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治中

胥治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1955)。1917年10月27日生於湖北石首縣(今為市)八十丈村。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2軍團獨立團、第4師宣傳員、第7師偵察員。1936年10月任第5師15團特警員時，為掩護紅二方面軍主力休整，奉命率領第3營在成縣西南10公里坡底要隘阻擊敵人，堅守一天一夜，打退了國民黨第3軍35旅多次進攻，圓滿完成阻擊任務，受到上級表揚。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衞4團特警員，中央社會部陝北三邊情報站站長，鄂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兼鄂豫縱隊社會部部長、保衞部部長。1948年8月任中原野戰軍補訓旅旅長。參加了中原突圍、重慶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任第3兵團第11軍政治部主任。1950年11月任海軍青島基地政治部副主任，後任海軍炮兵學校政治委員。1961年6月起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長。是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55年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4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 ^[1] 

胥治中，1917年10月出生於石首調關區八十丈村的一户貧苦農民家庭，童年時給地主放過牛，讀過幾年私塾。1926年春，共產黨員李良耀、李恆久、胥耀庚等人受黨組織派遺，回到家鄉石首，李良耀組織共產黨員分頭活動，發動和組織農民參加農民協會先後在九佛崗、石華堰、秦張鄉、鹿角頭、八十丈、調關、來家鋪、章華港、馮家潭、楊波坦、永合垸等地成立秘密農民協會。農民協會密切聯繫廣大貧苦農民，發動他們與當地的土豪劣紳進行鬥爭，提出“滅土匪，打土豪”的行動口號，開始組織農協會員進行小規模的殺土匪、打土豪、分浮財的鬥爭。

1926年冬，中共石首縣負責人李良耀在石首縣城主持召開全縣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成立石首縣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大會選舉李良耀為執行委員長，胥耀庚為副執行委員長，廖學愚、李恆久、王子英等人為委員。會議決定在全縣各區、鄉迅速建立並健全農民協會，成立婦女會、童子團；會議還決定組建石首縣農民自衞軍，胥耀庚兼任縣農民自衞軍總指揮。

在石首農民革命運動和叔父胥耀庚的影響下，年僅9歲的胥治中參加了童子團，為農民協會站崗、放哨，參加禁鴉片，封賭場的運動。1927年4月2日，石首縣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副執行委員長兼縣農民軍指揮胥耀庚被八十丈大土豪劉代富收買的暗殺隊殺害。噩耗傳來，年幼的胥治中悲憤異常，決心要替這位深受窮苦羣眾敬仰的叔父報仇。 ^[2] 

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籠罩石首。年幼的胥治中和石首的革命羣眾一樣，並沒有被反動派瘋狂的屠殺所嚇倒。1927年10月，中共石首中心縣委成立，秋收暴動的浪潮遍及石首廣大農村。1928年1月，周逸羣、賀龍來到石首領導荊江兩岸年關暴動，暴動的浪潮遍及荊江兩岸一各地的農民協會恢復後，共青閉組織、婦女會、童子團、少先隊組織也先後恢復和發展一1928年，胥治中參加了童子團。為游擊隊站崗放哨、傳遞情報，1929年，胥治中加入少年先鋒隊，在調關區少年先鋒隊大隊長廖述雲的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

1929年12月中旬，鄂西特委在石首橫溝市召開各縣縣委書記會議。會上孫一中、許光達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軍的指示，會議決定將鄂西遊擊總隊升編為中同紅軍獨立第一師(亦稱中央獨立師)獨立師成立後，部隊擴編，石首的優秀青年紛紛參加紅軍，胥治中也前來報名應徵，因年齡太小，被徵兵的同志勸回。後胥治中幾次報名應徵，均被勸回。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各地紅軍要分別集中組成軍閉和軍，執行配合工人、農民和士兵的暴動。會議還提出，紅軍要“無條件擴大” 會議決定將湘鄂兩地區的紅四軍和紅六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

7月4日，紅四軍和紅六軍在公安陡湖堤會師，正式合編成紅二軍團，合編後紅四軍改稱紅二軍，紅二軍編為第四師和一個警衞團，四師師長王炳南、政委陳協平此時，紅二軍團開始擴軍，胥治中“軟磨硬泡”，終於如願以償，參加了紅軍。先後在紅二軍團獨立團、第四師、紅三軍第七師任宣傳員、通訊員、偵察員：胥治中因年齡太小，被大家親切地稱為“紅小鬼”。 ^[2] 

