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

舒蕪出身於安徽桐城的書香門第，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曾得到胡風的大力扶植，從而在文壇嶄露頭角。50年代，當時文壇一次次論戰，著名人物紛紛表態，無一倖免。在這個過程中，舒蕪把胡風寫給自己的信交了出去，並層層轉到最高領導人手中，由此，胡風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從而拉開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場文字冤案。也正因此，舒蕪被認為是可恥的叛賣者。對舒蕪的評價和論爭，從“文革”後至今，一直沒有停止過。

胡風於1933年在上海蔘加左翼文化運動，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革命文藝活動，對進步文化事業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文藝派別。中國共產黨一直把他作為進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一次全體會議，解放後他擔任了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編輯委員等職務，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1952年文藝界整風，有人要求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展開批評。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胡風派主要成員舒蕪在《長江日報》上的檢討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語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此，胡風表示異議，並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對其文藝思想進行討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周揚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藝界人士同胡風舉行了座談。胡風不承認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什麼錯誤。中共中央認為他堅持的錯誤文藝理論，在一些文藝工作者中有不良影響，決定對其文藝思想做公開批判。1953年初，《文藝報》陸續發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人民日報》同時做了轉載。胡風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對批評進行了反駁。

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提出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這個報告曲解了胡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的原意，説胡風誣衊黨提出的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裏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是插在讀者和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列舉了胡風及其文藝派別五個方面的錯誤思想，認為胡風給中央的報告和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發言是“很有系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他的這種思想是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報告》請求對胡風的思想“展開討論和批判”，並對胡風小集團中“可能隱藏的壞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發了中宣部的報告，並指出，胡風“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着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

從2月開始，各地紛紛召開文藝界人士、高校師生座談會、討論會，開展對胡風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文章，也展開了對胡風思想的批判。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也多次舉行活動，批判胡風的思想。但這裏，黨和政府還是把胡風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佈了舒蕪輯錄的部分胡風在解放前寫給他的信以及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並加編者按語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

1955年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胡風被捕入獄。《人民日報》又將胡風同一些人在解放後的來往信件分類摘錄，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佈。隨後，這三批材料又彙編成書，由毛澤東作序發行全國。全國展開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使2100餘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對胡風等人的批判，歪曲原意，斷章取義，無限上綱，行政干預，直至逮捕入獄。這一切，大大傷害了一些願意為人民工作的知識分子，給中國科學文化事業造成了消極影響，是一次沉痛的歷史教訓。

胡風被監禁了10年之後，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經過去，還有4年監外執行。12月底，胡風走出秦城監獄，全家團聚過了一個春節。春節過後，胡風夫婦被通知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被四川省公安廳押至成都，再度入獄。1970年1月，胡風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他被戴上手銬，押至大竹縣第三監獄。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胡風被釋放出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

胡風在平反後，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

1985年6月8日，這位中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因病逝世，終年83歲。他在最後五年中，“給我們寫了幾十萬字，這裏沒有一點個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歷史的證言。一場悲劇落幕了，這不是個人的，而是時代的歷史的悲劇……”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進一步澄清了這一歷史冤案。

王：你在片子裏有沒有采訪當年首先把胡風私人信件交出來的舒蕪？ 　彭（紀錄片《紅日風暴》導演）：他拒絕採訪。他蠻假的一個人，文字不錯，人很聰明，但是虛偽。他比較功利，他當年巴結胡風的時候，那時候胡風是魯迅死後的一個重要人物。但解放後就知道大勢已過，已經沒胡風的位置了。當然他也沒想到把胡風的信交出去後胡風會這麼慘。他後來也很悲慘，“文革”的時候他夫人被紅衞兵拉着頭髮在地上拖。他不內疚，你去看他《迴歸五四》的書，都在為自己開脱，説剛解放的時候對毛澤東的熱愛比較幼稚。他這種人怎麼可能幼稚呢！他就迷惑大家，把自己等同於解放後剛十七八歲的小青年。他之所以活到八十幾歲活得很好，因為他靈魂沒有叩問。

