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鼎

胥鼎，字和之，是尚書右丞胥持國的兒子。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進士，當官以後被稱譽，認為他很有才幹，累遷至大理寺丞。承安二年(1197)，胥持國去世，他離職守喪。四年，尚書省起用他任著作郎。章宗問：“胥鼎是老宰相家的子弟，他的才能怎樣？”宰臣們奏道“：他為人很有才幹。”章宗説：“著作郎職務清閒，但因現在沒有其他缺任職務，暫時先授給他。”不久，遷為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1206)，胥鼎提出了急速轉送公文的辦法，章宗聽從了，當時人都覺得很方便。至寧初年(1213)，中都被敵圍困，他由户部尚書拜為參知政事。

貞祐元年(1213)十一月，出任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還沒有到任，又改任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胥鼎因為見在京的貧民許多缺少食物，應當設法賑濟，便上奏道“：京師中官民如果有能力贍養窮人的，應當根據所贍養的數量升官授職，以示鼓勵嘉獎。”於是確定了臨時賣官爵的各種條例和規格，例如晉升官職，允許正在服喪的人蔘預舉試和任職，官監户可以成為良民之類。得到粟米和糧草各有一些數量，救活了許多人。四月，拜為尚書右丞，仍兼知大興府事。五月，宣宗準備南遷，把他留下任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為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代理宣撫使。

貞祐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如積蓄軍隊糧儲、防備黃河水患、選官吏讞獄案、簡選將帥訓練練卒、鈔法、版籍之類，宣宗多有采用。又上言説：“平陽今年再次被攻打，人户散亡，樓櫓修繕未完畢，衣甲器械極少，倉庫無兩月之食物。夏田已為敵兵蹂踐，又不下雨，秋天的種子沒有撥下。雖有復業的殘存民，都是老幼，不能耕種，怎麼足夠徵收求取錢糧呢。之前聽説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要深入平陽、絳、解、河中，直抵河南。戰備有期限，儲積還未完備，不能不快點措置，實在關係到社稷生靈之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益軍儲。”宣宗説：“胥鼎説的很對，有司快點如數輸運給他。”

七月，就任本路宣撫使，仍兼以前的職務。朝廷準備調用代州守軍五千人，胥鼎上奏説：“嶺外軍隊都已南遷，代州是邊境要塞，正應當增派軍隊防守，如今再減少兵力，一旦敵人到達，怎麼處理？平陽是以代州作為防線的，怎能撤走？”尚書省上奏説應當聽從奏請，於是宣宗下詔同意。胥鼎又説：“近來聽説朝廷下令讓我清野，我深思我所統領的是河東南路，太原是屬於北路，敵人大兵如來，必定先經北路，所以清野應當先北後南。況且北路莊稼早熟，田野既清，敵軍掠奪不到東西，其勢頭自然停止。不然，南路雖然清野，而糧草貯存在北邊，這是資助敵軍並招他往南來。我已送文書給北路宣撫司了，請再下詔書告諭。”後來，敵軍果然出境，皇帝下詔獎賞並對他説：“卿以文武之才，身負兵民重望，鎮守一方，鞏固邊防，釋朕之憂，誰如卿之用力？望益增忠勤之節，以收緩靜之功，切望用心，將有後寵。”不久因他能設方略以退敵軍，進官一階。

十月，胥鼎上奏説：“我統領的義軍，都是一向棄本趨末、勇猛兇狠、盜竊亡命之徒，如無訓練和統率官員加以管制，就會結朋聚黨，行事無所不至。請允許我能夠根據情況能夠任命總領義軍使、副使及彈壓官，仍按每五千人設一位訓練官，這不單可以防止他們無事生非，使之有所忌憚，並且讓他們武藝精熟，人各為用。”皇帝表示同意。 ^[3] 

四年正月，敵軍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後來又用步騎兵六萬人圍困平陽，急攻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擊退敵人，並上奏説：“臣根據情況需要而設立了賞官制度，預先張貼文告，招回了被脅從的人員七千多人，後繼而來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讓他們恢復本業。我私下認為，凡是被俘未歸的，更應多方招降勸誘，已歸來的隨便他選擇居住的地方，給予優待和撫卹，不要讓他們流離失所。”宣宗同意了。二月，拜為樞密副使，代理尚書左丞，在平陽設立行省。當時，胥鼎正上表請求退職，皇帝不允許，因而加拜，並派近臣對他説“：愛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擔任執政時，因為有人進言，所以將河東的事務委任給你，果然能夠盡力以保無事。如今國家多難，不是你又有誰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夠不考慮國家大計嗎？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應全心全意。” ^[4] 