胥治中參加紅軍後，經過短期的軍事訓練，編入紅二軍團獨立團，任宣傳員，隨紅二軍向荊門、鍾祥、潛江、京山、天門一線出擊，肅清各縣反動團防據點，擴大革命根據地。每到一地，胥治中和戰友們一道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動進步青年參軍參戰，並刷寫宣傳標語，擴大紅軍影響，9月．胥治巾隨部參加了攻扣+沙市、監利縣城的戰鬥j此時，胥治中任第四師宣傳員。

1930年10月，紅二軍團在鄧中夏、賀龍的率領下到達石首小河口，石首蘇區軍民籌集千餘隻木船和木筏，將紅二軍團安全送到江南。10月21日，賀龍在石首楊河到舉行南征誓師大會，紅二軍、紅六軍全體將士和石首數千名赤衞隊、赤教軍、游擊隊、特務營戰士參加了大會。會後，胥治中隨紅二軍在石首千餘名赤教軍的配合下，經南口、茅草街、團山寺、鮎魚須，攻克南縣縣城，繳獲了大批槍支、彈藥、糧食等物資，取得了南征的初戰勝利。

紅二軍團南征的初步勝利，是在向中心城市進攻的“左”的指導思想指引下取得的暫時勝利：紅二軍團離開原有蘇區遠征，流動作戰，失去基地和依託，在沒有羣眾基礎的新區，隨時都會遭遇強敵的進攻，12月17日，紅二軍團盲目滯留在松滋楊林市地區，遭到強敵的突然襲擊，紅二軍倉促應戰，紅六軍第十六師嚴重受挫，第十七師被敵截斷，部隊損失慘重。關鍵時刻，賀龍命盧冬生率手槍隊掩護，總指揮部和部隊才撤回劉家場。

此後，胥治中隨紅四師經子良坪、泯沙、赤綏河、南北墩，沿湘鄂邊界轉移到鶴峯一帶休整。

1931年3月底，紅二軍閉前委在長陽枝拓坪召開會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將紅二軍團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原紅二、六軍分別改編為紅七、紅八師。紅七師師長王一鳴，政委李劍如。胥治中任紅七師偵察員。

4月3日，胥治中隨紅三軍離開枝拓坪北上，第二天在野三關、三尖觀殲守敵一個團後，乘勝佔領巴東縣城。此後，紅三軍自巴東橫渡長江，連克姊歸、興山、遠安縣城。 ^[2] 

4月15日，紅三軍政委鄧中夏命令王一鳴率第七師攻打當陽，堅持要在鄂北創立“井崗山”。這時，國民黨軍第五十一師範石生部、第六十九師趙冠英部、駐宜昌教導二旅及駐沙市兩個團向當陽合圍而來，紅七師與國民黨軍激戰，傷亡慘重，胥治中隨部敗退遠安以北的馬良坪一帶。5月11日，同國民黨軍合圍部隊跟蹤而來，紅七師掩護主力突進到鄂西北地區進行遊擊活動。

在鄂西北，胥治中參加紅三軍政治機關幹部組成的工作隊．深入農村，開展創建根據地的鬥爭，經過廣大指戰員的艱苦鬥爭，以均州、房縣為中心，包括均州、房縣、谷城、保康、竹山在內的鄂西根據地逐步形成，成為縱橫五百多里的蘇區。胥治中隨工作隊參加蘇區土地分配的鬥爭，將蘇區三分之二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則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農。此時，紅三軍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胥治中申請加入黨的組織，因他當時不夠入黨年齡，被批准加入共青團組織。

紅三軍回師洪湖蘇區後，引起國民政府的恐慌，便集結30餘個團的兵力向潛江一帶“圍剿” 此時，正值洪湖地區水災過後，糧食等生活物資奇缺，軍民生活極為困難。在此艱難時刻，夏曦頑同地執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轉變到大規模的作戰。

