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上的安娜

一個貧苦女孩為了讓家人過上好日子嫁給了一個醜陋年老的俄國軍官。然而她婚後並沒有得到丈夫的一分錢，卻要忍受他的吝嗇和粗俗。丈夫靠出賣她的色相向上司討好以獲得獎章、獲取官位，她也因此進入上流社會，大出風頭，報復丈夫的同時卻也忘記了窮苦可憐的老父和兩個弟弟。 ^[2] 

《脖子上的安娜》寫於1895年，正值契訶夫創作的成熟期。 ^[3]  當時，俄國社會正經歷者巨大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正在傳播，工人階級在覺醒，資產階級自由派、民粹派和托爾斯泰主義已經暴露出其反動性，這是一個新舊交替，光明與黑暗交鋒的時代。在這個社會將要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夕，不少知識分子醉生夢死，不問時世，空虛無聊，白甘墮落。而契訶夫卻對人生執著追求，對社會認真探索。他認為沒有明確的世界觀簡直無法生活。約此他在1890年，隻身前往遙遠荒涼的庫頁島進行社會考察。不懈的探求使他對社會的本質和對人的內心世界的認識日漸深刻，貫穿於他的整個創作中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也日益鮮明。因此，他的愛憎愈加強烈分明，他的創作對現實的概括更加廣闊，批判更為深刻。《脖子上的安娜》就是作家從庫頁島歸來後發表的。 ^[4] 

據説俄國作家契柯夫創作的《脖子上的安娜》在構思上曾得到俄國油畫《不相稱的婚姻》的啓示。 ^[5] 

出嫁前，安娜是一個美麗樸實的貧窮女孩，她愛自己的家人，為了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終身幸福。結婚後舞會前，她烙守俄羅斯傳統女性的家庭婚姻道德，以夫為尊，儘管對丈夫有種種不滿而心生怨念卻遵守婦道，不敢逾越。舞會上出盡風頭後，安娜看到了自己的人生所在，也意識到自己對於丈夫的價值，從此對他頤指氣使，也忘記了自己仍在受苦的家人。文中的一處前後呼應對比的細節是這一變化的明證：“他們依然愛她，還不習慣吃飯的時候她不在家” ,“父親和弟弟們己經習慣了自己吃飯……”。

契訶夫在小説題目中使用了雙關，“安娜”既是本文的主人公，又指二等勳章的名字，赤裸裸地諷刺了某些官僚為了謀求高位不惜出賣妻子色相的無恥行徑。作者不僅具有敏鋭的藝術感覺，而且膽識過人，能夠在那個時代如此深刻地挖掘出人性異化的主題。 ^[2] 

莫德斯特是安娜的丈夫。這個人物是文中吝嗇、虛偽、無恥的“集大成者”。契訶夫在描寫這些特徵時沒有流俗，而是以別開生面的細節描寫來突出這個人物的主要特徵。例如，寫他的吝嗇和虛偽，當他為了顯示與自己身份相符不得不光顧小賣部時，他又捨不得花錢，“拿起一個梨，用手捏了捏，遲疑不決地問”價錢，當知道價錢不便宜時，甚至都不掩飾地脱口而出：“怎麼這麼貴呀”，把那隻梨放回原處，然後，“他便要了一瓶塞爾查礦泉水，一個人全喝了，喝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他吝嗇到連一滴水都捨不得給安娜喝。描寫他的相貌時恰到好處地勾畫出他的醜惡嘴臉：“……中等身材，腦滿肥腸，大腹便便……圓圓的下巴颳得精光，輪廓分明，像是腳後跟……兩側是像果凍一樣肥膩膩、顫微微的腮幫子。”契訶夫以精彩的細節突出莫德斯特為謀求利祿不惜犧牲一切的醜惡嘴臉。當妻子成功地在舞會上博得他的上司青睞後，他就在本來受他擺佈的安娜面前“也一副媚態地站在安娜的而前，帶着甜膩膩的討好和巴結的表情……”。這個人的虛偽和利慾薰心躍然紙上。等他終於如願地靠出賣妻子色相得到二等安娜勳章時，他向大人説出的那句“現在就等小弗拉吉米爾出世了，斗膽恭請大人當小弗拉基米爾的教父”的恬不知恥的雙關語時，這個人物的醜惡嘴臉表露無遺。 ^[2] 

彼得·列昂季伊奇是安娜的父親，讀者對安娜父親的瞭解幾乎全部來自安娜的心理活動：他是古典中學習字課和繪畫課的老師，是一個相當有才學的人，但喪妻之後，他在悲痛中染上了酒癮，敗了家。女兒因為家庭嫁給了自己並不愛的年老的官員，他愧疚、傷心，比以前喝得更厲害了。他愛打扮，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描寫安娜的性格時提到了這一點“安娜從父親身上繼承下來的是他深色的頭髮和眼睛，神經質的性格和好打扮的習慣”。他好面子，有骨氣，在舞會的募捐活動中，“……從那一疊錢裏抽出十盧布，一句話也沒説，帶着一副有尊嚴的神情走開了”。然而，命運對他是那麼殘酷，“他比以前喝得更甚了，因為沒有錢，簧風琴也早就賣掉抵債了”。安娜也徹底地拋棄了他，拋棄了家。 ^[2] 

