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會

該作第一節描述了17歲少女明子參加舞會，與法國海軍軍官儒利安·維奧交談並共舞的經歷；第二節寫32年後，明子偶遇青年小説家，談起那夜的舞會，卻不知儒利安·維奧即皮埃爾·洛蒂。 ^[2] 

1886年的日本正處於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關鍵轉折期。鹿鳴館是明治維新後在東京建的一所類似於沙龍的會館，供西化後的達官顯宦們聚會風雅的地方。由於來客多是日本近代化的決策層，從而使鹿鳴館賦予更多政治色彩。 ^[1] 

在鹿鳴館外交政策的引領下，日本迎來了歐化風潮高漲期。但這種歐化風潮本身存在着很大的淺薄性和不切實際性，不止西方人諷刺它為鬧劇，更有一大批傳統的日本人撰文指責這種外交是一種“媚外外交”，稱它“製造了荒淫的空氣”。 ^[3] 

小説《舞會》中的女主人公明子是芥川龍之介着筆最多、寄託最深而貫穿全文始終的人物，字裏行間對她傾注了作者的厚愛，把憧憬西洋文明的明子作為當時日本姑娘的典型來描寫的。出身貴族階層的明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她會説當時的國際語——法語；她善跳流行的交際舞。她對初次參加的舞會，胸中充滿着歡愉的新鮮感和嚮往。那天夜裏的明子具有一種無可挑剔的日本少女的美：天生麗質的姿容、不凡的氣度、得體的打扮，傾倒了舞會上的所有人。她使正在登上石階的外國達官要人不由自主地讓道；使擦肩而過的日本同胞也情不自禁地戀戀不捨地回頭顧盼；甚至使舞會的主人——胸前佩戴幾枚勳章老奸巨滑的伯爵剎那間也顯出無邪的驚歎表情；使傲氣的伯爵夫人自感相形見絀，庸俗有餘，高雅不足。

整體説來，作者對明子是持諷刺態度的。明子是鹿鳴館時代催生出的貌美且擅長社交的上流社會的小姐。作品中頻頻寫到多位男性對明子美貌的驚訝，但這樣一位名媛，學得的所謂的修養全是一些社交的技巧，她不僅對海軍軍官提到的瓦託一無所知，而且直到晚年仍不知道她記憶中的海軍軍官就是小説家皮埃爾·洛蒂，在被邂逅的一青年提醒後，仍堅持認為那名軍官是於裏安·維歐（其實與皮埃爾—洛蒂是同一人）。明子這種在文學藝術上的無知與處在社交方面的敏感形成鮮明對比，這可能從某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國民的愚昧是難以改變的，也可以説是反映了作者對於改變現實社會的絕望感。 ^[4] 

至於洛蒂，從他開始對明子好奇的關注，到後來望向舞台時“眼底忽然泛起揶揄的微笑”以及他所説的“豈止巴黎，舞會，哪兒都是一樣的”“我在想煙火的事兒，好比我們人生一樣的煙火”，作者也許是在借洛蒂之口表現自己對這種重複的、機械的社交活動感到無聊和虛無，一切在作者心中都如同轉瞬即逝的煙火，舞會是，這個浮躁的時代是，人生也是。舞會表面上是華麗的，但它的本質是空虛的，人生的意義要是在這種虛無的重複中消耗，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洛蒂眼底揶揄的微笑，也代表着歐洲紳士社會對日本這種歐化熱情的嘲笑和戲謔態度，在西洋人眼裏，鹿鳴館只是形式上的滑稽模仿，甚至有西方人諷刺它是“東施效顰”、“公開的大鬧劇”。作者在借舞會隱喻西方資本主義浮華背後的虛無，及其膚淺、虛偽和腐朽，並暗示日本的某些上層社會人士是一羣只知媚外不知民間疾苦，披着“先進的” “現代文明外衣的愚昧的人。 ^[3] 

在小説的結尾處，芥川將舞台定在大正七年秋天的一趟去往鎌倉的火車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時間，也是日本歷史上“米騷動”之年，與當年鹿鳴館時代不同的是，日本國內一片混亂。這也是對當年全面歐化的一種潛在對比。芥川假託一位與明子僅有一面之緣的青年小説家。那年的芥川剛好26歲，正值青年。

