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學派

王夫之一生以閉門著述為主，故其受業弟子及交遊者不眾。其中見諸史籍者有其次子王敔、唐端笏、章有謨、周士儀、錢澄之、劉獻廷等。其私淑弟子有王文清。 ^[1] 

王夫之學術成就很大，對天文、曆法、教學、地理等方都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其主要貢獻是在哲學上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他試圖以張載思想為基礎，批判地吸收程、朱關於性命道德論述的合理成分，創造一種別開生面的哲學體系，實質上已經越出了理學的樊籬。

船山學派繼承了張載氣本論的思想，認為氣“氣”是宇宙的本質。認為“凡虛空皆氣也，聚則顯，顯則人謂之有；散則隱，隱則人謂之無”，“人之所見為太虛者，氣也，非虛也。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範圍也”。“氣”在時間上具有永恆性和常任性，“東薪之火，一烈已盡，百為焰、為煙、為燼，木者仍歸木，水者仍歸水，土者仍歸土，特希微而人不見爾。一甑之炊，濕熱之氣，蓬蓬勃勃，必有所歸；若庵蓋嚴密，則鬱而不散。汞見火則飛，不知何往，而究歸於地，有形者且然，況且絪緼不可象者乎”！“故曰往為，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滅”，從而樸素地論證了物質不滅原理。

該派認為，宇宙無論從時間還是從空間上説都是無限的，“天地之終，不可得而測也。以理求之，天地始者今日也，天地終者今日也。其始也，人不見其始；其終也，人不見其終。其不見也，遂以謂邃古之前，有一物初生之始；將來之日，有萬物皆盡之終，亦愚矣哉”！這樣便從時空上排除了宇宙精神性的主宰。

王夫之認為“太虛者，本動行也”，“動靜皆動也，由動之靜，亦動也”，故既無最初的寂然之靜，亦無最終的息止之靜。物質世界的生化機制是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決定的。“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物物有陰陽，各亦如之”。陰與陽是對立統一的，陰陽關係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相反相仇”，另一方面又“互以相成”。宇宙不存在精神性的主宰，但存在精神現象。“性”不能泛言，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性”不是萬物之一源”。“物得與人而共”的是“命”，“天命”乃“太和絪緼之氣，屈伸而成萬化，氣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在此基礎上，王夫之提出了“繼善成性”的觀點。所謂“繼善”，於人為“繼志”，於天為“繼道”；所謂“成性”，即道德的自我完善。“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而不成於初生之頃，“習成而性與成”。他批判理本論的觀點，認為“理與氣不相離”，“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光而氣不後”，天下沒有隨事而變的“理”，沒有一成不變的“定理”，所以，應“即移以窮理”，不應“立理以限事”。

關於道器問題，夫之認為“道”體現在形器之中，“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故“道”不應“遙空索去”，不應“執道以強物”。

關於知行問題，夫之反對“知先行後”和“知行合一”説，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結論。認為“知必以行為功”，“行可有知之效”，“知”與“行”相互推動，“並進而有功”。

關於理欲問題，夫之認為，“有欲斯有理”，“禮雖純為天理之節文，而必寓於人慾以見”，“終不離人而別有天，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甚至提出“吾懼夫薄於欲之亦薄於理，薄予以身受天下禽之薄予以身任天下也”，把“欲”當作積極用世的動力。針對朱熹“要求美味”為“人慾”，要人“去欲”、“滅欲”的觀點，他提出“甘食悦色”乃是“天之化機”、“天之仁”，如“斷甘食悦色以為禽獸”。“則從佔無此苟簡徑截之君子”。聖人之學是主張“珍生”的，“珍生”就應該對“人慾”加以重視。他既反對過分壓抑“人慾”，也反對過分膨脹“人慾”。“若只推其欲，不盡乎理，則人已利害，勢相扦格”，故應將“盡己”與“推己”合而用之。

對於動靜問題，王夫之反對“主靜”説，否定“歸根曰靜”、“靜生動容”的觀點，認為“天地之氣，恆生於動，而不生於靜”，反對離開人的實踐活動談道德修養和以道德修養為藉口“禁天下之動”，提出“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動者，道之樞，德之牖也”。“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

在歷史觀方面，王夫之反對循環論和復古論，持進化的觀點。並猜測到歷史進化中有某種內在的規律性，將其稱之為“勢”。認為“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異”。 ^[1] 

船山學派主要代表著作有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詩廣傳》、《讀四書大全説》、《思問錄》、《讀通鑑論》、《宋論》等，唐端笏《慚説》、《侮説》，周士儀《史貫》、《野獲編》，錢澄之《莊屈合注》、《藏山閣文集》，王文清《考古源流》等。 ^[1] 

船山學派的學術流傳至為艱難，王夫之“竄身瑤峒，絕跡人間，席棘貽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背力之推輓。歿後遺書散佚，其子王敔始為之收輯推闡，上之督中，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勝”。徐世昌《清儒學案》評其學曰：“船山生當鼎革，隱居求志四十餘年，是以成書最富。平生為學，神契橫渠，羽翼朱子，力闢陸、王，於《易》根柢最深，凡説經必徵諸實，寧鑿勿陋，囊括百家，立言胥關於人心世道。在清初諸大儒中，與亭林、梨洲號為鼎足。至晚季始得同祀廟廡，昭定論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