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聖虎

1982年，胡聖虎從仙桃毛嘴鎮胡家拐村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越南語專業。受業於季羨林、金克木、陳玉龍等名師。 ^{[1]  [4]} 

1984年，寫下“小平您好”橫幅。 ^[4] 

北大畢業後，先是分到外交部工作，後來當了10年軍官，1996年調回湖北 ^[5]  ，任職省直機關工委研究室副主任。 ^[1] 

1984年9月，北大全體學生投入到羣眾遊行的排練中去，前後排練了20來次。規定的動作、規定的節奏、規定的口號，反覆地走來走去。大家感到單調乏味。中途休息時，大家對輔導老師不免有諷刺挖苦的言語，説羣眾遊行排個什麼練特別談到“幾不準”時，大家的逆反心理更強：為什麼不能打標語、呼口號“打倒孔家店”、“民主與科學”、“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不都是北大學生自發喊出來的嗎我們一羣同學議定這次也要喊口號、打標語。但這次呼些什麼樣的口號、打什麼樣的標語呢肯定要與鄧小平相關但鄧小平當時的稱呼太複雜了。若稱主席，只包含了軍委主席，沒有包含鄧小平在黨內及人民心中的地位。當時中央黨校稱鄧小平為“鄧大人”，湖北省一位副省長上中央黨校時，被北大的湖北學生請去作報告，就一口一聲“鄧大人”。我們認為這樣稱呼封建色彩太濃了。 ^[6] 

大概到了9月20日晚上，生物系的兩個同學來找我，説想寫個標語夾帶去遊行，我看他們要寫的標語是“鄧小平同志您好”，我説還不如寫“向鄧小平同志致敬”氣派呢。我建議他們去找一支排筆和一塊白牀單來，他們只找來一塊白牀單。為了醒目，我建議最好寫四個字，將“鄧”、“同志”3個字去掉，改寫成“小平您好”。他們説這樣無姓無稱呼，不太禮貌，要惹禍的，我説不一定，最親密的朋友之間稱呼是不帶姓的。我又找出一本書，證明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稱呼都是“恩來同志”、“少奇同志”，姓是可以省的，同志二字更能省。況且“同志”是黨內稱呼，我們都不是黨員，我們代表羣眾直呼“小平您好”走過天安門廣場，向鄧小平同志打個招呼、問個好，既精練，又禮貌，寫出來又一目瞭然。他們兩人被我説服了。 ^[6] 

我從小愛寫字，上大學期間回到老家寫春聯時，沒有大毛筆，經常用抹布寫。這時墨汁已不多了，我就加了一些水，拿起抹布很率意地寫下了“小平您好”4個字。 ^[6] 

有人可能要問：“生物系的兩個學生為什麼找你寫而不找別人寫呢”當時北大書家雲集，北大學生中也出了不少書法高手，本人不才，忝列其中，請我寫字就毫不奇怪了。 ^[6] 

也有朋友常問我：“當時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標語的大學生當中有沒有你”我的回答是“沒有”。 ^[6] 

那天，毛慶賓、常生兩位同學走在長安街的南邊，我走在北面，相距20米。開始隊伍排得很整齊，校領導還拿着高音喇叭反覆叮囑注意事項。可能是排練不認真，越往後走，隊伍越亂，到達天安門城樓前面時，隊伍已不成行列了。這時只見我的前面突然冒出了白條幅，他們兩人早就瞄準了方向，舉着條幅朝天安門城樓跑去，其他人置身於紙花和人流的海洋裏，辨不清方向，也就跟着朝天安門城樓猛擠。維持秩序的警察立即採取行動，將我們擋在了金水橋頭，隨後又疏導到了馬路上。整個過程只持續了幾分鐘。其他人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橫幅已經被扯下來了。在一片混亂中，許多女生被擠得大哭起來，我的一隻皮鞋也被擠掉了，這是我的三個哥哥每人集資4元錢合夥給我買的，豬皮的，也是我最值錢的家當，但我已無法回頭去找了。我光着腳一直堅持走到了西單路口，才乘車回到了學校。 ^[6] 

現在評價很高的寫、舉“小平您好”標語這件事，在當時可是真正的“地下工作”。事情發生之後，緊接着的情況證明這的確是件風險很大的事情。 ^[6] 

當時學校給我的最高“獎賞”就是準備開除我的學籍，讓我回家種地。學校當時這樣做應該説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我們違反了北京市政府的有關規定，破壞了校紀校規，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受處分甚至開除都是應該的。問題是有兩件事讓我非常氣憤：第一，我回到學校，輔導員就來找我。那麼是誰出賣了我呢第二，我平時自恃成績優秀，無形中得罪了幾位工農兵學員出身的輔導員，這時他們對這個20多歲的三年級學生極盡威脅恐嚇之能事，着實把我嚇壞了。 ^[6] 

