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

胡服進入華夏，始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首先採用這種服裝的趙武靈王，是中國服飾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頒胡服令，為了對抗北方遊牧族羣的入侵，推行胡服騎射。胡服與當時中原地區寬鬆的服裝有較大差異，特徵是褲子緊窄，腰束郭洛帶，用帶鈎，便於騎射活動。

據《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在進行這次服制改革前，也有一些顧慮，他知道要改變周公、孔子傳下來的衣冠禮儀之制勢必會受到譴累，於是便和先王貴臣肥義商議:"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他支持武靈王説:"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

為了給全軍作出表率，他自己帶頭穿起胡服，並要求身邊的將軍、大夫，嫡子、代吏全部穿著，從而結束了這場爭論。趙武靈王所採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襠長褲:窄袖短衣便於射箭，合襠長褲便於騎馬。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也採用了部分趙國服飾，如《後漢書·輿服志》引胡廣所言："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另外，秦代所用的術士冠以及武士所穿的黑色之褲，都受到胡服一定影響。漢代武將所戴的大冠，就從"趙惠文冠"演變而來武士所用的短衣大袍。不過這些服飾大多隻用於軍旅，不通文儒。帝王百官朝祭之服和燕居之服，仍用周制。

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為常服，南朝系漢族，仍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為田獵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間則為時服流風最盛。溯其由傳人以至興盛，由軍用以至民服，歷史悠長，變化複雜。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較為黑暗的一段時期，由於漢末三國時期蔓延全國的大瘟疫和頻繁的戰爭，使中國人口減少過半，西晉時期，塞外諸民族大量內遷，八王之亂後，國力衰弱，內遷諸胡趁機紛紛叛亂，在華北相繼建立多個政權，並互相廝殺持續百年，史稱五胡亂華。各塞外民族初建政權時，基本上按照本族習俗制定服制，到了北朝時期，受漢文化影響，逐漸廢除了胡俗，並以漢服為禮服。

北魏孝文帝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北魏孝文帝在位，曾禁止鮮卑胡服。《資治通鑑·梁敬帝太平元年》：“﹝ 齊顯祖 ﹞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發胡服，雜衣錦彩。”《宣和遺事》後集：“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

這位皇帝五歲時登上帝位，國家政事長期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馮氏執掌，馮氏出身漢族，她的生活習俗對小皇帝帶來很大影響。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馮氏死後，孝文帝開始親理朝政，首先將首都從北方平城遷至中原洛陽，隨即開始了以漢化政策為中心的改革。他獎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共同改革鮮卑舊俗，禁止30歲以下的官員説鮮卑話，將鮮卑複音姓氏改為音近的單音漢姓，孝文帝本人也改姓為元，對服飾的改革更不遺餘力，明文規定鮮卑人穿著漢族服裝。一次在街上看到還 有婦女穿著鮮卑族的小襖，回到朝廷便對負責督察的官員大加訓斥，可見其認真。歷史上將這次大規模的改革，稱之為"孝文改制"。

胡服流行於唐朝開元、天寶年間，女子流行穿胡服騎馬。它的特徵是翻領、對襟、窄袖。在陝西等地的墓中壁畫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絹畫中也有這類服裝的婦女。

唐代流行於西域地區以及波斯等國的胡服卡弗坦，卡弗坦形制為錦繡渾脱帽，翻領窄袖袍，條紋小口褲和透空軟錦鞋。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巔峯時期，當時的首都長安，不僅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會和東西文化交流中心。據史書記載，和唐朝政府有來往的國家，先後有300多個，在當時的長安城內不僅居住着漢族人還有大量的外國人，如日本人、新羅(朝鮮)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這些外國使者雲集長安，從中國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華，在中國東鄰地區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朝鮮等地，仍保留着中國傳統的服制。中國人民也從異族文化中獲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胡服在中原地區的流行，就是一個具體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婦女著胡服者甚多。這種現象與當時的文化生活有密切關係，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對婦女服裝的變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據説唐玄宗、楊貴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於統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間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話來説，一時間"臣妾人人學團轉"，簡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為對胡舞的崇尚，發展到對胡服的模仿，進而出現了"胡妝"盛行的情況。正如元稹《法曲》一詩所稱："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 竟紛泊。"

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回鶻人在蒙古高原建回紇汗國，接受唐朝冊封，回鶻人的服裝曾在宮廷婦女中廣為流行。花蕊夫人在她的《宮詞》中就曾寫道："唐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

