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弘緒

舒弘緒出身貧苦，為其父第四子，生下來後父親將他丟在外面“棄之不育”。同村的舒良彥將他抱回作為孫子收養，帶在身邊，就連到四川廬山縣任訓導時也是祖孫相伴，親自督教。明萬曆癸未年，年方21的舒弘緒考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吏科給事中，是皇帝派駐吏部的稽察官，雖然只有五品，卻負有督查監察之責，有向皇上直接奏報言事之權。舒弘緒一路順風順水，少年得志，平步青雲。他忠於職責，謹執操守，以“彈劾權戚，直聲著於當時”。那時的舒宏緒只反佞臣沒惹皇帝，頗受朝廷器重。

萬曆二十年，皇長子11歲了。可是由於萬曆皇帝一直寵信鄭貴妃，欲立與鄭妃所生的三皇子為太子，因此長期冷落皇長子，甚至不讓他出閣讀書。二十年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領銜聯合舒弘緒等六科給事中給皇帝上書，奏請對皇長子興行“豫教”之典，説：“元子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豫教實際上是一種形式，一經豫教便等於確立了太子的地位。萬曆皇帝看了奏疏大怒，指責奏疏中誤書了弘治年號是“違旨侮君”，批示給予李獻可貶官一級，其餘聯名的包括舒弘緒“奪俸半歲”就是罰半年工資的處分。明朝立皇儲嚴格實行“立長不立幼”，被視為朝綱國本，不象清朝中晚期一切由皇帝個人乾綱獨斷。同時明朝雖然是皇帝中央集權，但是中後期以後受到內閣大臣的束縛限制，帶有一些民主色彩，被視為違反綱常的聖旨，大臣可以抵制駁回。於是大學士王家屏對於這份處分朝臣的御批予以“封還”。

假如諫官們圓通一點，這事也就過去了。然而認死理的諫官們不計個人榮辱不依不饒，繼續上疏抗爭，一些大臣紛紛自請貶官相要挾，而自認為“任情直，遂不能瓦合隨時”的舒弘緒竟説：“言官可罪，而豫教必不可不行”，意思是任你皇上怎麼處分，也必須如期冊立太子。一時間朝臣與皇帝嚴重對立，朝野上下鬧得沸沸揚揚，“滿朝文武泣於文華殿請立儲”。一心想專權的萬曆皇帝受到挑戰勃然大怒，槍打出頭鳥。對為首的11名諫官決意加重懲處，有的廷杖一百，有的流放戍邊，有的削職為民，有的貶官調職，舒弘緒受到了“落籍除名”的處分。這場鬥爭史稱“國本之爭”。算起來舒宏緒僅在朝廷為官9年。

正值而立盛年（30歲）的舒弘緒緒回到了通山縣寶石村，“杜門謝事，放志詩文山水之間”。明代的民間居室崇尚簡樸，舒宏緒就閒居在這自名為“行意草堂”的簡陋居室裏與詩書為伴達20餘年，直到53歲病逝，留下了《行意草堂紀事》等著作。

舒弘緒離開朝廷後，朝庭裏有關“國本之爭”並未熄滅，經過長達30多年前赴後繼的抗爭，萬曆皇帝只得妥協，大臣們用鮮血和生命為皇長子爭來了太子的地位。皇長子光宗皇帝在位僅一個月便駕崩，又傳位於其長子即天啓皇帝。天啓皇帝為報恩重新啓用被其祖父處理的諫官。然而這時舒弘緒已去世10多年了。

皇上詔贈舒弘緒緒為光祿寺少卿、西粵楚王，賜給“天垣補袞”的匾，表彰他護衞朝綱的功勞，御使郭惟賢送“正色立朝”匾予以緬懷，並在其家居門口建有牌樓。舒弘緒死後才享盡了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