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汪菊士論詩

凡學詩者，無不知要有真性情，卻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詩時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養氣，於孝悌忠信大節，從日用起居及外間應務，平平實實，自家體貼得真性情，時時培護，時時持守，不為外物搖奪。久之，則真性情方才固結到身心上，即一言語，一文字，這個真性情時刻流露出來。然雖時刻流露，以之作詩作文，尚不能就算成家者。以此真性情雖偶然流露，而不能處處發現，因作詩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工夫，方能將真性情搬運到筆墨上。又性情是渾然之物，若到文與詩上頭，便要有聲情氣韻，波瀾推蕩，方得真性情發現充滿，使天下後世見其所作，如見其人，如見其性情。若平日知持養，臨提筆時要他有真性情，何嘗沒得幾句驚心動魄的，可知道這性情不是暫時撐支門面的，就是從人借來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岜。

詩是自家做的，便要説自家的話，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話頭，都與自己無涉。如説山水，便有高深的閒話；説古蹟，便有感慨陳跡的閒話；説朋友，便有投分相思惜別的閒話，爾也用得，我也用得，其實大家用不着。疑者曰：“焉知彼此不同要説這句話？”豈知偶然間同一句兩句，是不能無的，然合上下看來，總要各出各意，句同意必不同，才是各人自家的話，斷無公共用得的。我常教子弟以不誠無物，若不是自家實心做出來，即入孝出悌，只算應酬。若是實心出來，即作揖問候，亦是自家的實事。試看誠心恭敬的君子，其作揖問候，氣象亦與人不同，況語言文字乎！

落筆要面面圓，字字圓。所謂圓者，非專講格調也，一在理，一在氣。理何以圓？文以載道，或大悖於理，或微礙於理，便於理不圓。讀書人落筆，謂其悖理礙理，似未必有其事，豈知動筆用心，稍偏即理不圓，稍隔即理不圓，此病作家中尚時時有之，況初學乎？試言其略：如方仕進，向上動輒雲歸隱；本事未必能應變，動輒見危難而作旁觀之太息；居親喪而吟詠，賦悼亡而過傷。此悖與礙也。悼亡既如此痛，則以不續絃為是。泛泛友朋，即作摯交語，則除此友朋外，更不相與他人為是。以此類推，要理圓是極難了，非平日平心積理，凡事到前銖兩斟酌，下筆時又銖兩斟酌，安得理無滯礙乎？氣何以圓？用筆如鑄元精，耿耿貫當中，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萬折可也，一戛即止可也，氣貫其中則圓。如寫字用中鋒然，一筆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韻，安得不雄渾，安得不淡遠？這事切要握筆時提起丹田，高着眼光，盤曲縱送，自運神明，方得此氣。當真圓，大難大難。

餘嘗謂山谷雲：“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此説“不俗”兩字最精確。“俗”，不是壞字眼，流俗污世，到處相習成風，謂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離開一步，謂之“俗”。做人如此，焉能臨大節而不奪乎？現在做何事，便盡現在之理，故預先籌畫到大節的，往往臨時不濟；惟素位而行者，利害私見，本不存於中，臨大節也只是素位而行，如何可奪。行文之理，與做人一樣，不粘皮帶肉則潔，不強加粉飾則健，不設心好名則樸，不橫使才氣則定。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傍前人，不將就俗目。有時遇題即有詩則做，有時遇題而無詩則且不做。然道理熟，功夫熟，未有遇題而無詩者。道一本而萬殊，遇題無詩，到底是理之萬殊者，未看得博、想得穿耳。古詩家、書家能不俗者，都是此法。惟山谷此語説得確，惟餘體會山谷此語到文字上見得通透，是否，是否？

昔人云：詩必有為而作，方為不苟。此語不易解。如遇忠孝節烈有關風教者，樂得做一篇，然此等題，作者或百人，佳篇不得三四，除此三四篇外，雖有為而作，仍無關係了。有時小題乘興、而所見者遠大，則不必有為而作，而理足詞文，字句之外，大有關係。故大家之集，題目大小雜出，而未有無正經性情道理寄託者，此之謂有為而作，非必盡要在重正大題也。惟冶遊之題，必無有關係語，古人亦有存者，偶不經意，非後人所當效也。且詩文先要使子弟看得去，為要做詩方讀書，如何來得及，然細心打量，亦無來不及者。人可一日不讀書乎！當讀者何書？經史而已。六經之義，高大如天，方廣如地，潛心玩索，極意考究，性道處固啓發性靈，即器數文物，那一件不從大本原出來。考據之學、往往於文筆有妨，因不從道理識見上用心，而徒務鈎稽瑣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則聖賢真意不出，自家靈光亦閉矣。故讀經不可不考據，而門徑宜自審處。恃孔、賈之符，倚程、朱之勢，互相誹薄者，皆無與於聖經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識而長其氣，但論古人宜寬厚，不宜刻責，非故為仁慈也、養此胸中春氣，方能含孕太和。若論史務刻，則讀經書難得力.蓋聖人用心，未有不從其厚者。知此意則經寞之學可做成一貫矣。積理養氣，皆從此為依據。至於作詩，則吾嘗謂天下吝嗇人、刻薄人、狹隘人、粘滯人俱不會作詩，由先不會讀書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

