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崔羣書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御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台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併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間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鉅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説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説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搖動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須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是望。愈再拜。 ^[1]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陽（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因其常據郡望自稱昌黎韓愈，故後世稱之為韓昌黎；卒後諡“文”，世稱韓文公。貞元八年（792年）進士及第，先後為節度使推官、監察御史，德宗末因上疏時政之弊而被貶。唐憲宗時曾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諫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穆宗時歷任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詩與孟郊並稱“韓孟”。其詩力求新奇，有時流於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