然而《文匯報》劉緒源在他發表在《讀書》雜誌2010第十期上的《思想者的知情意》一文中，對舒蕪的人格做了充分肯定。他寫道：一九九七年春，舒蕪先生的《<迴歸五四>後序》在《新文學史料》第二期上發表，引起軒然大波。此文講述了他一生的思想經歷，對當年寫作《論主觀》的前因後果敍述甚詳，與胡風的關係也説得十分清晰，最為可貴的，是把自己從解放前夕到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思想轉變過程解剖得相當深透。他理出了這樣一條轉變的主線：從外部看，是隨着人民解放事業的推進，看到時間越來越證明黨的偉大，從而對自己與黨內理論家們（如胡喬木）的分歧開始疑惑起來，正如胡風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給他的回信中説：“嗣興兄（即路翎）看過你底信，説你好像緊張了起來，急着想找教條救命似的。”從內部看，則是在參加國統區民主運動和解放初期的具體工作時，在羣眾運動的熱潮中，革命激情升温，引發了對於過去在書齋裏和小圈子裏形成的思想的批判性思考，有了一種脱胎換骨的自覺要求——當然事後冷靜地看，那是把思想、文化、藝術全都與政治混為一談了，是用現實政治的標準裁決一切思想和學術。從外部看，那可以解釋為一種害怕，怕被勝利者算舊賬，這是他人的判斷，卻也很可能是當事人的一種潛意識；從內部看，卻是一種新生，一種充滿希望地迎接新生活的積極姿態。舒蕪沒有迴避這一切，把它們都寫入《後序》中了。我以為，從這篇《後序》裏，可以讀出一個思想者的真實性格，那就是相信自己今日的思想力和判別力，對一切舊賬都不含糊待之，而要一一反思清楚，並形諸文字。這一性格貫穿了他的一生，既是一種天真，也是一種認真，而事實上，也是一種讀書人的真誠。

到了他的晚年，思想又有了發展，他甚至對真理的有無也表示了懷疑，因為誰自認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左右他人，甚至左右一個民族，這是另一種“以理殺人”，不可不警惕。

上海《文匯報》筆會主編劉緒源與舒蕪交往甚密，他認為在學術上舒蕪至少在三方面成績卓著。首先，解放後研究興趣主要在古典文學方面，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批古籍就是由舒蕪參與整理出版；其次，退休後更多的研究興趣轉向了對“五四”、魯迅以及周作人的研究；最後，作為一個書評家，舒蕪先生把一些評論和理論艱澀的文章寫得文筆優美，可以作為隨筆和散文來讀，他與老一輩學人季羨林、金克木等使得自五四以來開創的文體得到延續，形成了一種優美的文風，這在年輕一代中非常少見。

但有人也指出舒蕪在胡風事件中主動“反戈一擊”，永遠是其歷史的尷尬。1952年，舒蕪相繼公開發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致路翎的公開信》，率先點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呂熒的名字。胡風事件中，舒蕪因提供胡風給他的信件使勢態迅速轉向而成為人們眼中的“猶大”不被人原諒。

《彭小蓮：因為沒有奴氣他們的靈魂站立着》：對於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蕪，他曾經和胡風先生有過那麼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們曾經是那麼親密的朋友，怎麼會反目的，他的行為邏輯是什麼呢？作為一個寫者，他的思考是怎麼轉彎的？真的像他在《五四迴歸》裏説的那麼簡單？他為什麼要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經是下一代人了，特別事隔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是可以對自己的行為有一份思考，特別是經歷了那麼多的政治運動之後。於是，通過牛漢叔叔（他是“胡風分子”中唯一和舒蕪還有往來的人），提出希望對舒蕪進行採訪的要求，舒蕪答應了。父親的朋友聽到這個消息，對我的行為非常置疑，他們問我，你這樣的態度，何滿子先生能原諒嗎？我説，我為什麼需要他的原諒？我不過是想正視一段歷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話語權，我更願意是一個沒有“是非”的邊緣人，我想把歷史和盤托出，不給任何行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邊。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滿子先生，並告訴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滿子先生平靜地説：“好啊，我倒很想聽聽他的聲音，看他能説點什麼。”