契訶夫對安娜的批判，沒有對造成安娜墮落的“上流社會”的批判來得激烈，並在隱約問含着無盡地同情。固然，安娜有些愛慕虛榮；覺得自己生來就是為過這種生活的。但是，在契訶夫看來，安娜的墮落、她的道德品質上的缺欠，並不是她墮落的主要根源。是莫德斯特之流的“上流社會”向貧困收買了她，就像收買了一個廉價的奴隸。之後待價而沽轉手高價出售給他的上司——那個脖子掛着兩顆安娜勳章的大人物。那個大人物在佔有她之後，又把她推進腐朽的“上流社會”的泥坑。莫德斯特和他的上司，不但玷污了安娜的肉體，更玷污了她的靈魂。

莫德斯特掛在脖子上的，用出賣安娜換來的勳章和他的上司脖子上兩枚“來歷不明的安娜勳章”，如出一轍。所以，涉世不深的安娜的墮落也不足為怪了。

腐朽的上流社會，把婦女、婚姻、愛情通通視為商品，進行着公開的和私下裏的拍賣、交易。這便是契訶夫對這種“不能忍受的”不道德婚姻的忿怒批判。

對於安娜，雖然擺脱了貧窮，卻失去了貞潔、失去了純樸，也失去了對貧困無助的父親、弟弟的親情，變成一個冷漠無情的蕩婦；也便成為“上流社會”合格的不可或缺的成員。但安娜似曾知道，她在上流社會的地位，在她風韻猶存時，不過是上流社會的花瓶或寵物；一旦人老珠黃，便會被人像扔掉花瓶裏凋謝的花一樣也扔掉。混跡於上流社會的安娜，似乎覺察到這些。她才會“今朝有酒今朝醉”地盡情縱慾，與情夫在一起享受這瞬間即逝的歡樂。 ^[6] 

全篇小説不足萬字，簡短利落，但卻展現出沙俄統治末期社會上貧富懸殊.上層統治階級荒浮無恥、窮奢極欲，小知識分子在死亡線上苦苦掙扎的社會畫而。比如，契訶夫在描繪安娜為上層人物搞虛假的募捐話動的情景時，只不過用了百餘字，“安尼婭賣一杯茶收費至少一盧布，那大塊頭軍官喝了三杯。”闊佬阿爾特諾夫“目不轉睛地盯着安尼婭，喝了一杯香檳，付了一百盧布；然後又喝了一杯茶，又付了一百盧布。”安娜的父親彼得·列翁季伊奇“臉色已經蒼白，但還站得穩，他來到小售貨攤,只要了一杯自蘭地，安尼婭臉一紅，擔心他會説出什麼有失體面的話來，可是他喝乾了，從自己那一小疊鈔票裏抽出十盧布扔下，一句話沒説就神氣十足地走開了。”寥寥數語就把上流人物的驕奢淫逸、揮霍無度和小人物窮困潦倒、又不得不維護自己僅有的一點尊嚴的畫圖，極為鮮明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4] 

契訶夫在文中刻畫了三四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徵的人物。他刻畫人物的手法非常經濟，有時甚至只有兩三句話就能追魂攝魄，使人物無法遁形。如説莫德斯特-阿歷克塞伊奇“他那剃得光光、輪廓鮮明的圓下巴看上去像是腳後跟”，面目之可憎可厭可想而知。説安娜在婚禮後去修道院旅行途中來到一個小站，由於這場不愉快的婚姻，一分鐘前眼淚還在她眼睛裏發亮，轉眼間卻走出去，“讓月光照着她，好讓大家都看見她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戴着帽子”。這幾句話，一針見血地暴露了她淺薄、庸俗的虛榮心理，她日後發生的那些變化，原是不足怪的。再如寫那個至高至尊的“大人”發現了舞會上的安娜，“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她，臉上現出甜蜜的笑容，同時像在咀嚼什麼東西似地舔着自己的嘴唇，他每逢看見漂亮女人總要這樣”。這個舔嘴唇的動作是下意識的，是許多動物都具有的本能，它使人想象到將要獲取獵物的一隻貓或一隻狗，極具諷刺意味。

總之，該小説選取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但開掘深刻，因而顯得含蓄、雋永。 ^[7] 

1954年，該小説被改編成同名電影《脖子上的安娜》。同時也被改編成同名芭蕾舞劇。 ^[8] 

契訶夫（1860—1904），俄國作家，1860年1月29日生於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1879年進入莫斯科醫科大學醫學系，1884年畢業後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廣泛接觸平民和了解生活，這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良好影響。

他的主要作品有：《勝利者》（1883）、《變色龍》（1884）、《草原》（1888）、《沒意思的故事》（1889）、《庫頁島》（1893-1894）、《在流放中》（1892）、《第六病室》（1892）。後來，他由開始創作戲劇，如《結婚》（1890）、《蠢貨》（1888）、《求婚》（1888-1889）、《一個不由自主的悲劇角色》（1889-1890）、《伊凡諾夫》（1887-1889）、《櫻桃園》（1903-1904）等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