學校裏滿城風雨，有的説這幾個學生膽大妄為，非開除不可；有的説看見電視畫面中的鄧小平笑了一下我們當時沒有電視機看，應該沒事。10月1日下午，我一個人在未名湖邊悶坐，一想到學業未成，即將被開除學籍，如何向家中年邁的雙親交代呢正當我痛苦不堪時，金克木教授緩緩地走了過來，跟我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我頓時覺得自己成熟了許多，堅強了許多，也相信事情沒有輔導員講的那麼嚴重。作為北京大學藝術團民樂隊的負責人，當天晚上我又隨藝術團到天安門廣場演出、聯歡，直到晚上12點。這時北大藝術團的團長是徐小平。當別人還在推斷上面如何處理我們幾個學生時，是他引導了正確的輿論導向。聯歡會一結束，徐小平就與另外兩名記者聯合寫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的心聲》的文章，發表在10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儘管發表的文字只有一千字，還是在報紙的第二版，但畢竟證明我們表達了社會的心聲，不至於給我們扣上一頂“政治錯誤”的帽子，而《光明日報》的編輯直接用《小平您好》的標題將這篇小文章登在頭版。這樣，才算是徹底為我們正了名，既沒有人來表揚，也沒有人來批評了。 ^[6] 

1982年，胡聖虎高考考進了北大東語系越南語專業。八十年代，中國早期的外交重點是亞非拉。這使東語系一度成為北大專業最多、人數最多的系。文革結束後，小語種受冷清，東語系有教職工160多人，但只有三個專業有學生，除日語專業連續4年招生外，81年緬語專業招了6人，北大的理科生普遍瞧不起文科生，文科生中又數這小語種最冷，東語系的學生除日語專業外，都有轉系的想法。他與同學們一樣，覺得學越南語前途不大，甚至覺得東語系的學生抬不起頭。有時還嘲笑梵巴文是古爪哇國的語言。當別人問他在北大學什麼專業時，他説是學“屠龍”的。老師季羨林是屠龍大師，一旦掌握了這一“絕技”，將來即可以尋龍、屠龍為生。季羨林先生身為東語系的創始人。這話傳到先生耳裏，先生非常生氣。先生告訴他學問只分門類，不分高下。隨着學業的長進，他漸漸理解了季先生的教誨。與先生依依惜別後，他在部隊裏工作了整整十年。1996年轉業到地方工作後，專業的不對口讓他無所適從。他給先生寫信傾訴心中的煩惱，並寄去了一個斗方，上書“枉讀北大五年，愧為羨林弟子”。先生很快就回了信，鼓勵他要勇攀高峯。 ^[1] 

先生的鼓勵令他熱血沸騰。從此，他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把書法和國學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多次去向先生彙報自己的學業，先生每次都不厭其煩，耐心指點。先生給他看了很多古代名人字畫，還把啓功、範曾、梅蘭芳的作品送給他，讓他認真向他們學習。先生還親自給啓功先生打電話，叫啓功先生幫他提高技法水平。 ^[1]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上，他與先生看法不同。先生主張繼承的多，他主張發展和改造迫在眉睫。先生認為東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認為在當今法制社會，要把東方的封建文化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文化的長處結合起來，形成全新的中華社會主義新文化，中國還得掀起一次新文化運動。幾次他與先生髮生爭論，甚至“出言不遜”，先生也不計較。他表示準備著書立説時，先生為他預題了幾本書名，但卻叫他二十年後再出，不成熟的東西不要出，不要急於揚名立萬。這幾年來，他一直按照先生指引的大方向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學習、默默地思考着。計劃二十年後拿出一本有學術份量的著作來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 ^[1] 

根據需要胡聖虎到部隊工作，十年後，胡聖虎從部隊轉業回到湖北，任職省直機關工委研究室副主任。 ^[1] 

1997年，他回到北大，拜訪了恩師北大書法博導陳玉龍老教授。談起當年北大學生在京城的風光，師生二人唏噓良久。老教授告訴他，他的同學曹寶麟、華人德、白謙慎、張此夫雖然天各一方，但目前都在搞書法。你居武漢，若與四位師兄，東、西、南、北、中同時發力，國內外互相呼應，北大書法的影響不可低估。 ^[1] 

活着就要活出個樣兒來。天生我才必有用，胡聖虎再度出山，在黑白生涯中游走江湖，他的書法作品經舒同、啓功、李志敏等十幾位大師點撥，又經過刻苦鑽研，長期修煉，漸悟筆墨之法，儼然大家氣象。一位資深書法評論家説，胡聖虎的作品“深得王派嫡乳，表現出一種從容不迫，舒捲自如，鉛華褪盡去雕琢，翩翩自由的風致”。 ^[1] 

1998年10月，胡聖虎邀請陳玉龍教授和張此夫師兄到武漢一聚，受到湖北書界的隆重禮遇。《書法報》將陳教授和他的照片發在頭版。 ^[1] 

2001年，在湖北省書協和美協的支持下，他與朋友籌資10多萬元，舉辦了《湖北省首屆省直機關書畫大展》，並正式出版了作品集。 ^[1] 

在傳統技法的基礎上，胡聖虎張揚個性，逐步形成了他獨特的書法價值觀和書法風格。（中國經濟導報網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