詩無佳句則馨逸之致不出；然務求佳句，尚非詩之正路。詩以意為主，韻為輔。句之佳者，乃時至氣化，自然流出；若勉強求之，則往往有椎鑿痕跡。如草木氣茂，開出好花，誠為可觀；亦有枝幹節葉勃勃有致而不開花者，其勁氣秀色，自不可掩也。

今人通籍或成人後，即不肯高聲讀書，此最是大病。古人之書固以義理為主，然非文章無以發之，非音節無以醒之。即六經之文，童年誦習時，知道什麼文字，壯後見道有得，再一吟諷，神理音節之妙，可以涵養性情，振盪血氣，心頭領會，舌底回甘，有許多消受。至於二史諸子百家集，本是做出底文章，若不高聲讀之，如何能得其推敲激昂之勢？至古人作詩，原為被之管絃，播之樂府，後來樂府與詩家分路，然試取兩京、六朝、唐、宋大家詩篇讀之，無不音節同足，聲情茂美；間有近於木拙者，然細繹低諷之，亦自有朱弦三嘆之妙。近代詩家，每一大集中，可以擊節高歌者，不得幾篇。漁洋、竹垞詩無可讀，以有藻色無精意，一讀則淺；愚山、荔裳有邊幅無雄氣，一讀則窘；梅村歌行兼學少陵、香山，然杜、白之作，愈唱愈高，而梅村愈唱愈低，徒覺詞煩而不殺，以無真理真識真氣也。顧亭林詩多可讀，經史味深也；高江村詩多可誦，儒雅道在也；然顧、高之詩，罕有人傳者，由今人不肯高聲瀆前人之詩，故黑白不分耳。至於自家作詩，必須高聲讀之。理不足讀不下去，氣不盛讀不下去，情不真讀不下去，詞不雅讀不下去，起處無用意瀆不起來，篇終不混茫瀆不了結。真個可讀，即可管絃樂府矣，可管絃樂府方是詩：略舉一二。要之本朝詩可擊節讀者極少，仲則、心餘可矣而少餘昧，簡齋淺，夢樓陋，覃溪拙，稚存、船山客氣。

正經用功，只有閉户之一法。逢人開口談學問，其學問可知；逢人開口談詩文，其詩文可知。今人但求人知，不務自家心得，有人誇他是名士，是才子，便寵耀十分，真是可鄙。對客揮亳，動輒累紙，間出奇語，喧然傳誦，比如飛蚊一響，豈百年安身立命之地乎。苦吟一宵，難得佳篇，即前人大家集中，罕有百篇傑出者，咄嗟而辦，果誰欺耶！況功夫內斂，則愈做愈深。道理靜求，則愈揮愈密。世間居積致富者，終年營營籌算，暗布潛謀，唯恐妻子知覺，一旦成就，則買田開市，氣象勃然，而此本人仍然樸陋如窶人子，如此方是真致富人。此法甚佳，學者當效之。

地盤最要打得大，如有一塊大地，則室屋樓台，聽其所為，若先只方丈地，則一亭已無可佈置矣。苟且之見，動雲學陶、韋，不知陶、韋胸中多少道理，人品多少高冷，而果能陶、韋乎？好高者動雲兩京，不知兩京時所見所聞皆周、秦，家世傳衍皆周、秦，其人並不必為詩也，一篇一句，偶然傳後，而吾乃以多篇多句者效之，與《法言》文中僭擬聖經何異？即使真肖，亦優孟衣冠耳。做人要做今日當做之人，即做詩要做今日當做之詩，必須書卷議論，山水色相，聚之務多，貫之務通，恢之務廣，煉之務重，卓之務特，寬作丈量，堅作築畚，使此中無所不有，而以大氣力包而舉之。然未嘗無短篇也，尺幅千里矣；未嘗無淡旨也，清潭百丈矣。譬如一所大院，正房客屋，幽亭曲榭，林鳥池魚，茂草荒林，要無所不有，才好才好。

