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觀羣怨

語見《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所謂“興”，孔安國注為“引譬連類”，即從詩中引發聯想；朱熹注為“感發志意”，即由詩受到感動和啓示。可見孔子已意識到詩具有感染力，但更重視的是理性上的啓發作用，由詩的審美意象可以引起無限的聯想，從而領悟所藴含的哲理。孔子説詩就往往從具體的詩句中引出儒家的義理。按“興”（讀平聲），不同於“賦比興”的“興”（讀去聲），邢昺《論語集解疏》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把二者混為一談，是誤解。所謂“觀”，鄭玄注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注為“考見得失”。傳説周代有采詩觀風的制度，《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季札曾在魯國觀樂。孔子提出“觀”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認為由詩歌中可以考見政治之得失、風俗之淳漓，表明孔子已經把握到文藝反映現實生活的實質。所謂“羣”，孔安國注為“羣居相切磋”，朱熹注為“和而不流”。孔子主張“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即在統治階級內部不要求意見的完全統一（同），但應該彼此協調（和）。以詩作為交流思想的手段，有利於促進羣體的和諧。所謂“怨”，孔安國注為“怨刺上政”，朱熹注為“怨而不怒”。孔子認為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即對國君不可欺騙，但可以犯顏直諫，因此“怨刺上政”是容許的。而引詩依違諷諫，則更合乎中和原則。孔子是從用詩的角度講興觀羣怨的，但後人對興觀羣怨説加以發揮也用於概括作詩的方法。如黃宗羲《汪扶晨詩序》：“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答贈者，可以羣也；悽戾為《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王夫之還分析了四者之聯繫：“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薑齋詩話》卷一）興觀羣怨還推衍到其他文體，如李贄即以此評論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