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五代史新輯會證

這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

《舊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逸書，現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不是原書。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接受出版社約稿，歷時十一年，方得完成。全書約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的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本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肯定，許多專家認為此書的學術價值，一是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二是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三是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注本的一種新範例。 ^[2]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12卷），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舊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逸書，現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邵晉涵從《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不是原書。這個輯本曾得到梁啓超的高度評價，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輯文獻、因政治忌諱而任意篡改原文等問題非常嚴重。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

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

[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説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卷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鑑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家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只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複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卷編次痕跡，儘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採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卷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谷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

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卷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佈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于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等書來説，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冊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採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冊府元龜》、《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注》、《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才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税，將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冊府元龜》卷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税，“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冊府元龜》卷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説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家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冊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 )一文，認為應先編制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注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冊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冊府》輯出，乃以《冊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採用《大典》，而《冊府》只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説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干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系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説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説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注》、《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注》、《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曆》、《類要》、《方輿勝覽》、《錦繡萬花谷》、《職官分紀》、《折獄龜鑑》、《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只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曆》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説明，如《通曆》，但只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説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家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説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説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家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依次用《冊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鑑別的。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鉅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