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放

1934年春，胡成放以小學教員身份為掩護，負責閩西蘇區紅軍游擊隊情報站工作，同年加入共青團。1935年夏，他經黨組織批准赴日本留學，考入日本大學社會科高等專科，在東京參加“左聯”及“文化座談會”等左翼團體，在留學生中發展會員，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成放回到廣州，繞道西安，歷盡辛苦終於來到革命聖地延安。1937年10月，他被編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三期九隊學習軍事，並在學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12月15日，毛澤東主席特意致信給胡成放所在的抗大九隊，對該隊成立救亡室表示祝賀。

1938年初，胡成放調任位於山西省洪洞縣的八路軍隨營學校校部，擔任政治教員兼日文教員。同年12月挺進晉東南敵後，爾後挺進山東敵後，在剛成立的抗大一分校歷任政治主任教員、教育處副處長、政治教員訓練班主任等職，為培養抗日軍政幹部作出了貢獻。

1940年，胡成放所在的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隊駐防在山東費北縣十八村黃崖一帶，靠近敵人的前沿地帶。第五大隊是軍事大隊，任務是警戒、保衞學校，經常一面警戒敵人，一面進行教學。在一個秋高氣爽的上午，區隊長以上的幹部全都集合在大隊部，以揹包做凳子，整齊地坐在一個打穀場上，由胡成放作學習《聯共黨史》的輔導報告。開課不久，便傳來了激烈的槍聲，於是大家立即解散，分頭準備戰鬥。不久，敵人被我一箇中隊擊潰，狼狽逃回據點。我方犧牲了兩名學員，為保衞學校付出了代價。儘管當時抗大一分校所處的環境惡劣，生活異常艱苦，但是教學活動照常進行，大家情緒飽滿。抗大一分校就是在這樣的敵後環境中培養幹部，完成教學計劃，為民族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1942年春，胡成放調八路軍一一五師兼山東軍區，歷任敵工科長、對吳化文工作團主任、魯南區黨委秘書主任、魯南軍區聯絡部部長兼宣傳部部長，曾在1946年夏單獨進入兗州與國民黨軍長吳化文秘密談判，建立關係，草簽待機起義的協定，後吳部在濟南戰役中起義。

1949年杭州解放後，胡成放任杭州市委統戰部部長、軍管會交際處處長、浙江省政協秘書長、華東軍區兼第三野戰軍情報處(後改為情報部)副處長等職。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胡成放任志願軍二十四軍副參謀長，回國後歷任華東軍區兼第三野戰軍政治部聯絡部副部長，二十二軍黨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

1960年以後，胡成放歷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駐捷克大使館參贊、駐伊拉克大使、中國華僑總社社長、駐智利大使（副部級）等職。在智利任職期間，被智利共和國政府授予其國父命名的最高勳章——奧希金斯大十字勳章。1985年離休後，胡成放任北京閩西老區建設促進會副會長、北京客家海外聯誼會副會長、廈門經濟特區顧問等職，繼續發揮餘熱，熱情洋溢地為社會作貢獻。

胡成放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2018年8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 ^{[1-2]  [4]} 

為了更好地建立聯繫，闡明政策，1946年7月，胡成放受陳毅司令員的委派，以軍區代表的身份，準備進入兗州，與吳化文談判。在前往吳部之前，胡成放作了最壞的打算，他把自已一塊懷錶、四元保健費、一支鋼筆留下，準備萬一犧牲了，用這些東西作自己的黨費。胡成放進入兗州後，在吳化文下屬的獨立師師部住了3天，對吳化文進行面對面的説服和爭取工作。當時，兗州已被我軍包圍，胡成放向吳化文提出了三條出路一是立即起義，既往不究；二是撤出兗州，使我軍打通津浦路；第三是正式建立聯繫，相機起義。這就是《兗州協議》的草案。吳化文表示因有特務和友軍防範，立即起義有困難，希望建立聯繫，待時機成熟再行起義：雙立建立專用電台，用秘碼聯繫，為此，胡成放和吳化文草簽了《兗州協議》。協議簽署了，意味着多年來爭取吳化文的工作獲得了初步成果。可是，等在軍區的領導們這時卻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為胡成放的安危捏了一把汗！原來當初胡成放隻身前往吳化文處時，大家講好，他只在吳部停留二天，時間一到，不論成功與否，都將返回部隊。可巧第二天，一架從南京飛來的小飛機降落兗州後，又很快飛回南京，胡成放一去不歸，大家以為他很可能被吳化文扣留押送南京去了。第三天，胡成放安全返回，並帶回《兗州協議》草案，大家才喜出望外。胡成放回軍區後，陳毅根據已有成果，乘熱打鐵，讓華東軍區聯絡部長劉貫一代表軍區，再次進入兗州，與吳化文正式簽訂了《兗州協議》。 ^[3] 

第二天，《山東日報》《青年報》都以大幅標題報道了趙廣興團“以寡敵眾，被包圍數月勝利突圍!”的重大消息。一時，吳化文部、趙廣興團記者雲集，祝賀紛紛，熙熙攘攘，好不熱鬧。趙廣興團的安全撤回，證明了共產黨的寬廣胸襟和信守諾言的光明磊落，此舉為爭取吳化文在稍後的濟南戰役中率部起義進一步打下基礎。而胡成放為此二進兗州，英雄虎膽，把事情安排得天衣無縫，表現出極強的組織和運籌能力。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