是道理精神都從天地到人身上，此身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身必病；此心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心獨無病乎？病其身則知之，病其心則不知，由私意物慾矇蔽所致耳。今想不受其矇蔽，除卻明理，更無別説。雖然，亦有二説焉：讀書閲事，看到事物之所以然與天地相通，是一境；清明之氣，生於寂處，心光一片，自然照澈通明，亦是一境。此二境者，相為表裏。離此二境，非靜非動時，但提起此心，要它刻刻與天地通尤要。請問談詩何為談到這裏？曰：此正是談詩。

聖人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説《三百篇》也。學詩不學《三百篇》可乎？作詩不可以興觀羣怨可乎？興觀羣怨四字，藴藉深厚之至矣，猶曰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者，聖人之深於詩也。“不學詩，無以言。”

自《易》、 《書》、 《禮》，聖人所以教世型後者，無不至矣。所以彌縫缺漏，長善救失，在於無形，而《詩》作焉。故《詩》者，聖人教人盡頭方法也。《詩》所不能救，而《春秋》作焉，聖人所大不得已也。聖人務在教人為良民，為賢士臣，《春秋》誅賞，非所願筆之於書也。千萬世來，所以防民情偽者，法無不具，其實惟詩教為多，但人不覺耳。《春秋》經之支流，遂為編年紀事。歷代之史，徒冗且雜，有關懲勸者亦僅矣，而詩歌亦因之衰敝，此則聖人所不及料也。學詩者不可不知此意。

詩貴有奇趣，卻不是説怪話。正須得至理，理到至處，發以仄徑，乃成奇趣。詩貴有閒情，不是懶散。心會不可言傳，又意境到那裏，不肯使人不知，又不肯使人遽知，故有此閒情。

聖人且説“好古敏以求之”，後人敢説不師古。然試看聖人學古是怎樣學的，學一個人罷了，乃合堯、舜、禹、文、周公、老彭、左丘明、郯子、師襄而無不學之，可見聖人學古，直以自己本事貫道三古，看是因，全是創也。後儒去聖人遠矣，其學古也，奈何曰與聖人一樣。何也？學周公像周公，學老子像老子，無論必無此事，即有之，亦優孟而已。學詩要學古大家，只是借為入手，到得獨出手眼時，須當與古人並驅。若生在老杜前，老杜還當學我。此狂論乎？曰：非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小草為大樹所掩也，不能與天地氣相通也；否則小草與松柏各自有立命處，豈假生氣之於松柏乎？記得隨園有云：“與其做總督衙門的門上，自然不如典史衙門的官主。”此語卻有理，只是小小官主，也不是容易做的。古人詩文集，往往從其子弟門人輯錄傳世，然如杜、韓、權、陸等巨集，豈能徒靠他人存錄乎？蓋雖手自存稿而不肯明言，即自命必傳，到此時便亦自有藴藉含蓄之法，所以養文章之福，存羞恥之界也。《三百篇》何嘗自著姓名乎？兩京、六朝始有最錄之集，然零星墜散，亦賴後人收拾。唐人存集，亦不矜矜自鳴，必須傳後。白香山自藏詩本於廬山，乃偶然別緻事，如羊叔子沉碑之意，只是風雅佳話耳。宋人多自定集，去古遠矣。元、明以來，乃有年年訂集，每數十百篇即題一集名，勢不能不綴輯湊衍充其篇幅，又動輒要人作序，要人題詞誇詡。嗚呼！廉恥道喪，尚雲詩乎！願與學者共戒之也。

凡事看立志何如，若所志不過眼前名士，當世詩翁，借圖聲譽，則但取古詩唐詩選本，揣摩幾篇，近人詩集，涉獵幾部，只要肯做，不怕不翁。若要自走一路，自名一家，或冷淡，或兀傲，或博雅，或風韻秀婉，或山水模寫清妙，須自己要學這一路，看這一路，不雜不間，是不容易的。若想做個一代有數的詩人之詩，則砥行積學，兼該眾理，任重致遠，充擴性情之量，則天地古今相際。而用筆之法，行氣之準，如何得厚得重得空得實得精得大。此志最高，能到不能到，自有氣數管着；而真立此志者，蓋亦不多也。

天天起來題圖和韻，誠屬無味。然作家又有一種習氣，説生平不喜題圖，不愛次韻，如此便算高乎？詩人不詩人，全不在此：只是題圖，看是什麼圖，有故實有道理，可藉以發攄自己才情見識，才好與它題；若人人想的行樂圖，其人不自亮，我又從而文采之，豈不增醜？和韻至坡、谷為極盛，然如和陶詩，許多理趣，山谷和韻，奇致層出，何曾不自見胸次，無庸高論也。

立身應世為學大要，不外一藏字，於詩道尤要尤要。説不盡，寫不盡，時時領略此理而已。

凡做一事，必兼做別事，此一事方得好。專做詩，詩不能工也。隨時隨事都不是詩，都是詩之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