青年手裏的一束菊花，引發了H老夫人（已婚後的名字）對三十年前鹿鳴館那場舞會的回憶，青年不經意得知那位軍官竟是《菊子夫人》的作者。只不過，他已經換了新的名字——皮埃爾·洛蒂，H老夫人“喃喃地一再説，不，他不叫洛蒂。叫儒利安·維奧”。這一小段後記似的文字，看似無關緊要，實際上舞會的荒誕正在此處達到高潮。他們當年朗朗起舞，呢喃細語，一起看煙火，她完全不知道他的世界，無論是瓦託和煙火，還是他的作品和姓名。 ^[1] 

對舞會大廳浮華環境的描寫，“階梯兩側佈滿着宛如人工制的大朵大朵的菊花”“從階梯頂上的舞廳裏不斷地洋溢出歡快的管絃樂聲，彷彿在抒發難以抑制的幸福歡嘆”“其間置有幾張滿布銀器及玻璃器皿餐具的餐桌，桌上有堆成山狀的肉類及松露……”“有一方金色秀美的窗户被精巧的人工葡萄蔓所纏”，作者通過這樣的語句，為讀者再現了一個歐風格調的舞場，這種環境的裝飾所體現出的審美與鹿鳴館整個建築的格調相契合，但完全異於日本傳統的審美情趣，傳遞出的是當時的日本急於在文化習俗上向歐洲看齊的心態。再比如作者對舞會氛圍的描寫，“燕尾服和白色的肩膀在大廳裏摩肩接理地走來走去”“就在身後的舞廳裏，衣服鑲邊和花朵形成的波浪，仍在印有十六瓣菊花圖案的紫綢下，繼續無休止地起伏。而高音調的管絃樂旋律，仍舊毫不留情地朝着人海似的舞池猛吹”。在作者筆下，舞池裏沒有了人，只是一羣華服在喧鬧的樂聲中起起伏伏。人羣、樂聲在作者看來是如此浮華、喧囂，暴露的是當時日本全盤西化的形式化、極端化問題，抒發的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諷刺和嘆息。 ^[3] 

小説通過對上層社會舞會的規模之大、鹿鳴館陳設之豪華、舞會參與者服飾之精美，以及各種人物的心態、舉止、言談、風貌的描寫，使讀者猶如親眼目睹了當時上流社會的縮影。這對當代人，尤其是年青人和外國人瞭解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歷史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對了解在日本外交史上稱其為“鹿鳴館外交”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4] 

在芥川龍之介的全部著作中，小説《舞會》雖然説不上佔了多麼顯著而重要的位置，然而卻被後人公認為明治文明開化時期的佳作。為此，《舞會》一文被精選在日本中學國語教科書之中。 ^[4] 

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舞會》富有韻律感，是一篇優美的短篇小説”，“真正的洛可可式的才能幸運地綻放了”。 ^[2] 

芥川龍之介（1892～1927），日本小説家。生於東京，本姓新原，父經營牛奶業。生後9個月，母精神失常，乃送舅父芥川家為養子。芥川家為舊式封建家族。龍之介在中小學時代喜讀江户文學、《西遊記》、《水滸傳》等，也喜歡日本近代作家泉鏡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鷗外的作品。191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期間與久米正雄、菊池寬等先後兩次復刊《新思潮》，使文學新潮流進入文壇。其間，芥川發表短篇小説《羅生門》（1915）、《鼻》（1916）、《芋粥》（1916）、《手帕》（1916），確立起作家新星的地位。1916年大學畢業後，曾在橫須賀海軍機關學校任教，旋辭職。1919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社任職，但並不上班。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聞視察員身份來中國旅行，先後遊覽上海、杭州、蘇州、南京、蕪湖、漢口、洞庭湖、長沙、鄭州、洛陽、龍門、北京等地，回國後發表《上海遊記》（1921）和《江南遊記》（1922）等。自1917年至1923年，龍之介所寫短篇小説先後六次結集出版，分別以《羅生門》、《煙草與魔鬼》、《傀儡師》、《影燈籠》、《夜來花》和《春服》6個短篇為書名。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