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¹：獲書言史事²，雲具《與劉秀才書》³，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⁴，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⁵，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⁶？若果爾⁷，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⁸，近密地⁹，食奉養，役使掌故¹⁰，利紙筆為私書¹¹，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¹²？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¹³，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¹⁴？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¹⁵？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¹⁶，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¹⁷，莫若亟去其位¹⁸。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¹⁹。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 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²⁰，獨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²¹，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²²，班固不檢下²³，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²⁴，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²⁵，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²⁶，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²⁷？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²⁸，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²⁹。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³⁰，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 以雲“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1]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頭致意：收到你關於談論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説你的意見全都寫到《與劉秀才書》中了，到今天我才見到信稿，讀後內心很不痛快，因為許多説法與退之往年議論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説的那樣，那麼退之在史館一天也不應該呆下去，從哪裏能探測出宰相的用意，認為他是隨便用史官的頭銜來給一個韓退之增添榮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麼能白白地領受宰相給你的榮耀，而在史館裏掛一個空名、接近機要地方、享受俸祿、使喚掌握文史資料的官員、利用公家的紙筆為私人寫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來供給子弟們作費用呢？古代有志於為政治理想奮鬥的人，不像這樣。

況且退之還認為記錄史事的人會受到懲罰、遭到天禍，因而想避開，不願擔任史官職務，這尤其不對。史官只是用善、惡等名稱來褒揚或貶斥人，尚且恐懼不敢做；假使讓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讚揚人、貶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敗就會更加明顯，應該更加使人感到恐懼。那麼你就意氣揚揚地走進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裏安逸地坐着，上朝時呼呼“萬歲”就算了嗎？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擔任宰相，掌握官員們的生死命運，和決定他們調進調出、升級降職的大權，那樹敵就更多了，那麼你就意氣揚揚地走進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裏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宮內和朝堂上呼呼“萬歲”就算了嗎？那與不做修史的工作卻享受史官稱號的榮譽、領受史官的俸祿又有什麼不同呢？

你又説：“做史官沒有人為的禍患，就有上天來懲罰。”如果把從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懲罰説成是這種情況的話，也是很糊塗的。凡是在一定職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擔任這個職務應該堅持的正確原則。如果堅持的原則是正確的，那麼即使死也不能違背；如果要違背的話，不如趕快離開這個職位。孔子被困在魯、衞、陳、宋、蔡、齊、楚等國，是因為當時政治昏暗，諸侯們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他沒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機會就死了，並不是因為作《春秋》的緣故。在那個時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會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機會而死去。像周公、史佚，雖然記錄史事，還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機會，而且地位顯貴。這又證明，不能説寫《春秋》連累了孔子的命運。範譁參與叛亂，即使不修史書，他的宗族也會被殺盡。司馬遷觸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約束他手下的人，崔浩賣弄他的正直而與兇殘的鮮卑貴族相鬥，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沒有著史書也瞎了眼睛。不能用這些例子來作為鑑戒。其他史官遇禍的情形都沒有超出這個範疇。因此退之應該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嚇自己。退之應該害怕的只是在於不能堅持正確的原則、沒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禍不是你應該害怕的東西。

你所説的兩百年來文臣武將有很多，的確是這樣的。現在退之説：我一個人，怎麼能把他們的事蹟寫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這樣説，以後繼任史官的人也像你這樣説，人人都説我只一個人，那最後誰能作紀作傳、編出史書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孜孜不倦地寫出來，你的同事、後來繼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孜孜不倦地寫出來，那史實也許就不會失傳，終於能把它寫清楚了。不這樣的話，就只是相信人們的口頭傳説，而傳聞又常常説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説的頂天立地的傑出人物的事蹟一定會沉沒無聞，而且雜亂無章，叫人無從考查，這不是有抱負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負的話，哪會要等到別人督促催逼以後才去履行史官的職責呢？

再説，凡是鬼神一類的事情，本來是荒誕不經，渺茫得很，沒有什麼定準，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談這些的，像退之這樣聰明的人難道還怕這些東西。如今像退之這樣有學問、像退之這樣會寫文章、像退之這樣好發議論、像退之這樣自己認為剛強激昂，還説出像這樣的話，那編寫大唐史書的事不就終於沒有人可以託付了嗎？英明的天子和賢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這樣會修史書的人才，卻又不能達到編出史書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應該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馬上做起來；如果終究感到恐懼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內就可辭職離開，又為什麼要説將要考慮考慮呢？如今應當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卻又引誘史館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這真是太糊塗了。沒有勉勵自己卻想勉勵別人，那實在困難啊！ ^[2] 

《與韓愈論史官書》作於唐憲柳宗元和九年（814）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時任永州司馬。唐憲柳宗元和八年（813）夏，韓愈在長安任史官修撰。期間他曾寫信給劉軻和柳宗元，擔心“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表示自己不願意擔任史官。柳宗元此文就是對韓愈來信的答覆。 ^[3] 

韓愈給劉秀才信中説“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嚴重歪曲歷代史官不幸遭遇，並以“行且謀引去”為藉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後“以為不然”，一針見血地指出韓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於“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實為維護自己既得地位進行辯解。柳宗元認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韓愈説為史有天刑不過是藉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的損失。這封信鮮明地表現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論者。他主張弘揚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鄙視“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的卑劣行為。他不因為和韓愈有私交而放棄原則，表明自己堅定的政治立場和為人正直的品德。