在此形勢下，胥治中隨紅七師參加了龍王集、陳家河、文家墩、李家場、瓦廟集、張家場等戰鬥：在被稱之為“叫花子與龍王爺比寶”式的消耗戰中，瓦廟集戰鬥經七晝夜的激戰、絞殺，紅三軍七、八、九個師損失慘重。在持續八天八夜的張家場戰鬥中，紅軍戰士在“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的口號下，向武器優良、陣地堅固的國民黨軍發起攻堅戰，紅軍戰士英勇頑強、反覆衝鋒，戰況空前激烈。張家場戰鬥斃傷國民黨軍800餘人，而紅三軍傷亡人數在1500人以上。在歷次戰鬥中，胥治中常常冒着槍林彈雨偵察敵情，傳遞命令，並保衞首長的安全。

1932年7月，蔣介石調集鄂、湘、川I軍共10萬餘兵力組成左路軍，對洪湖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左路軍總指揮徐源泉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進行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並仗着優勢兵力，以“步步為營，穩打穩進”的戰術，由東、南、西三線向洪湖蘇區進攻。

在此嚴峻形勢下，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拒不採納賀龍的正確主張，拒不執行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頑固推行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軍事上推行“分兵堵口，陣地防禦”錯誤指揮方針。在政治上繼續進行錯誤的肅反運動，對工作持不同意見的黨政軍幹部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8月13日，紅七師執行夏曦的命令，攻打沙市，以便取得糧食、物資。胥治中隨師部行動，遇強敵阻擊，紅七師被迫撤出戰鬥，轉移回到龍灣、熊口一帶。夏曦仍頑固推行冒險主義，親自指揮第七師、警衞師和地方部隊，在蘇區內分兵把口，構築碉堡，固守荊東河南岸地區。

8月24日，國民黨軍第三縱隊加快向洪湖中心區推進，夏曦命令紅七師進入新溝嘴、楊林關陣地，從正面阻擊國民黨軍的進攻：胥治中隨師部偵察連戰士偵察敵情，瞭解到國民黨軍第三、第四縱隊已經完成了對新溝嘴、楊林關的包圍。

8月30日，國民黨對紅七師陣地發起猛攻，以猛烈炮火轟炸紅七師陣地，紅七師全體指戰員奮勇拼殺、浴血奮戰，傷亡慘重，陣地被強敵突破，部隊被迫撤往周老嘴。胥治中隨警衞部隊用血肉之驅掩護中央分局和省委等後方機關撤退。國民黨軍攻下新溝嘴、楊林關後，向周老嘴撲來，紅七師抵擋不住，被迫突圍。部隊進至分鹽時，又遭跟蹤追擊的騎兵襲擊，紅七師在8月31日一天激戰中，損失了一個多的兵力．3個團長、1個團政委犧牲。

9月2 日，夏曦將湘鄂西軍委警衞營、警衞團編入紅七師，重新編成3個團，連同沔陽警衞營，分別部署在福田寺、太平橋、柳關、小沙口、瞿家灣等處，執意以弱勢的紅軍同強敵決戰。

紅七師指戰員奮勇殺敵．在“誓死保衞蘇區”、“誓死保衞瞿家灣”的悲壯口號下，同強敵作最後的決戰，子彈打光了，就用石頭砸、刺刀拼，有的戰士把最後一顆手榴彈留給撲向自己的敵人。9月3日．瞿家灣失陷．夏曦和湘鄂兩省委書記楊光華等領導，全部跑到紅七師師部。胥治巾等警衞、偵察戰士，又用血肉之軀保衞首長安全。

紅三三軍在鶴峯進行整編後，開展了恢復以鶴峯為中心的湘鄂邊蘇區的鬥爭。湘鄂邊區崇山峻嶺、土地貧瘠、人煙稀少．人民生活閒苦不堪。胥治中隨紅七師戰士轉戰於恩施、宣恩、巴東、建始一帶，組織發動羣眾開展打土豪、籌軍糧、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基層革命政權，恢復了部分蘇區，蘇區的土地得到平均分配，蘇維埃運動的影響擴大。

1934年9月，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原紅三軍第七師改為第四師，師長盧冬生、政委方理明：胥治中在第四師中任偵察員10月，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在黔東地區會師。