當時規定河南的粟麥不讓販運過河，胥鼎上奏説：“河東多山險之地，平時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糧食收成時，仍常靠陝西、河南交通販運。何況如今多次遇戰爭，農民越來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糧嚴重。而且解州駐兵很多，存糧只夠一月。我見陝州大陽渡、河東大慶渡口都在攔阻粟麥，不讓運過河來，臣擔心軍民不安，因而產生內亂，希望朝廷聽任他們販運，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聽從了。

他又上奏説：“河東兵亂之餘，疲民稍得恢復，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難以耕種，又加乾旱和蝗災，而糧餉所需，徵收急迫，貧困無依者都已缺食，富户有舊藏的也都被盜挖去，絕無倖免者，這種睏乏也已到極點了。有關方面應當請示朝廷降旨安撫，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帥府派遣官員到遼、沁各郡蒐括餘粟，並懸佈告重賞告發的人，州縣官員害怕帥府，對民眾鞭打枷鎖，各地騷動不安，十分可憐。如今敵軍已退，應當精減多餘兵員，節省費用，招集流亡者，勸他們農耕。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讓渾身創傷的民眾更加遭受苦難，這是敵兵未到而自己先已無力了。請朝廷儘快制止。如果軍費確實缺乏，以恩例勸民交粟封官，不是強於硬搜民糧嗎？”

又説：“霍州的回牛、鳳棲嶺各險關，戍兵將近四千人。如今敵兵退去，農時方緊，我請求只留下少量偵察防守人員，其餘全部送回，有情況時再召回。這樣既休養民力，又省官府之力，萬一敵軍來時，也足以抵禦。這是辦一事而獲兩利，臣因此膽敢申請。”朝廷詔令立即實行。

又説：“河東兩路農民越來越少，而士兵越來越多，所以每年軍糧總是苦於接濟不上。我見潞州元帥府雖然設立賣官爵的恩例，但條目很少，未能盡到勸誘的辦法，所以進獻的人沒有幾個。應當增設條目，如同在中都時一樣，仍允許各路宣撫司都能出賣官爵，大概就能多得貯存的糧食，以應救不足。”於是，尚書省另定條例上奏後實行。

又説：“交鈔貴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夠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將會因缺少而誤事。應當讓行省行部估量民力進行徵收，以補軍用。河中宣撫司也因寶券支出已多，民眾不以為貴重，請查驗民眾貧富情況加以徵收。雖然這樣，陝西如果也同樣徵收，那麼他們那裏原有的就將越來越多流入河東，這樣和不徵收時又有什麼不同？況且河北的寶券不允許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暢，將會誤了軍糧需要並且引起事端。”當時，因為河北的寶券被商販們帶到河南使用，導致物價上漲，暫時限定在各路分別使用，由於胥鼎上奏，於是停止限制。 ^[5] 

又進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選義軍分為三等，臣即下文書通知各方，而潞州統帥必蘭阿魯帶説：‘自從去年初次設置帥府時已經挑選查驗了本軍，除去多餘無用者，現已確定分部，上下相親，所以能夠所向成功。現有的都是經歷血戰的剩餘部分，屢試可用者。況且他們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顧本家，同心協力，不可分離。今如必定要分開，將會因相互交換而互不相識。國家糧草常常擔心接濟不上，怎麼能輕易冒領，但本帥府的軍隊不至於如此。何況潞州北面便是異國，經常備戰，事務繁雜，而將他們分別開來，那些居於中下等的都將會挫傷鋭氣放鬆戒備而難以使用，我還擔心敵人因而可以測知我軍虛實。況且義軍大都是農民，現已分散各回本地，搶跟農時，奮力耕作。如果召集起來，動則至少十天，農事荒廢而歲收就會失去了。請聽從本府所定，不要輕易變動。’臣十分贊同他的意見。”這時，阿魯帶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詔應許了。 ^[6]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累遷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國卒，去官。四年，尚書省起復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為人甚幹濟。”上曰：“著作職閒，緣今無他闕，姑授之。”未幾，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至寧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1] 

貞祐元年十一月，出為泰定軍節度使，兼兗州管內觀察使，未赴，改知大興府事，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升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如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户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全活甚眾。四月，拜尚書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將南渡，留為汾陽軍節度使，兼汾州管內觀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讞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之類，上頗採用焉。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户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御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數亟給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撫使，兼前職。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籓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詔從之。又言：“近聞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大兵若來，必始於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況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賜詔獎諭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後寵。”尋以能設方略退兵，進官一階。

