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筆江

胡筠字筆江。1881年4月27日(清光緒七年三月廿九日)出生於江蘇省江都縣。父親是錢莊店員。胡筠少年時就讀私塾，學習勤奮，練得一手顏體好字。十七歲時，到江蘇鎮江晉生錢莊當學徒，三年滿師後，轉到揚州仙女廟義善源銀號當職員。1910年去北京，與人合夥開設公益銀號，不久進北京交通銀行為行員。1912年3月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職位後，任梁士詒為秘書長，5月梁兼任交通銀行總理。一天，梁因事去交行，時已下班，僅胡筠尚在，詢及有關事務，胡對答如流，條理清晰，梁大為賞識，不到兩年，把胡越級提升為分行經理。

1916年4月,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後,繼續籌措軍餉，作垂死掙扎。此時梁士詒獻策將中國、交通兩銀行合併。有人主張集中現金，發行不兑換券，因消息外泄，引起京津擠兑風潮，5月11日國務院下令停止兑付中、交兩行紙幣。此時胡筠消息靈通，乘機獲致暴利，事為金融界所共知，紛加指責，胡難以繼續戀棧，遂辭去交通銀行職務。南下返滬途中，適與華僑富商黃奕柱同車相遇，交談甚洽。在此之前,1911年辛亥革命後,上海新聞界曾組織訪問團，赴東南亞各國考察,號召華僑回國投資實業。上海《申報》館史量才亦是該團成員之一，在印度尼西亞結識黃奕柱。黃系福建泉州人，少年時隻身走印尼謀生，先設咖啡攤，後做糖棧生意，發了大財，此時已積資美金二千多萬元。黃出身貧苦，對祖國有深厚感情，願意響應號召回國投資。不久攜所蓄歸國，擬開設銀行，找史量才商量，史先介紹上海溥益紗廠經理徐潤仁，但徐不熟悉銀行業務，因此又由史、徐共同介紹胡筠。黃與胡今在火車中相遇,過去又曾經人推薦,因此雙方交談十分投機。黃遂委託胡筠代為籌組銀行。黃初擬斥資一千萬元，獨資經營，胡告以當時國內商業銀行一般資金皆在五百萬元以內，且以股份有限公司責任有限為宜，因此遂定資本額為五百萬元。由黃奕柱認股三百五十萬元。餘股由胡筠招幕，足額後即按股份有限 公 條例，向北洋政府登記註冊。因系中國金融界與南洋華僑合營，故定名為“中南銀行”。又以華僑回國興辦實業的關係，經過多方疏通、斡旋，獲得了鈔票發行權。1921年6月正式開業，總行設在上海。由黃奕柱、胡筠、史量才、徐靜仁等七人組成董事會，黃任董事長，胡任總經理。次年增設天津分行及北京辦事處，山胡在北京交通銀行時的親信舊友分任經理。不久，為了吸收南洋一帶僑匯及僑眷存款，增設廈門分行和鼓浪嶼辦事處，業務甚盛，每年的盈利額竟超過京滬各行。此外又以高薪聘用英籍僱員，開辦對外匯兑，贏利甚豐。此後又在漢口、廣州、南京、杭州、蘇州、無錫、重慶、香港等地增設分、支行。

當時中國、交通銀行在京津地區所發紙幣，因曾發生停兑風潮，信用大受影響，一再貶值。而中南在申請鈔票發行權時，曾受金城、鹽業、大陸三家銀行從中出力，此時中南與該三行聯合組織四行準備庫，胡筠任總監，共同承擔以中南名義發行鈔票的兑現責任。加上中南華僑股東資力雄厚。因此所發行鈔票，得到社會上的信任，業務蒸蒸日上。1923年，中南又與金城、鹽業、大陸等四行，各撥資金廿五萬元，組成四行儲蓄會。總會設上海，京津等地設分會。訂明章程，以保付利息和存儲者得分紅利相號召，招攬儲户存款，吸收社會遊資擴大業務。由各投資銀行總經理胡筠，吳鼎昌等人任執行董事，按年輪，主持會務。為取信社會，四行準備庫特設置水泥庫房，存儲每箱五千枚銀元的大量現洋，任人蔘觀。