1935年初．胥治中調任紅二軍團衞生部特警員。此時，蔣介石集結湘鄂兩省11萬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圍剿”，企圖趁紅軍立足未穩之機，將紅軍圍殲於湘鄂兩省西部邊境地區。在反“圍剿”鬥爭中，部隊傷亡較大，軍團衞生部醫護人員的救護任務異常繁重，胥治中不僅要保衞衞生部首長的安全，還要保衞戰場救護人員的安全．有時還要與騷擾紅軍醫院的小股土匪戰鬥。這年的5月，胥治中由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1935年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在湖南桑植劉家坪召開會議．決定主力紅軍採取逐步轉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圍，插人湘中，然後向湘黔邊轉進。會議還決定組建第五師、第十六師兩個師部和5個團，分別列入紅二、六軍團序列。胥治中任第五師第十五團特警員，五師第十五團由龍桑獨立團和龍山獨立團合編而成，團長李文清、政委陳文彪、參謀長王尚榮、胥治中主要負責協助部隊的整訓和思想政治工作，對鞏固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11月19日，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率紅二、六軍團由桑植劉家坪、水獺鋪出發，向東南方向突圍，開始了艱難的長征：長征途中，胥治巾隨主力紅軍突破烏江天險，強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萬里征戰，先後參加攻佔黔西城、大定、畢節、六甲等戰鬥。除了參加戰鬥外，胥治中一路做掉隊傷病員的思想政治工作．鼓勵他們爬也要爬過雪山。在胥治中的鼓舞下，不少掉隊的傷病員頑強地重新站了起來。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主力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師會師。7月初，紅二、四方面軍由甘孜出發，踏上了千里茫茫的草原，時值多雨季節，草深地濕，草地行軍極其艱難．胥治中和戰友們忍飢挨餓．一路互相攙扶、互相鼓勵，終於走出草地：9月6日，紅二方面軍全部走出草地，到達甘南哈達鋪。10月22日在將台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在艱難的行軍途中，胥治中注重收集情報，重視黨的保衞工作和首長的安全工作，在紅二方面軍保衞工作會議上，受到方面軍表彰。 ^[2] 

長征到達陝北後，胥治中任陝甘寧邊區警備四團特警員，中央社會部三邊(陝甘寧)情報站站長等職。陝甘寧邊區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戰的中心根據地，也是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的指揮中樞所在地和總後方。陝甘寧邊區的警備部隊是保衞中共中央機關、邊區政府及首長安全的部隊，胥治中在擔任警備團特警員期間，主要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在擔任三邊情報站站長期間，主管情報、反間諜和情報分析工作，為陝甘寧根據地的安全作出了貢獻。

1939年初，胥治中調任中共河南省委社會部部長：此時，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決定派李先念率新四軍精幹分隊南下湖北，並將豫鄂邊區黨委領導力量抽往鄂中。1939年1月、6月，李先念、陳少敏分別率部到達鄂中，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支隊(不久改稱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李先念任支隊司令員，陳少敏兼任政委。1940年1月3日，鄂東、鄂中和豫南三地區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委。豫鄂挺進縱隊是新四軍第五師的前身，胥治中任鄂中區黨委社會部部長兼豫鄂挺進縱隊保衞部部長。

胥治中肩負黨的保衞工作和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重任，在工作中他注重聯繫羣眾，深入調查研究，對鞏固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豫鄂挺進縱隊積極發展遊擊武裝，開展遊擊鬥爭，挫敗日偽進攻，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逐步在豫南的四望山、鄂中自兆山、鄂東大悟山，以及京山、天門、漢川湖區及漢水以西地區，建立起抗日根據地。

1943年初，胥治中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當時“抗大”總校已遷回陝北綏德，徐向前代理校長胥治中在抗大“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指引下，按照“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努力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基礎、聯共黨史、社會發展史、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民運工作，軍事戰略學、游擊戰爭等課程，以及黨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著作等。胥治中和學員們邊學習、邊生產、邊戰鬥，既學軍事，又學政治，思想覺悟和政治、軍事素養都有了很大提高。

1944年，胥治中從抗大畢業後返回中原軍區工作，任中原區三地委社會部部長兼第三專署公安局局長。胥治中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為黨的保衞工作和地區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 ^[2] 

抗戰勝利後，按照中共中央幾支主力會師堅持中原的戰略方針。1945年10月24日，三五九旅、河南軍區主力與五師野戰軍在湖北隨、棗、桐、唐4縣交界地區勝利會師，10 月26日．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同時成立中原軍區。中原局領導鄂東、江漢、河南3個地方軍區。胥治中調任漢江軍區政治部主任．1946年6月，胥治中參與指揮中原突同，根據中央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生存第一，勝利第一”的指示，率軍區所屬獨立第一旅及襄南、襄北、鄂中、洪山4個軍分區所屬部隊突圍。

