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 : 社會主義的謬誤

在導論部分，作者主要討論一個近現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即哈耶克所定義的“社會主義”）是不是個錯誤。該書的第一至第六章，內容相對完整，主要是總結哈耶克一生對自由市場的辯護觀點，分別論述了以下具有遞進性或因果性的問題：（1）道德規則處於本能和理性之間；（2）財產與公正共同成長；（3）貿易與文明共同進步；（4）人類從本能和理性兩方面同時對財產與市場進行質疑；（5）這種質疑來自於理性的自負；（6）貿易和貨幣是一個超出理性全盤理解力的神奇世界。在上述具有相對完整內容的六章之後的三章，哈耶克還利用上述理論相對分散地討論了三個問題，分別是：（1）語言濫用對社會科學研究乃至社會政策的不是影響；（2）人口增長具有積極的意義，不能人為地限制；（3）宗教中包含着人們理性難以全部認識的傳統智慧等。另外該書還附錄了7篇補論（用來解釋相關概念或交代有關背景知識）。 ^[5] 

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一書是哈耶克生前最後一本重要著作。但在1988年《哈耶克全集》出版時，這最後一本著作卻被編者列為首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該書某種程度上是哈耶克一生研究的總結。在這本書寫作期間（1978—1985年），他寫信給友人説，這本書可能是自己最重要的著作。

這本書的起因是，1978年哈耶克打算以“社會主義是否是個錯誤”為題，在巴黎這個西歐左翼陣線的大本營與對手來進行一場最後決戰般的大辯論。關於“社會主義”，在20世紀的20-30年代曾經發生過一場大辯論。1920年，米塞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計劃”一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一個沒有價格的經濟體系——即社會主義——是否有可能存在？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説法，在這場辯論中，20世紀“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戰，30年代則由我出戰”。在當時，以奧斯卡·蘭格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支持者，也對此給予了積極的迴應。蘭格就曾經評論米塞斯對社會主義的挑戰：“正是（米塞斯）他有力的挑戰迫使社會主義者認識到，恰當的經濟核算體系對於引導社會主義經濟的資源配置具有重要意義”。從事後的眼光看，在這場論戰中，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其實並未佔據上風。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説法（商品價值問題的解決，不需要藉助於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競爭性市場中的自由浮動價格，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主義計劃人員非常仔細的核算來進行），在當時更為人接受，並進而影響到那個時代幾乎所有國家的公共政策。比如，在蘇聯影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在第三世界國家，即便沒有全面模仿蘇聯，也建立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並對經濟進行廣泛的政府幹預；在許多發達國家（特別是英國和法國），也把大量的企業國有化，同時強化政府的干預活動。但是，時至20世紀70年代末，以生產資料國有制與指令性計劃經濟為特徵的這場運動，其經濟後果已經比較充分地顯現了出來。因此，哈耶克覺得此時有必要就此再組織一場終結性質的辯論。哈耶克設想，由朝王山學社的成員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米爾頓·弗裏德曼等人為一方，邀請詹姆斯·米德、諾姆·喬姆斯基、阿瑟·劉易斯、剛納爾·繆爾達爾等人為另一方，同時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也已同意出任辯論賽的主持人。不過，可惜的是，這一設想中的辯論賽未能成功地舉辦。

於是，在同道鼓勵下，哈耶克把原先為論戰準備的簡短宣言，擴展成了《致命的自負》一書。寫作《致命的自負》，花去了哈耶克20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其實這時候他的身體狀況巳相當糟糕，但仍堅持着完成了這一著作。1982年8月，他將第一個版本提交給在奧地利召開的一個小會（參加者有布坎南、科斯和喬治·斯蒂格勒等15人），可與會者對此並不滿意。於是，在1982年後半年及1983-1985年．哈耶克反覆修改書稿，直至因病被迫永久停止研究。最後的書稿，是在《哈耶克全集》的總編輯威廉-巴特利三世的手上定稿的。 ^[5] 

據《哈耶克傳》説，“致命的自負”這一書名來源於哈耶克所摘錄的亞當·斯密書中用到的“過分的自負”（the overweening conceit）一詞。斯密用這個詞來形容某些過於傲慢的知識分子，他們相信自己設計出來的社會比競爭的市場更優越。哈耶克將“過分的自負”變為“致命的自負”，並用這個概念表達大致相似的意思，即認為那些持有“社會主義”（即高度集權的政經體系）思想的知識分子，其錯誤不在於道德而在於知識，即對理性知識抱有“致命的自負”，以為憑藉理性與現有知識就能設計出最美好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可以運用計劃來管理經濟、可以重塑道德甚至重新設計語言。 ^[5] 