十月，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兇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為防閒，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上從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騎六萬圍平陽，急攻者十餘日，鼎遣兵屢卻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賞，預張文榜，招還脅從人七千有奇，績至者又六千餘，俱令復業。竊謂凡被俘未歸者，更宜多方招誘，已歸者所居從便，優加存恤，無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時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許，因進拜焉，且遣近侍諭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執政時，因有人言，遂以河東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無虞。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社稷之計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時河南粟麥不令興販渡河，鼎上言曰：“河東多山險，平時地利不遺，夏秋薦熟，猶常藉陝西、河南通販物斛。況今累值兵戎，農民浸少，且無雨雪，闕食為甚。又解州屯兵數多，糧儲僅及一月。伏見陝州大陽渡、河中大慶渡皆邀阻粟麥，不令過河，臣恐軍民不安，或生內患。伏望朝廷聽其輸販，以紓解州之急。”從之。 ^[1] 

丁牛又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饋餉所須，徵科頗急，貧無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為盜發，蓋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遼、沁諸郡蒐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訐，州縣憚帥府，鞭箠械繫，所在騷然，甚可憐憫。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是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弊也。願朝廷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樓嶺諸厄，戍卒幾四千。今兵既去而農事方興，臣乞量留偵候，餘悉遣歸，有警復徵。既休民力，且省縣官，萬一兵來，亦足御遏。舉一事而獲二利，臣敢以為請。”詔趨行之。

是以又言：“河東兩路農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歲糧儲常苦不繼。臣切見潞州元帥府雖設鬻爵恩例，然條目至少，未盡勸誘之術，故進獻者無幾。宜增益其條，如中都時，仍許各路宣撫司俱得發賣，庶幾多獲貯儲，以濟不給。”於是尚書省更定製奏行焉。

恫灰又言：“交鈔貴於通流，今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術收之，不無闕誤。宜從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斂，以裨軍用。河中宣撫司亦以寶券所支已多，民不貴，乞驗民貧富徵之。雖然，陝西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於河東，其與不斂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於河南，由是愈滯，將誤軍儲而啓釁端。”時以河北寶券商旅齎販南渡，致物價翔貴，權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罷之。

乩及又言：“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蘭阿魯帶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閲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糧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況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方殷，而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畝，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切是其言。”時阿魯帶奏亦至，詔遂許之。

陀滿又言：“近偵知北兵駐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鄰境，俱令設備，恐未即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議所以御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逾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趨迎擊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聞大兵已越關，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乎。去歲頒降聖訓，以曏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敕將帥，若京師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

?初，鼎以將率兵赴援京師，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至是，鼎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是時，大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柵，連亙數十里。鼎慮近薄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遙授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出領軍趨陝西，併力御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絳、解、吉、隰、孟州經略司，相與會兵以為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 ^[1] 

裕骸鼎覆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將及畿甸，倘復誘此失職之眾使為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閒，庶幾不至生釁。”上從其計，遣監察御史陳規等充安撫捕盜官，巡行郡邑。大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不利乃去。主

上命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係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御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語在德升傳。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職，詔不從。

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曰：“竊懷愚懇，不敢自默，謹條利害以聞。昔泰和間，蓋嘗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蕃軍鋭，所謂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偃兵為務。大安之後，北兵大舉，天下騷然者累年，然軍馬氣勢，視舊才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弊，民間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害者眾，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憚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未暇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並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則三面受敵者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於天下者，必其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於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恥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又非民力所及。沿邊人户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為止當遴選材武將士，分佈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於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豐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一區區之宋何足平乎。”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為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

散關既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燬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則又有恆州、虢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眾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恆、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燬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眾，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悦，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1] 

兵及三年正月，上言：“沿邊州府官既有減定資歷月日之格，至於掌兵及守禦邊隘者，徵行暴露，備歷艱險，宜一體減免，以示激勸。”從之。二月，上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夫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難之，上以問樞密院官，對如鼎言，乃下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

幸岬時元帥內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揚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邑姑無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貼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詔諭承裔。鼎以年老屢上表求致仕，上謂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觀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諭之。鼎嘗薦把胡魯，以為過己遠甚，欲以自代。胡魯固佳，至於駕馭人材，處決機務，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遷官一階。

嗽攏八月，上言：“臣奉詔兼節制河東，近晉安帥府令百里內止留桑棗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豈能盡去，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棗舍屋獨非木乎，此殆徒勞。臣已下帥府止之，而左都監完顏閭山乃言嘗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詔從鼎便宜規畫。是時，大元兵大舉入陝西，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諭樞密院官曰：“胥鼎規畫必無謬誤，自今卿等不須指授也。”尋又遣諭曰：“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復，徒為逗留也。” ^[1] 

封温四年，進封温國公，致仕，詔諭曰：“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諭鼎及左丞賈益謙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意以陳，毋有所隱。”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裏吉、翰林學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練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

文振六月，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御，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復，拜平章政事，進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衞州。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眾。鼎病不能自持，復申前請，優詔不許。三年，覆上章請老，且舉朝賢練軍政者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嫌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況餘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奉詔惶懼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蚓玻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