突圍部隊在鄂西北與一縱會合後，於8月27日組建鄂西北軍區，胥治中任鄂兩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此後，隨着國內鬥爭局勢的嚴峻，軍區黨委決定把分散的部隊大部分集中起來，組成了3個支隊，向三個方面轉大圈子、打游擊，軍區領導分頭下到各支隊任職，充實基層領導，胥治中兼任第一支隊政治委員，隨一支隊在鄂西北地區堅持武裝鬥爭，隨部隊轉戰進入武當山地區。

胥治中參與指揮了武當山地區的軍事鬥爭。為了精幹部隊的行動，靈活打擊國民黨軍．胥治中在白楊坪、簸箕巖一帶尋找基礎羣眾，把一縱三旅參謀長胡鵬飛的新生兒胡中原寄養在當地地下黨員張冰如家，保護了革命後代，也由此留下了一段延續半個世紀之久的軍民魚水深情的佳話。、

自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胥治中等人率領第一支隊牽制了蔣介石嫡系整編六十六軍宗瑞珂部和另兩個整編師以及當地保安團，有力地配合了華北、華東野戰部隊的作戰。但由於敵我力量過於懸殊，部隊經過殘酷、頻繁的戰鬥後減員情況嚴重。為保存實力，繼續堅持游擊戰爭，一支隊奉命轉移到鄂東、皖西一帶開展游擊戰爭，並建立遊擊根據地。經過一個多月的連續行軍作戰，部隊邊打邊轉移，來到鄂東、皖西。在當地黨組織和隱蔽的游擊隊的配合下，消滅了當地的保安團，拔除了一些保安團據點，建立起英山、嶽西、霍山、潛山、舒城、桐城、六安等七縣的遊擊根據地。一支隊還經常到安慶、合肥附近活動，牽制了國民黨廣西軍的一個整編師。

在遊擊根據地，胥治中組織政治幹部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羣眾抗捐、抗税，破壞國民黨軍徵兵徵糧的行動。同時使支隊的給養得到補充，兵力得到發展。胥治中還組織根據地軍民，在根據地中心區域建立起比較穩定的被服工廠和醫院等後勤服務部門，為1947年夏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區創建了一塊羣眾基礎較好的革命根據地。

劉鄧大軍進入中原地區後，為迅速立足生根，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原局號召部隊和地方幹部全心全意地義無反顧地重建大別山革命根據地。在大別山區劃分豫東南、鄂皖、皖西、鄂東4個工作區，組建黨的工作委員會，分別由各縱隊抽調部隊和幹部， 在中原局的統一領導下，開展地方工作。

1947年11月，胥治中進入豫東南地區，在河南汝(南)、正(陽)、新(蔡)地區開展土地改革，發動羣眾打土豪、分浮財，建立地方政權，發展地方武裝。汝正新地區的鬥爭環境極為複雜惡劣，除了國民黨正規軍外，還有很多由地方豪強組建的地主武裝。胥治中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注重鬥爭策略，深入宣傳發動羣眾，組織羣眾進行武裝鬥爭，逐步建立起黨的地方組織，並在普遍建立民兵組織的基礎上，建立起一支由4個連隊組成的有較強戰鬥力的正規武裝部隊，保證了土改任務的順利完成，鞏固了土改鬥爭的勝利成果，完成了重建大別山解放區的任務。

1949年2月1日，根據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決定，正在安徽阜陽西南地區整訓的中原野戰軍第三縱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一軍，軍長曾紹山、政委鮑先志。6月，胥治中調任十一軍政治部副主任。11月初，第十一軍奉命向西南進軍，胥治中隨部參加川黔作戰，突破宋希濂集團川湘防線，部隊直出川東南，在友鄰部隊的配合下，部隊直逼重慶，胥治中參與指揮了解放重慶的戰鬥。接着隨部參加成都戰役，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滅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隊。1950年1月，第十一軍劃歸川東軍區領導，軍部進駐萬縣，執行剿匪、築路、改造起義部隊的任務。 ^[2] 

1950年7月，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第十一軍軍部及直屬隊調山東青島組建海軍青島基地(現稱北海艦隊)、9月9日，正式成立海軍青島基地，司令員易耀彩，第一政委賴可可(兼)、政委段德彰。胥治中任政治部副主任。