據王國維氏《胡服考》，到了宋明時期，漢族皇帝又頒佈法令禁止胡服和胡俗，復興漢服和漢文化。宋代北方的契丹人力量逐步強大，對宋朝造成很大威脅，宋朝的統治者非常懼怕"胡風"的滲透和漫延，同時也擔心漢人穿著胡服之後，出入市井難以分辨，據《宋史·輿服志》等書記載，在兩宋時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間效仿胡俗，穿著胡衣。如仁宗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詔"禁士庶效契丹服 及乘騎鞍轡。婦人衣銅綠免褐之類。"

宋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儘管多次申飭，但並沒有完全奏效，民間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規定："敢為契丹者若氈笠、釣墩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明朝驅逐了蒙古統治者，對整頓和恢復傳統的漢族禮儀當然十分重視，在剛建立政權時，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時還不許使用胡語、胡姓。後來政局相對穩定，有關詔令逐漸減少。明朝的曳撒和貼裏則吸收了蒙古服裝的元素。

清代滿洲人統治中國後，推行剃髮易服，用暴力迫使漢族男子剃髮留辮，穿著滿洲人服裝："若有不遵本朝制度，殺無赦。"這種做法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不過婦女、兒童、僧人道士等不必穿着滿服。因此，清代的漢族婦女仍可穿著漢族服裝。

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清代中晚期，漢族婦女的服裝逐漸滿化，男子服裝也有所變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長衫的出現，與滿洲男裝不同的是，長衫是左右開衩，無馬蹄袖。

胡服的一大特徵是短衣齊膝，這種服裝最初用於軍中，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一種普遍的裝束。（史記·趙世家曰：自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褲褶傳人中國，歷代皆以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帶，或三者全用，晉代民間，始偶用之。胡服之制，冠則惠文，帶則貝帶，履則靴，褲則上褶下褲。）

胡服的冠帽上常常有貂尾，這是由於北地寒冷，冠的造型則如簸箕，趙國接受了這種冠式，並進行了一些改制，如將原來用於禦寒的貂尾改為冠上的一種飾物，插在冠的兩側，並加以金璫附蟬。幾年後趙武靈王傳位給兒子趙惠文王，就以兒子之名命名此冠，時稱"趙惠文冠"。這種冠飾的形象，在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的銅鏡上有所反映。

蹀帶是北方遊牧民族特有的腰帶，以皮革製成，它與一般皮帶的不同之處是在皮帶上裝有幾個金屬製成的飾牌，每個飾牌下連着一個小型鉸鏈，鉸鏈下套一個金屬小環。這種小環是專為系佩雜物而預備的。因為遊牧民族居無常所，平時生活所需物品，都要隨身攜帶，帳具、炊具等大型器物多拴在馬上，而一些小型器物如刀、劍、針筒、手巾、磨刀石等，則只能佩在各人身邊，這種綴以小環，掛於雜物的皮帶，就被稱之為蹀帶。西域將裝有帶扣的胡帶稱之為"師比"，譯成漢語，也作"犀比"或"胥毗"。趙武靈王引進胡服時，考慮到它的便利，也引進了這種腰帶。

趙武靈王同時引進的還有胡履。過去，漢族人民所穿之履往往以絲帛為面，麻縷為底，朝會之舄則用木底，這種履舄多為短幫，平時穿著沒有問題，用於行軍則不太適宜，尤其不適合跋涉於水 草之地。而胡人之履則以皮為之，做成高統。因此也被趙武靈王採用。最初稱為"絡鞮"，後來則稱其為"靴"。

漢代的胡褲源自波斯沙瓦的影響。沙瓦波斯文為شلوار ，轉為羅馬字為shalvar，在波斯語裏就是指的褲子，印度寫為Salwar，土耳其寫為Chalvar。不僅用於男子，也用於婦女。

唐代胡舞盛行，從文獻記載來看，胡舞的動作姿態，與舞蹈者的衣帽裝飾有密切關係。譬如從西域康國傳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飾就很有特點，據當時杜佑所編的《通典》一書記載，舞蹈者通常 為兩人，都穿"緋襖，錦繡綠緩渾襠褲，赤皮靴，白袴、雙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又如石國傳入的"胡騰舞"，舞人都要戴一種虛頂的"織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細氈胡衫。

唐人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中就有："石國胡兒人少見，蹲舞樽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氈胡衫雙袖小"的描寫。另外，在舞者的腰帶上還往往裝有金屬小鈴，隨着舞蹈者的運動節奏而發出和諧的聲響。這種服裝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婦女在模仿這種舞蹈時，也採用了這些服飾。

唐代婦女所穿的"胡服"，從大量傳世和出土的唐人畫塑來看，通常由錦繡帽、窄袖袍、條紋褲、軟錦靴等組成。衣式為對襟，翻領，窄袖；領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緣以一道寬闊的錦邊。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畫及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張禮臣墓出土的絹畫中，都繪有穿這種服裝的婦女形象。在這些婦女的腰間，還繫有一條革帶，革帶上還附綴以若干條小帶，這種革帶就是南北朝蹀帶的遺形。

