對方心態，換位思考，預感一下對方的接受能力，然後再巧妙地、分步驟地表達自己一廂情願的“忠言”，這樣豈不更好？而古訓中“忠言逆耳”的提法顯然不符合這種做法。“忠言逆耳”的原意，似乎是説，既然是忠言，就不大可能説得更讓人接受點，不能講分寸了，一定是逆耳的。結果，歷史告訴我們，説忠言的，用心良苦，語重深長，人家可能就不買賬了，甚至很多開明的君王也不例外，不是僅僅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的問題，可能就是牴觸，抗爭，甚至反唇相譏，惡語迴應，甚至對“忠言”規諫者報復了。

應該明白，真理是相對的，所以“忠言”也是有條件的。而且，是不是忠言，往往是説話方自己認定的，是一廂情願的。正因為説話方經常自己認為對對方有益，自認為是忠言，就不考慮對方的心理承受能力了，也不看場合，就説“為了你好”，更不管講話口氣了，這當然很成問題。更何況這“利於行”的“行”就一定需要忠言嗎？有些“行”，做的人心中知道怎麼回事，清楚困難所在，這裏多説什麼言語都是多餘的。有些“行”是習慣，有些“行”是性格，有些“行”則是受種種條件限制了的，所以，“忠言”並不是一直管用的。説多了，反而影響做事人的情緒，不僅逆耳，還影響做事人的心情，影響做事效果。所以，“忠言”並不一定是必須的，也未必就管用；而沒有分寸、不講藝術的“逆耳忠言”就更可能是於事無補，反添亂象的。

事實上，説“忠言逆耳利於行”的多半是教訓別人的一方。聽者這方認可這句話的，而且能經常掛在嘴上的並不多。有些人受了這話的影響，骨子裏就有這個文化的遺傳基因，好為人師，整天沒什麼事做似的，只會琢磨給別人忠言善言的。似乎就他一個人最懂得人生，最懂得做事，也不管別人要不要，煩不煩，一味地提意見。這些人似乎沒事盡找茬，盡説些“逆耳”的話，而且，沒完沒了。從這點看來，病根就在於受古人這含糊的話潛移默化所驅使了。古人這話本身是朗朗上口，容易記憶，更容易傳播，但是，越是這樣的話，也因為其簡練而含糊，我們越是要實事求是，越是要深究，要細細分析。時間、場合不一樣了，觀點就應該更明朗更進步些，要與時俱進，靈活變通。行動未必都要忠言，説多了無益；忠言未必要逆耳，逆耳了容易產生誤解，形成敵意。而且，苦口未必是良藥，苦不苦口也不是治病服藥的判斷依據。因此，還不如改為“良藥對症利於病，忠言有效利於行。”對症才是標準，有效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