青島基地是人民海軍當時三大主力作戰部隊之一。青島處於海防前線，當時美軍和台灣蔣軍的飛機、艦艇經常前來青島騷擾。胥治中參與研究制定保衞青島的作戰方案，基地首先搶修了9個炮兵陣地，隨後趕修滄口、流亭等飛機場，加強了青島和膠東半島沿海的防禦力量。

增強對空和岸防能力後，青島基地開始組建水面艦艇部隊。當時青島基地只有起義和繳獲的原舊海軍的艦艇，以及改裝的民用船隻，連一般性的巡邏任務都難以完成。胥治中十分注重做起義和投誠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讓他們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國家的海防建設：胥治中還深入到青島造船廠做技術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讓他們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建造自己的炮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青島造船廠先後完成43噸、50噸排水量小炮艇各8艘，青島沿海首次出現新中國自己製造的巡邏炮艇。

不久，胥治中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炮兵學校政委。胥治中正確貫徹人民軍隊“治軍先治校”的指導思想，在炮校執行“一切以教學為中心”的教學方針，為人民海軍培訓營、連、排指荊州將軍譜·胥治中少將1983年胥治中在家中修整自己親手種植揮幹部和各類專業的葫蘆兵。在炮校，胥治中從制定教育計劃和教學大綱、編譯教材、培養教員、研究教學方法、籌辦教學設備、建設實驗室，到教學的組織領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和學員的正規生活養成等各方面，都注重吸收蘇聯的辦學經驗，並逐漸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提高了獨立辦學的能力，使教學工作逐步走上正規化軌道。

1960年底，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組建航空、艦艇、電子技術三個研究院。1961年6月7日，中央軍委正式下達組建艦艇研究院的命令，番號為“國防部第七研究院”。剛從海軍學院高幹班畢業的胥治中，受命擔任國防部第七研究院的副院長，院長劉華清、政委戴潤生。

第七研究院由15個研究所組成。赴任前，胥治中明確表示，七院是一個現代科研機構，必須有一班優秀的管理人員，在科研管理方面，自己基本上是“新兵”，怕是幹不了。聶帥在和七院主要領導班子談話時，堅定而懇切地説：“下了命令你們就得幹，就要下決心把工作幹好!”聶帥又説：“你們這些行政、政工幹部，就是要把領導工作、政治工作、組織計劃工作和後勤服務工作搞好，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保障他們在第一線攻克技術難關。一切工作要為科研工作服務，為科技人員服務。”

七院的科研人員，多是從有關工業部門和海軍所屬科研單位調來的，大專以上學歷的就有1000多人，成分新、力量弱、骨幹少、專業缺門多。對此，院黨委提出“邊幹邊學邊提高”、“創業育人”的方針，在建設中出成果，在出成果的同時，培養鍛煉出一支思想、業務、作風都過得硬的隊伍。

在培養使用科技人員上，院黨委注意排除“左”的干擾和影響，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衝擊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老專家，進行甄別複查，“脱帽加冕”，為他們恢復名譽，落實政策，發揮他們的積極性。

胥治中參與領導科研工作，按照有關要求首先完成“二四協定”轉讓產品的仿製任務，提出“從仿製入手”、“仿製與修改、代用相結合，仿製與研究、設計工作相結合．仿製與基礎建設相結合”的方針，全院集中科技力量，投入“兩艇一雷”(魚雷快艇、魚雷潛艇和魚雷)和“兩艇一彈”(導彈快艇、導彈潛艇和艦用導彈)的仿製工作。

七院在完成仿製任務的同時，組織部分精幹力量，不失時機地開展中小型艦艇和萬噸輪的自行研究設計，相繼研製出港灣掃雷艇、小型登陸艇、“東風”號萬噸輪、3000噸油輪、3000噸打撈船及護衞艇、反潛護衞艇和護衞艦。特別是護衞艇，多次參加海戰，屢立戰功。

1964年1 1月，中央決定國防科研設計部門與國防二業部門合併。1965年1月1日，國防部第七研究院併入第六機械工業部，胥治中任第六機械工業部黨委委員，第六機械工業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胥治中遭到迫害，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1979年中央軍委為胥治中徹底平反，恢復名譽胥治中曾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第六屆委員。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