哈耶克在《致命自由負》中的任務之一就是為“理性”和“理性主義”“正名”。簡單地説，就是恢復理性在中世紀思想家那裏的本來意思——“主要是一種認識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能力，而不是根據目前的前提進行演繹推理的能力”將理性看作一種與本能形成兩相對立的“另一極”，在本能和理性之間存在着文化和道德的進化和擴展秩序的演化，這種進化超越了本能且與本能對立，同是又不為理性所能創造或設計；理性從來源上講是進化選擇的產物，理性的任務就是讓人們知道自己的限度。與此同時，他將哲學史上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論一派的思想家們所堅持的觀點和方法稱之為“建構理性主義”，而將他本人從洛克、休謨、亞當·斯密等思想家那裏繼承而來的理性命名為“進化理性”，將與進化理性對應的理性主義命名為“進化式理性主義”。 ^[7] 

在《致命的自負》一書裏哈耶克曾多次借用哲學家賴爾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這兩個概念來説明人類知識的性質。所謂“知其然”的知識，是一種人們通過學習和模仿而獲得的遵守行為模式的“知識”，從人們對這些模式本身的發生原因和一般效用可能茫然無知這個角度説，它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但人們能利用自己的感官意識它們，並使自己的行為與其相適應。就此而言，它又確實是人們理解周圍環境的理智結構的一部分。這種使人們適應或採納一種模式的能力，同人們知道自己的行為會有何種結果的知識極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人們把這種能力視為當然（即習慣）。人們的大多數道德規範和法律（最重要者如“分立的財產製度”），便是這種行為習慣的產物。在哈耶克看來，這種通過學習和模仿而形成的遵守規則的行為模式，是一個進化和選擇過程的產物，它處在人類的動物本能和理性之間——它超越並制約着人們的本能，但又不是來自理性。因此，理性主義者，或奉行“快樂最大原則”的功利主義者，認為只有得到理性證明或可以權衡利害得失的道德規則才是正確的觀點，是毫無道理的。

哈耶克強調存在着這種處在“本能和理性之間”的能力，乃是因為他認為對文明的發展至關重要的“擴展秩序”，就是這種能力和進化選擇過程相互作用的產物。人們在不斷交往中養成某些得到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而這種模式又為一個羣體帶來了範圍不斷擴大的有益影響，它可以使完全素不相識的人為了各自的目標而形成相互合作。出現在這種擴展秩序裏的合作的一個特點是，人們相互獲益，並不是因為他們從現代科學的意義上理解了這種秩序，而是因為他們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這些規則來彌補自己的無知。與此相比，試圖為每個成員設定一個幸福標準的計劃經濟，就像早期社會中休慼與共、人人相識的秩序一樣，是一種相對而言只能惠及少數人的封閉制度。哈耶克承認原始社會可能存在和諧狀態，這同他所極力反對的盧梭似乎較為接近，然而在他看來，原始社會的這種和諧，是以個人既無財產，特殊知識也得不到利用為前提的，因而它也是以停滯不前為代價的。 ^[8]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段煉《讀史早知今日事》：這位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他生前這部重要著作的導論中開宗明義：“本書所要論證的是，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要取決於這樣一件事情。它的準確表述就是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一論點的出發點，正是哈耶克將近代世界視為一種以自由市場秩序為特徵的文明。 ^[9] 

《錢江晚報》評論員魏英傑《書山尋路》：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寫作的《致命的自負》中，所傳遞出的對人生的最終的道德箴言卻是生命沒有目的，生命就是它自身。 ^[10]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他原籍奧地利，後來遷居英國獲得英國國籍。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先後在奧地利、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大學執教。主要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在1974年，鑑於哈耶克“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學術聲譽經歷過幾起幾落，20世紀30年代他在經濟學界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失去了在該領域的一流地位，轉而研究政治哲學、法律和思想史，取得了更大成就。在20世紀70年代，隨着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走向低潮，他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成果才獲得了更大範圍的聲譽和認可。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