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權利學説

自然法思想淵源於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指出，正義有兩種：一種是自然正義，一種是約定正義。自然正義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效力，比如火在希臘和波斯都是以同樣的方式燃燒的；而約定的正義則純粹基於規定，如贖金數量的多少等。從中不難看出，古希臘的自然法與自然法則基本相通，並沒有抽象的道德內涵，具有明顯的自然主義色彩。

也許由於學術旨趣或生活哲學不同，古羅馬法學家們一般對於“自然”的理解具有世俗和實踐的色彩，更為關注在具體法律情境下那些不證自明的規則，如實際上不能履行的契約無效、精神病人不應受罰的責任等等。羅馬法學家這種實踐的自然法觀點來源於羅馬人與外國人交往的具體法律實踐，萬民法實際上就幾乎等同於自然法。

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淵源於西塞羅，並具有斯多葛哲學的傳統。中世紀神學家的主要任務就在於將上帝嵌入自然法體系。這個目標最後被偉大的托馬斯·阿奎那巧妙實現。他吸收了亞里士多德“神是萬物存在的最後動因”的觀念，將上帝以永恆法的形象作為萬物存在的第一動因，位於阿奎那精心設計的自然法等級結構的頂端，即永恆法、自然法、人定法和神法。自然法成為了連接上帝和人類的橋樑。

中世紀後期，神學自然法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在回答人的理性是如何認識自然法時，後經院主義哲學家費爾南多別出心裁地指出，雖然自然法的正當性來源於上帝，但是，人類是通過上帝已然預先賦予人類的理性能力來認識自然法的。這產生了一個極其巧妙和重大的轉向：即上帝並不明確提出善惡的本體，而是通過賦予人的先天理性來引導人類認識善惡。從此，自然法學説開始去掉了神學的標籤，披上了理性的外衣，開啓了自然法的世俗化的歷程。

17世紀的歐洲時代屬於形而上學時代，自然法的思想經過啓蒙運動的“祛魅”而日益世俗化。在當時歐洲的許多啓蒙思想家的著作中，自然法和理性、公平、正義等詞彙幾乎可以混用。在這個歷史時期，自然法思想開始形而上學化，成為評判世俗法律的高級法，為批判封建專制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引人注目的是，在17世紀的歐洲也出現了拒絕自然法作為高級法地位的思想。培根指出：法律其實純粹是人類功利考慮的產物，並不要與所謂的高級法相契合。這種思想以不同的形式在霍布斯和斯賓諾沙的著作中也有體現。它首次提出了法律的目的僅僅在於人的功利，而非契合自然法。這樣，人的利益甚至權利逐漸進入自然法的核心。另一件事情也促成了這種變化，隨着基督教會迫害異教徒的活動日益殘酷，許多法學家開始探討異教徒的自然權利能否被剝奪的問題，並得出異教徒也應當具有一些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自此以後，天賦權利或者自然權利逐漸代替了自然法成為思想家們關注的中心。

18世紀中後期，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逐漸興起，自然法和自然權利學説遭遇到激烈批判。其中，批判精神最為有力的是休謨，這位機智的哲學家通過精心的論證，證明所謂法律只不過是動機和經驗的產物，根本沒有什麼自然法。而且，旅行的流行和科學的興起也使人們逐漸認識到，法律並不是普適的，而是因地而異的、可變的。這種相對主義法律觀引發了人們對決定法律的各種因素的廣泛關注，比較法、人類學、心理學逐漸成為法律研究的重要維度。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自然法思想逐漸淡出各種法學理論，歷史法學派、法律實證主義乃至社會法學派逐漸粉墨登場。

但是，慘痛的“二戰”經歷，為自然法的復興提供了契機。在反思席捲全球的殘酷戰爭過程中，人們對“惡法非法”等論題進行了廣泛探討和爭鳴。社會中種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加深，激發了法學家們對冷落已久的自然法的強烈關注，其中以富勒、德沃金、羅爾斯等為代表的自然法學派在各種論戰中逐漸建構了新的自然法理論，個人的權利和法律的正義性重新得到人類較為廣泛的承認。“認真對待權利”成為了世界各國的政治和法律的價值重心。自然法思想自此得以重煥生機，重新為現代法治的發展提供着生生不息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