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服務偏向

自我服務偏向最有名的例子是把成功歸因於內部因素（如能力和努力）、把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如運氣和任務難度）的傾向。

Allport （1937）把人類認知中存在的積極性探索稱為“本性的最古老法則（nature’s eldest law）”—— 個體保護脆弱的自我免受現實打擊的方法。

Miller和Ross （1975）把這種將成功歸因為自我因素，把失敗歸因為外部因素的傾向稱作自我服務偏向。後來，Bradley （1978）在此基礎上對這種歸因偏向的系統闡述進行了擴展，認為自我服務歸因不僅對個人形象的提升起作用，還可以提高和維持他人對自己的認識。也就是説，這種偏向可以通過維持和提高個體的公眾形象（public image），達到保護和提升個體自尊的目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人們有時更多地把失敗而不是成功歸咎於自己，因為如果偶爾承認而非否定失敗的責任，可能會得到他人更多的喜愛。 Miller （1978）肯定了Bradley （1978）對自我服務偏向界定的貢獻，並補充認為，對積極結果和消極結果的歸因不是對因果關係認知的曲解就是對因果關係描述（description）的曲解。

Gibbs 將這種自我服務的認知曲解（distortion）進一步區分為原發性（primary）的和繼發性的（secondary）。他們認為原發性曲解是指自我中心的態度和信念：自己的觀點、期望、需要、權利、當前的感受和慾望非常重要，而那些合理的觀點、期望等可以不被考慮或完全忽略; 繼發性曲解是指一種犯罪後的合理化：使良心、潛在的同情心以及內疚感等喪失，這樣在個體出現反社會行為後不會毀壞自我形象。

人們都有積極認識自己的需要。這使得我們只看到自己的優點，而看不到自己的缺點。但是不同的心理學家在自我服務偏向是反應了動機過程還是僅僅反應了加工信息和做出判斷的方式這個方面存在歧義。並因此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自我服務偏向。

早期研究者使用不完整信息加工策略（例如，選擇性注意、信息的有效性、記憶的可達性）來解釋不平衡歸因，認為人們在歸因時通常會對現有事實進行衡量並探索更有競爭力的解釋。但是，審視證據的過程往往會導致在歸因中出現客觀性錯覺（illusion of objectivity），而做不到真正的客觀。相反，不去審視對結果的所有可能的解釋，而接受大腦中想到的第一個邏輯解釋更令人滿意，並且需要付出的努力最少。 ^[2] 

該解釋強調把對信息加工的不同通道作為自我服務偏向的主要原因，認為個體表現出自我服務偏向是因為可獲得信息的注意受到了限制，不能認識到現有信息的不完整性，而非個體有目的地保護或提升自己。也就是説自我服務偏向是不完整注意的結果，而非動機的結果。

這個方向的解釋有可以分為兩類：自我增強和自我表現。

自我增強是指維持或提升個體自我價值感的動機。作為肯定自我的驅力、維持自尊的途徑、尋求自我評價的動機，它的核心假定在於人們有一種增強自尊、提高個人價值感、尋求積極自我認識、避免消極反饋評價的需要。因此，他們出於肯定自我、維持自尊、避免消極反饋、尋求積極自我認識的需要（即自我增強動機）將滿意的成績歸因於自我而將不滿意的成績歸因於外界。 ^[3] 

自我表現（self presentation）動機是指人們試圖向別人傳遞有關自己或自己形象信息的動機。而印象管理通過控制或管理這種信息來影響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使自己在他人心中留有好的印象，並得到好的評價和對待。為此，人們通常會呈現與自己理想形象相符的信息，而隱藏與其不符的信息。出於這種自我形象保護動機，人們更多時候是將自己的錯誤歸咎於他人。 ^[4] 