這封信具有鮮明的駁論特徵。抓住對方要害，逐層予以批駁。既駁對方論點又駁對方論據，反駁中推理嚴密，不乏形象性，時有諷刺，是一篇理晰情篤的論辯作品。如，駁韓愈“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的謬論，就採用設比，對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現層層推理，深刻地揭露韓愈恐懼的實質是“榮其號，利其祿”。推理步驟是，如果説為史不敢為褒貶，那麼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尤其不敢為了。如果説這種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掌握生殺、升黜大權的宰相，“其敵益眾”，豈不更不敢為？那還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其中連用三個反詰句，“揚揚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 “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為史者對比起來，揭露他們“榮其號利其祿”的本質，有力地戳穿韓愈“有志於道”的虛偽性，筆力充滿咄咄逼人的氣勢。

韓愈在給劉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歷史人物，加以歪曲，做為他“天刑論”的論據。論據是支持論點的根據，只有把論據駁倒了，受其支持的論點才能徹底動搖，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據此採用枚舉例證法，針鋒相對地逐一批駁韓愈的論據。指出孔子、范曄、司馬遷、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為史無關，駁得韓愈體無完膚。

文章結尾語重心長，飽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實激勵韓愈勇敢地擔起修史的任務，又責備韓愈“謀引”而不去的猶豫態度，催其自決，最後勸誡韓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充分表現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則性，求真理而不妥協的鬥爭精神，也體現了柳文説理深透、氣勢恢宏、感情質樸的特點。 ^[4] 

呂祖謙《古文關鍵》捲上：亦是攻擊辨詰體，頗似退之《諫臣論》。

黃震《黃氏日抄》卷六十：蓋正論也。

樓昉《崇古文訣》卷十三：掊擊辨難之體，沈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謝枋得《文章軌範》卷二：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董其昌《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昌黎如何人物，書中可見，而有時乎為利害所惑，則河東之辨駁，不能已耳。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嘗避其所諱。

呂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柳文精選》：史官不任史事，亦古今通例，但非所望於志古人之道者，是責韓退之，非責史官也。乃退之仍以史官自例，遷遁其辭，子厚亦逐節辨駁，而以“不為則當去”一句，為扼其要言，不復可動。譬之用兵，有直搗其巢，有隨地轉戰，有截塞其奔逸之路，攻擊之法，可雲備矣。

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二：句句雷霆，字字風霜。柳州人物高出昌黎上一等，於此書可見。

邱維屏《文章軌範》：如此辨論，乃極精極強，無一字放空處。然在辨論家，要看他有體度處，不似世人逼窄。有鬥口景狀；文章家，要看他在事理情中，轉換出收縱緊緩來，非鑿空硬頓放，不中聽者心解。

孫琮《山曉閣唐宋八大家選·柳柳州集》卷一：篇中一起，總駁韓書之非。下分段備細痛責，一段責其避人禍，不肯作史；一段責其避天刑，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推委同列，不肯作史；一段責其惑信鬼神，不肯作史；一段責其下負所學，上負君相，不肯作史。末幅一收，作三段看，一段勉勵之，一段激發之，一段切責之，皆是疾風驟雨之文，劈頭劈臉而來，令人不可躲避，又是一種筆法。

林雲銘《古文析義》初編卷五：凡在史館，未必人人作史。但史才難得，以韓退之而不為史，誰當為着？玩其《與劉秀才書》，言史不易作之意，雖未盡非，至於人禍、天刑為懼則不可訓。刊、樵雲：“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此數語方是正論。柳州孥定不作史不宜居館下一句作主，而以人禍天刑細細翻駁，復為作史設策於不易作中，尋出庶幾可作之法。末以退之自諉，為唐史之慮。且為天子宰相痛惜，正所以深惜退之也。筆力奇橫極矣。

儲欣《唐宋八大家類選》評語卷八：“韓、柳相攻，如春秋時晉楚交兵，信勃敵也。此則韓屈於柳矣。亦師直為壯曲為老之故歟！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五十二：據原書條駁，以錯舉為結構，每一屈筆，力如拗鐵，鋒不可犯，此等文非取原書對觀，惘惘猜論，安得有合處。

愛新覺羅·弘曆《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四：詞極雄辨，理甚堅正。

林紓《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與韓愈論史官書》詞意嚴切，文亦彷彿退之。此為子厚與書類中之第一篇。退之《答劉秀才書》，言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柳州則以為退之身兼史職，既畏刑禍，則不宜領職。故闢頭説破，如退之言“不宜一El在館下”，更舉一個“道”字，即緊對“榮，字説。説得史職非榮，所重在有道之褒貶。退之以道自任，乃畏刑禍而不為，直説得無言可對矣。其下推進一層，言史官且懼禍，若為御史中丞大夫，更當閉口不言。又推進一層，言宰相為主生殺，更當不敢為言。然則但“榮其號，利其祿”而已，“榮利”二字，實為“道”字之反證。以下復將“道”字演説，皆有道者不畏刑禍之意。引孔子、周公、史佚，及作史諸人之不幸，然亦不盡由作史之得禍。綜言之，恃直恃道，則一無所恐。不惟斥駁退之，語中亦含推崇與慰勉二意。後幅將“恐”字遏下，言恐刑禍者，非明人。而學如退之，議論之美如退之，生平秉直如退之，似必不懼，乃仍懼而不為，則《唐史》將何望？抬高退之，不遺餘力，亦見得朋友相知之深，故責望如此。文逐層翻駁，正氣凜然。 ^[1]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人，世稱柳河東。貞元九年（793）中進士，貞元十四年（798）考取博學宏詞科，先後任集賢殿正字、藍田縣尉和監察御史裏行。因參加主張革新政治的王權文集團而被貶為永州司馬。後遷柳州刺史，故又稱“柳柳州”。與韓愈皆倡導古文運動，並稱“韓柳”，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中。有《河東先生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