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

舒同，漢族，1905年11月生，江西東鄉人，又名舒宜祿，字文藻，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革命工作，中等師範文化。曾入江西東鄉縣立尚志學校學習，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6年起任中共東鄉縣支部書記、縣委書記國共合作的國民黨東鄉縣黨部常委。 ^[5] 

1930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四軍政治部秘書，紅十一師秘書長，中共贛東特委秘書長，紅四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十二師政治部主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紅十師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其間任紅二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政治部主任。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任紅四師政治部主任。1935年11月起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5]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1937年11月起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1940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2年底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兼秘書長。延安整風期間，1942年起任軍委整風乾領導小組副組長。1943年至1944年任中央軍委宣傳部部長。1944年秋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秘書長兼學習委員會主任。 ^[5]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1945年12月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其間：曾兼任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社會部部長、敵軍工作部部長。1947年1月起任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華東軍區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部主任。 ^[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解放日報》總編輯，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文教委員會主任，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校長，華東局黨校校長。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1月起任山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1960年10月至1963年2月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1956年7月至1960年11月兼任濟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61年2月至1966年6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1962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 ^[6]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1977年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77年9月至1979年12月任陝西省革委會常務副主任、副主任。1978年5月至1982年12月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中央軍委軍戰史編輯室主任，其間：曾任軍事科學院黨委常委。1979年7月增選為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第二屆、三屆名譽主席。中國文化藝術界聯合會榮譽委員。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榮譽章。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逝世。舒同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二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5]  [7]} 

三年困難時期，物資匱乏，市場商品供應極為緊張，所有商品都要憑票購買。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舒同也與全國人民一樣，生活過得十分清苦。他的零用錢和所有糧票、布票等票據統一由工作人員保管，除必要的生活開支外，結餘部分基本用於貼補身邊工作人員的不時之需。他從未主動給自己子女買過任何禮物，唯一的一次還是在秘書的再三提醒下，舒同才為過5歲生日的兒子舒關關買了一輛玩具小汽車。

“爸爸生活簡樸，他常説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還講究個啥。”舒安回憶道，“一小碗米飯，一盤豆腐，一碗青菜湯，就是他每餐的標配，多一點都不要，十年如一日。”秘書看到舒同身體虛弱，偷偷在菜湯里加了點肉末，舒同發現後，對秘書一頓狠批，“現在老百姓連地瓜面都吃不上，作為領導幹部還好意思吃肉嗎？”舒同嚴肅地説，與人民羣眾同甘苦、共命運，不能只嘴上説説，要落實到行動中。

“從嚴要求自己，實事求是做人，乾乾淨淨為公，嚴格管好家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艱苦樸素，一心為民。”多年來，舒同一直認真踐行着自己的諾言，身體力行地影響着後代。

舒同和妻子石瀾先後生育過三男一女。他戎馬一生，和家人總是聚少離多。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子女，“凡事要靠自己努力，一不能搞特權，二不能靠關係，三不能幹違紀違法的事。”1963年，舒同到陝西任省委書記。1977年恢復高考，當時在西安農村下放的舒安看到希望，很多人勸舒安找他父親打個招呼，可以上個好大學。“父親似乎猜到了我的小心思，打電話對我説，學習上的事，要靠自己，我可幫不了你。”談起此事，舒安記憶猶新，最終他打消這個念頭，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西安美院。

1978年，舒同到北京軍事科學院任職，根據有關規定，妻子石瀾可以辦理隨軍手續，但舒同卻從未給組織上提過要求。他對石瀾説：“我們是共產黨員，要以身作則，一切聽從組織安排，不能給組織添麻煩。”此後，石瀾沒有提過隨軍的事，獨自在西安生活幾十年，毫無怨言。

“父親的大局意識和對家人的嚴格要求，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我們。”舒安深有感觸地説，受父親影響，他曾主動要求去農村生活了幾年，“現在回頭想想，這也是人生的寶貴財富。”

為紀念舒同，傳承其清廉家風，江西省撫州市東鄉區人民政府建立了舒同博物館。

“父親倡導的‘清正、廉潔、為民’的家風，我們會秉承好。”舒安飽含深情地説。 ^[3] 

舒同是中國書法事業的繼承和開拓者、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創始人和第一屆主席，後任第2屆、第3屆名譽主席、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名譽會長。毛澤東主席讚揚他是“紅軍書法家、黨內一枝筆”，是當代自成一體的書法大師。