但是，把自我服務偏向的認知性解釋和動機性解釋對立起來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動機性原因和認知性原因是相互交織的。例如，兒童的自我服務偏向強是因為他們具有很強的維持自我價值的需要，但隨着兒童年齡的增長，這種積極性偏向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由於認知的發展—— 從願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或分辨願望和現實的能力發展到逐漸增長的對實際情況的考慮以及符合成人使用的信息加工規則的認知加工方式。

另外，認知和動機本身也是相互聯繫的。單純從認知角度或動機角度來解釋自我服務偏向都是不全面的。

自我服務偏向在各個年齡段（8歲以上）都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年齡階段程度會有所不同,總體上，這種偏向在兒童（8~11歲）和年長的成人（55歲以上）中最顯著，在青春期（12~18）和成年期（25~55歲）最不顯著。隨着個體年齡的進一步增長，可能積累越來越多的消極事件，並且能夠注意到自己性格方面與消極後果之間的系統關係。

歸因方式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已成為大量研究的一個主題。例如，研究者指出（Campbell & Sedikides，1999），在結果互相依賴的任務中，男性比女性的自我服務偏向更強烈。這是因為男性比女性擁有更高的成功期望。在一項有關自我服務偏向的元分析中指出（Mezulis et al.，2004），如果任務具有性別特徵，男性和女性會表現出不同程度的自我服務偏向。但是，單純討論自我服務偏向與性別的關係似乎過於簡單。例如，在青春期早期，男性自我服務偏向呈現略微的減弱，但到了青春期晚期逐漸回升，並在成年期有所增強。對於女性，在青春期早期這種積極性偏向的減弱比男性顯著，但其在整個成年期仍然弱於男性（Mezulis et al.，2004）。因此，性別在影響自我服務偏向時可能與年齡、任務性質等其他變量存在交互作用。

對自我服務偏向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關注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的差異。在個體主義文化中，人們優先考慮個人目標和認同，解釋更強調個體是結果的根源。因此，西方人用特質（dispositional）而非情境來解釋行為。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通常認為行為很大程度上受環境和社會交往的影響。因此，自我服務偏向在個體主義文化中比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更強烈。Mezulis 等（2004）對同質的文化亞團體（subgrouping） （包括16個特定文化羣體）的自我服務偏向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在來自美國的總體樣本中，自我服務偏向較強烈; 來自美國各亞團體（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西班牙或葡萄牙裔美國人、本土美國人）樣本的自我服務偏向與美籍白種人、混合樣本或未報告民族的樣本不存在顯著差異。但是，他們對亞洲文化中一些亞團體的自我服務偏向研究表明，日本、太平洋島以及印度的樣本可能缺乏自我服務偏向，其程度與美國被試相比明顯減弱。只有中國和朝鮮樣本的自我服務偏向與美國樣本表現出的程度相當。

自我服務偏向可以減輕個體從消極事件中獲得的消極心理後果，為心理健康提供一種適應性功能; 同時，還有助於維持和提升積極的自我形象，這對於維持健康心理是必要的（Taylor & Brown，1988）。如果自我服務偏向與心理健康有關，那麼，這種積極認知偏向的破壞或缺乏可能與正常功能損壞及精神機能障礙（psychopathology）有關。他們通常對於失敗事件更傾向於進行內部、穩定、普遍的歸因，即更傾向於把失敗的責任歸咎於自己，而不是因成功而肯定自己。一些研究者提出（Shepperd et al.，2008），這種積極性偏向的減弱可能不只與抑鬱症有關，還與典型表現為自責和（或）缺乏自尊的其他類型的精神機能障礙有關，如焦慮症。

另外，誇大的自我服務偏向心理健康缺乏的一種表現。例如，一些對患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偏執型精神障礙、多動症）個體的自我服務偏向的元分析表明，這些個體對現實理解較為模糊並且誇大自己不受傷害的能力。還有一些研究發現，多動症與過度樂觀的自我知覺有關。因此，自我服務偏向過高或過低（的程度）可能與心理健康受損（的程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