唐代最常見的是波斯胡服卡弗坦（خفتان），胡服卡弗坦是一種棉或者絲制的，長至腳踝的長袖風衣，腰間用帶系攏的正裝。對不同等級的胡人，也有顏色、花紋、釦子的區別。它對中亞和西域影響很大，不僅僅向北影響了維京人的民族服，西域的吐火羅人也穿，通過絲綢之路也影響了唐朝時尚，可能對滿人的馬褂也產生過影響。

除這種胡服以外，其他少數民族的服裝對漢族婦女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最為典型的就是回鶻裝的流行。回鶻為維吾爾族的前身，在唐朝開元年間，回鶻一度是北方最強盛的民族之一。"回鶻衣裝"在甘肅安西榆林窟壁畫上還可看到：其制和長袍相似，也用翻領，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則比較寬大，下長曳地；領、袖等處也鑲有寬闊的錦邊。腳上則窄著軟底翹頭錦鞋。

元代蒙古族有一種長襖，以氈革、彩錦或苧絲製成，交領窄袖，下長過膝;它的主要特點是用彩絲捻成細線，橫綴於腰數道，既可藉此束腰，又可用為裝飾，因形得名，被稱為"腰線襖子"，省稱"腰線"。

彭大雅《黑韃事略》中對這種服裝的形制有比較具體的描述:"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苧絲金線，色用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徐霆在這段記載下加了一段註釋:"腰間密密打作細折，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折多耳。又用紅紫帛拈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蓋馬上腰圍緊束突出，採豔好看。"葉之奇《草木子》也記:"北人華靡之服，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這是元代服制中頗具特點的一種服裝，不僅用於男子，也用於婦女。郝經《懷來醉歌》中就有"胡姬蟠頭臉如玉，一撒青金腰線綠"之句，可見其流行程度。然而就是這種服裝， 在明代服制中依然存在，《明史·輿服志》中就有“刻期，冠方頂巾，衣胸背鷹鷂花腰線襖子”的記載。

清代旗裝本指旗人所穿的長袍，包括官吏的蟒袍、行袍、常服袍等，都在其例。按清代禮俗，皇帝百官參加祭祀和慶典，都穿長袍。后妃命婦在這種場合，也以長袍為禮服。平常家居，漢族命婦可穿裙裙，而八旗命婦仍穿長袍。時間一長，就將八旗婦女所穿的長袍稱為"旗裝"，而男子的 朝袍、蟒袍則不屬其類。

清初婦女的旗裝實物，在內蒙古白音爾燈榮憲公主墓曾有出土，墓主為康熙皇帝之女，這些旗裝都以綢緞製成，上施彩繡，圓領、窄袖，衣襟右掩;兩腋部分明顯收縮，由此而下，逐漸放寬，下襬部分則異常寬大，在領子上還鑲有一道狹窄的黑邊。到了清末，經過200多年的演變，旗裝的樣式漸變得袍身寬敞，外形平直，高領寬袖，領、袖、襟、裙鑲有寬闊的花邊。

辛亥革命後，上海女性受到西方剪裁的影響並對原來的旗裝作了不少改進，如將袍袖收小，袍長縮短，衣邊改窄，腰身收緊，並在腰、臀部位採用了曲線，使之更為適體，變成了我國近代婦女的主要服式。

胡服之中，有所謂馬卦者，今言馬褂。《説文》無褂字，《玉篇》亦無之，恐即卦字，褂卦皆從圭得聲，俗作褂，但不能作“掛”或“掛”。《罪唯錄·冠服志》雲:“歷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無袖而衣中斷，下有橫摺，又下有豎摺。若袖長，則為曳撒。

似此褲褶，又變為胡服總名。凡無袖、短袖、長袖之衣，與腰中間有線道橫截或無線道橫截之袍，皆可稱為褲褶，因而今所論之半臂，其為胡服，決無問題。至其形制，宋曾三異《同話錄》“貉袖”條述之最詳: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裹，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之，名日貉袖，聞之起於御馬苑圉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耳。”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緣邊用紫皂布，有夾衣，亦有綿衣，顯然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後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稱為馬褂，馬褂即對襟衣。明清之制猶然。《日知錄》卷二十八《對襟衣》所謂:“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唯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是也。”（摘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

《説文·革部》鞮，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釋名·釋衣服》："胡有舄履而無靴，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始服。"説的都是這種鞋履。趙國採用了這些服飾，極大地方便了作戰，軍事力量也逐漸增強，並於公元前296年，相繼滅了中山、林胡、樓煩以及雁門，向北擴展了上千裏疆土，使趙國一躍而成為強盛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