舒同是中國書法事業的繼承者和開拓者，他自幼喜愛書法，5歲學書，14歲即有鄉譽，被譽為“神童”、“東鄉才子”。曾系統地臨過古代碑帖，師法顏真卿、柳公權、何紹基等名家，但師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變，並注意取其精華，大膽嘗試，逐漸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創立了著名的“舒體”，備受海內外推崇。他的書法，寬博端莊，圓勁婉通，用筆老重，藏頭護尾，點劃潤厚通暢，別具風格，是現代書法藝術的傑出代表之一。所謂舒體，就是從“二王”入手，以顏、柳之楷為本，取各家各體之長，使圓渾之勁，用藏鋒之功，寓巧於拙，借古於今，創獨特風格，立“七分半”字體。這個“七分半”，可以説是舒體字的精華，既結體上楷、行、草、篆、隸五體各取一分，風格上顏、柳各取一分，何紹基取半分，合稱“七分半”。

“七分半”字體充分反映了舒體字的深厚基礎和麪貌特徵。應當説，舒體字的形成，不只是艱苦的書藝探索，更重要的是意志和毅力的磨練。舒同的墨海生涯從14歲在鄉間小有鄉譽時起，直至93歲病逝近80個年頭，在漫長的歲月中，不管是硝煙瀰漫的戰場，還是“十年浩劫”的動亂，不論是在繁忙的工作崗位上，還是在罹難捱斗的“牛棚”裏，他與書法結下不解之緣，始終沒有中斷藝術研究和臨池實踐。舒體渾圓有力，外柔內剛，寬博端莊，雍容大方，以其特有風格，體現革命風雲、將軍氣度，深為人們珍愛。當今，舒體已被輸入電腦，廣泛用於報紙、刊物、電影、電視，顯出其獨特的魅力。

舒同參加紅軍後，一直在團、師搞宣傳工作，在緊張戰事之餘，潛心書藝，寄情翰墨。隨紅1軍團長征到陝北時，一路上書寫大幅標語，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燒了好多洞。在行軍途中，沒有紙筆，舒同就撿了樹枝在地上劃拉；騎在馬上，也用手指頭在褲腿上劃拉。有一次被毛澤東看到了，就笑着説：“舒同，你成了馬背書法家啦。”從此，“馬背書法家”的美名就傳開了。

1936年，紅軍到達陝北邊區政府管轄的旬邑縣時，為團結抗戰，中共擬請當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邊區參議員。那位老夫子説，“我和沒文化的人談不來”，拒絕參加。毛澤東知道後，就讓舒同以中央名義給他寫一封信，宣傳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位前清遺老讀了信後連聲稱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產黨內也有人才啊！”隨即出山參政。

1936年延安創辦中國抗日軍政大學，負責籌備的同志請求毛澤東寫校牌。此時毛澤東正在忙於撰寫《實踐論》，一時抽不出空，便向來人推薦：“你們去請1軍團的舒同寫吧，他的字寫得很好哩！我很欣賞。”就這樣，時任紅1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書寫了“中國抗日軍政大學”校牌，還寫了大門左右兩邊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字校訓。從此舒同的名聲便馳譽全黨全軍了。

何香凝説過：“國共有兩支筆，國民黨有于右任，共產黨有舒同。我更喜歡舒同。”

舒同是多產書法家，幾十年來，他的墨留遍全國各地，特別是與顏真卿故里費縣情有獨鍾，費縣有他的多件墨寶傳世。1959年舒同到費縣視察水利工程，應邀回去題寫了“許家崖水庫”五個大字（每字原大高100釐米，寬80釐米）。這五個大字端莊大方，遒勁有力。體現他當時身置大躍進的年代，視察民情，看到人民羣眾意氣風發興修水利的熱潮而感慨萬千；剛到山東省委擔任第1書記，又有用武之地，春風得意；50多歲正年富力強，筆法渾熟，運筆酣暢淋漓，有泣鬼神、驚天地之氣。舒同生前曾有言説：“許家崖水庫”五個大字，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大的字，也是他最滿意的字，而且刻的也好。這五個大字雖然沒有落款，但人們一看就認出是舒同體。豎立在大壩溢洪閘旁的《許家崖水庫》石碑，既是一座書法名碑，也是一座歷史豐碑，已成為費縣著名旅遊景點——鄪國明珠“天景湖”的歷史文物標誌。

舒同之所以被譽為人民的書法家，是因為他這位馬背上的紅色書法家身居高位而沒有官架，學識淵博而沒有傲氣，無論誰去求字，他都一一應允。因而，改革開放以後，費縣人多次登門拜求墨寶，舒同先生為“半塔中學”“琅琊羲之硯廠”“費縣影劇院”等題名，這些墨寶成為稀世珍品。出版《舒同字帖》（分楷、行、草三本）、《舒同書法》、《舒同書法藝術》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