可是等我趕到北京的時候，等牛漢叔叔給舒蕪打電話去約定時間的時候，舒蕪拒絕了，他在電話裏説：“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啊，我就覺得除了那個，沒有什麼好説的了。沒有這個必要。”我在電話機旁聽見了回答，我站立在那裏發怵，他所指的“那個”又是什麼呢？後來舒蕪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説：“我跟他（舒蕪）説，你寫文章就寫文章麼，你拿個信出來幹什麼？他説：‘你不知道，我從廣西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峯找我談話，説你調來以後你願意做什麼工作？我聽了這個問題覺得很奇怪，你馮雪峯不是知道麼，我一直是搞理論的。你問我這個問題，大概就是把理論這一塊給排除了，不讓我接觸，才問這個問題。那麼我就説，我到古典文學編輯室去吧，於是去了古典文學編輯室。所以批判胡風開始以後，他們讓我寫文章，我想從理論上寫呢你們也不歡迎我講，那我就把他給我的信裏流露出來的情緒寫個文章吧。過了一段時間呢，那個編輯就來了（《人民日報》記者葉遙），説這個文章我們要發，我們要核對一下，我就借給她了。誰知道，她把這個信就拿到林默涵那裏去了！’他説，‘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説他是主動交信，他説不是那麼回事。”

……

我想，我不是不寬容，實際上任何事情都是會過去的，即使你不寬容，一切也都將成為往事。關鍵在於，當你面對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們必須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歷史的真實面貌留給下一代。寬容是必須的，但是寬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寬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懺悔，你需要對着神聖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誠實的叩問。只有在這些基礎之上，才會有寬容出現。無原則的寬容，是對罪惡的庇護，是欺騙的延續，更是一次對歷史的褻瀆。何滿子先生覺得最惡劣的是，因為有了舒蕪的行為，“以前還沒有，頂多我檢查我自己，理論上批判你而已。拿隱私、私信出來檢舉的，還沒有。他第一個，他創造！”確實，舒蕪是否主動交信，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風先生給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緒寫文章”，然後斷章取義，將它們上綱上線，設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小集團，最終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於是，這一招成為後來歷屆政治運動的範本，“揭發”這個詞組，也就成為運動中的關鍵詞。舒蕪文章的措詞和敍述方法，逐漸形成了後來運動中的語境。

這才是最可怕的，兒女揭發父母，親友反目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階級性替代，人與人之間只存在着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可能。剎那間，人情和信任在消失，親情和幫助在喪失，我們離開地獄還有多遠？

魯迅文學館（北京）館長孫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拋開胡風事件，僅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評價，舒蕪應該是一位現代文學比較優秀的研究者，特別是他對魯迅、周作人的研究成績顯著，但他認為舒蕪晚年似乎並沒有深刻反省過這件往事，甚至顯得有所迴避。

掛劍集（雜文集）1947，海燕出版社

説夢錄（雜文集）1982，古籍出版社

傾蓋集（舊體詩詞集）與王以鑄等9人合集，1984，福建人民出版社

掛劍新集（雜文集）1985，花城

毋忘草（雜文集）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概觀（論文）1986，湖南人民出版社

空白（散文集）1986，北嶽出版社

書與現實（書評、序跋、讀書隨筆合集）1986，三聯出版社

從秋水兼葭到春蠶蠟炬（論文集）1987，人文出版社

李白詩選 編選，1954，人文出版社

康有為詩文選 主編，1958，人文出版社

《紅樓夢》問題討論集 主編，1959，人文出版社

中國近代文論選 主編，1959，人文出版社

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劉師培著，校點，1959，人文出版社

論文偶記·初月樓古文緒論·春覺劉大櫆、吳德旋、林紓著，校點，1959，人文出版社

飲冰室詩話梁啓超著，校點，1959，人文出版社

舒蕪集（共八卷），2001，河北人民出版社

舒蕪口述自傳，許福蘆筆錄，2002，中國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