1927年，中南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王孟鍾因發給協和貿易公司的鉅額貸款二百二十萬元發生倒帳，津行以原向總行領取的全部資金一百五十萬元用作虧賠尚有不足，幾瀕於危。胡筠得訊，急命滬、廈兩行籌款接濟，穩定危局。但中南銀行經此打擊，聲譽大落，滬總行及各地分、支行業務隨之衰退。胡筠遂商請黃奕柱增資二百五十萬元，並對外聲稱華僑股東尚有資金一千二百五十萬元備用，從而使中南重振信譽，業務得以逐步恢復。

1927年春，北伐軍進至武漢地區，滬地江浙財閥以“勞軍”為名，公推錢永銘攜款四十萬元，去漢口向即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暗送秋波，胡筠亦是發起人之一。次年，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胡筠多方設法，結納國民黨財政大員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交際應酬於聲色娛樂場所。後胡又經錢永銘的進一步拉攏，與孔、宋等人密切勾結，於1930年起兼任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從此利用交通、中南兩行的職位，公私兩便，尤右逢源，得益非淺。胡筠為了結交國民黨安微省政府主席陳調元，將自己的佔地十多畝，座落上海滬西極司斐而路(現今康家橋)76號的豪華私宅相贈。

1931年何成溶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主席，胡筠為了開展中南銀行在武漢一帶的業務，特意提拔曾與何在津浦路局同事、感情甚好的該行職員張質夫為漢口分行副經理，對何進行拉攏，該分行因此得到省方照顧，存款激增。

是年中南又與大陸、交通、國華等五家銀行，各投資一百萬元，聯合經營原為金城銀行所創辦的太平保險公司，總行設上海，推黃奕柱為董事長，各投資行經理胡筠等人為董事。由於有各著名銀行為後盾，號召力甚大，業務十分發達，收入的保險費為當時華商同業之冠，分別轉存各投資銀行。

1932年春，四行儲蓄會為了樹立信譽，開展多種經營，出資五百萬元，其中半數為建築費，半數為內部裝修及設備費，建造二十四層樓的國際飯店於上海靜安寺路(現今的南京西路)市中心。高達78米，為當時全國最高的建築物。1934年冬建成後，開始招徠國內外旅客，數十年來，在中國旅遊事業方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1935年國民黨政府改革幣制，收回中南等私營銀行的紙幣發行權，四行儲蓄會業務亦隨之宣告結束。

1936年宋系官僚資本的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以及交通、金城、上海等銀行投資成立當時中國最大的棉業托拉斯“中國棉業公司”，分支機構遍及全國各地，控制花紗布的產銷及儲運。宋子文任董事長，胡筠、徐新六等六人任常務董事。此時胡併兼上海新華、金城、江蘇典業等銀行董事。

1937年中南與金城兩行收買原設在天津的誠孚信託公司，擴大其組織，總公司改設上海，天津成為分公司。此時上海新裕紗廠前身溥益紗廠因經營不善，所欠中南及金城貸款達四百多萬元(其中中南約佔70%),一時無法歸還，胡筠請人赴廠詳加估算，認為尚有經營價值，逐由誠孚公司接管經營，業務漸告好轉，不數年兩行收回全部貨款後，發還原主自營。

1938年8月14日，胡筠在香港，忽接重慶財政部的電召，遂與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同機由港飛渝。是日，孫科本擬亦從港飛渝，事先日方獲得情報，後孫科因故未成行，而胡、徐所乘客機，日方誤為孫科坐機，因此起飛不久即遭遇日本軍用飛機追擊，在廣東地區上空被擊落，機墜人亡，時年五十七歲。 ^[2] 

胡筆江故居位於現揚州市廣陵區沙頭鎮北洲中學校園中。該宅系民國時期建築，是胡筆江功成名就後回故鄉修建的宅院。其宅院建築規模宏大，風格獨特，是揚州沿江圩田地區的代表性建築。胡家大宅佔地6畝，建築面積2200平方米，由5個相互貫通又自成格局的院落組成，計31間12廂。胡家大宅周圍牆基全部用舊城牆磚築，城磚上還刻有明代“洪武”的年號，系胡筆江收集的揚州城牆磚。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