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慶鈞

胡慶鈞1918年年底出生在湖南寧鄉縣仙鳳鄉邱家衝。幼年遭遇父母雙亡厄運，求學歷程備受艱辛。1940年轉學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深受時任教授兼教務長的潘光旦的影響。1942年，胡慶鈞西南聯大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人類學專業，1944年獲得碩士學位。1947年，胡慶鈞調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工作。1952年下半年，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胡慶鈞調到民族所，“文革”中受衝擊、遭抄家，書稿被毀。從1950年到1985年，胡慶鈞八上涼山，調查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靠百折不撓的勇氣、堅韌的毅力和紮紮實實調查研究的求實作風，獲得了大量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瞭解到被稱為“曲諾”、“安家”、“呷西”(奴隸，也稱“娃子”)的極為悲慘的命運，主持並參與寫出了一系列有關的調研報告，於1983年終於寫成40萬字的《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一書。又經10餘年的不懈努力，胡慶鈞擔任主編的《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終於在1996年出版，全書85萬字，其中他執筆64萬字。操着濃重湖南鄉音的胡慶鈞研究員是民族所最年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他為人温和敦厚，為學孜孜矻矻，雖年屆米壽，仍讀書、著述、鍛鍊毫不間斷，他心態平和，不折不撓，持之以恆，成為後學晚輩的治學楷模。 ^[1] 

1918年年底，胡慶鈞出生在湖南寧鄉縣仙鳳鄉邱家衝。中學畢業的父親曾習公路局業務。湖南雨多，氣候潮濕，鄉間醫療條件又差，胡慶鈞幼小時，遭遇父母雙亡之厄運，並被過繼給寡居的嬸母。繼母廖毅宏在長沙古稻田師範畢業後，回故里擔任寧鄉縣立第一女校校長。在嬸母的嚴格要求下，胡慶鈞考入獲得公費資助的省立長沙高級中學師範科讀書。當時，重點大學學費昂貴，胡慶鈞因繼母薪俸不高，本沒有繼續深造的打算。豈料“七七事變”改變了全國的教育佈局，一些大學紛紛內遷。胡慶鈞臨陣磨槍，初試落榜，苦修外語，次年考中可以享受公費優待的、內遷到廣西宜山的浙江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因路費不夠，他是爬上一列無票貨車又轉汽車才趕到學校的。1939年，胡慶鈞轉學到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史地系。1940年，再次轉學到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時任教授兼教務長的潘光旦（1899~1967）學養深厚，善於表達，所開課程引人入勝，對胡慶鈞影響極大。他教學生做學問要學會掌握“約博返約”的關係。即先從專一的“約”入手，再廣泛學習，旁徵博引，再進入到第二次“約”時，學術的境界已經昇華，為了深化研究，可在此基礎上貫通古今中外而求得真理。潘師的治學方法，胡慶鈞終生難忘。抗戰期間，生活艱難，交通不便，胡慶鈞靠勤工儉學度過了艱難的求學歲月。

1942年，胡慶鈞在西南聯大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人類學專業，前往疏散到四川南溪縣李莊板栗坳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接受代培。導師是歷史學家向達給他推薦的從巴黎大學留學歸來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博士（1901~1981）。在李莊，胡慶鈞向凌師學習了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副研究員芮逸夫一道到四川敍永地區，從事苗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30年代，芮逸夫曾與凌純聲一同寫出《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以刻畫準確、具體、細緻見長。胡慶鈞學習老師的方法，寫成《四川敍永地區苗族調查報告》。

1944年，胡慶鈞獲得碩士學位後，先在中央研究院做了一段助研，繼而應邀前往費孝通主持的昆明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擔任講師，他講授的人類學課程受到了學生的歡迎。他利用寒暑假前往滇池地區進行調查，寫出《雲南呈貢二村基層地方權力結構》的調查報告，其核心部分曾以單篇形式陸續發表於當時報刊。與反內戰、爭民主的呼聲密切相連，當時曾出現一股探討皇權與紳權的熱潮。因此，胡慶鈞將其調查報告中發表的《論紳權》、《論保長》、《論鄉約》3篇論文，部分更名後，參與吳晗、費孝通領銜的《皇權與紳權》一書，於1948年由上海觀察社出版。 ^[1] 

1947年，胡慶鈞調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工作。1950年，人類學系併入社會學系。胡慶鈞參加了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任第一分團第三隊副隊長。他們帶着當地稀缺的鹽巴、針線、布匹等禮物前往當時的西康省涼山彝族地區慰問少數民族。1951年3月，當人民解放軍進入昭覺縣時，留下胡慶鈞等十幾人組成工作隊，由胡慶鈞擔任隊長。工作隊深入涼山牛牛壩、利美夾谷等涼山腹心地帶。這裏是黑彝奴隸主統治地區，漢人進入此地，如被奴隸主抓到，就成為生不如死的奴隸，永世難以翻身。一些外國探險家、研究者在此被害的事件也時有發生，因此在舊社會這裏是恐怖的神秘地帶。工作隊的任務是協助建立當地彝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在調查研究中，胡慶鈞瞭解到被稱為“曲諾”、“安家”、“呷西”（奴隸，也稱“娃子”）的極為悲慘的命運。黑彝奴隸主可以主宰、佔有、買賣、殺害娃子。娃子終年幹着繁重勞動，吃的是白水煮土豆，最好的飯食是玉米麪菜葉粥。晚上睡在火旁的地上。胡慶鈞見到被抓去的漢族娃子，在寒冷季節只披着十分陳舊的破羊皮，沒有鞋穿，腳上的裂口常年不愈……

涼山地區的彝族作為所謂的“獨立羅羅”，很長時期以來一直吸引中外探險家及學者的目光，但是由於涼山地區奴隸主的嚴密防範，一些研究者難以深入瞭解彝族奴隸制度的等級結構，過去的出版物大多是些探險記錄。胡慶鈞下決心瞭解真像，解救這些備受折磨的窮苦娃子。開始，娃子害怕奴隸主殘害，不敢接近工作隊。後來看見工作隊與他們一樣吃煮土豆，對娃子和藹可親，感到是真心實意對窮苦娃子好，才偷偷地跑到大山上向工作隊講述他們的非人生活和涼山彝族社會的等級制度以及習慣法。一個偶然的機會，胡慶鈞發現一種被稱為“安圖安家”（簡稱“安家”）的分居奴隸，再步步深入調查，終於搞清了涼山彝族社會基本上可以劃分為茲莫、諾夥、曲諾、安家、呷西5個等級。茲莫是掌權者，漢稱土司、土目、土舍，民主改革前，佔涼山彝族總人口的千分之一。諾夥漢稱黑彝，是貴族中的較低等第，佔總人口的6.9%。曲諾漢稱白彝，是人身世代隸屬於土司和黑彝的直接生產者，也是必須取得主子保護的被保護民，佔總人口的50%。安家是已經配婚並和主子分居分食的家外奴隸，佔總人口的33%。呷西漢稱鍋莊娃子，多數是單身男女，少數是雖配婚但不分居分食的奴隸，佔總人口的10%。胡慶鈞還對涼山地區的社會生產力、生產資料、土地關係、氏族機關、婚姻與家庭、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進行了調查。

1951年6月，胡慶鈞回北京後，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辦公廳研究組副組長。他寫出了4萬字的《大涼山彝族社會概況》的調查報告，認定新中國民主改革以前，涼山彝族社會仍然保持着奴隸制度，提出了後來被稱為4個等級（含等第）的劃分，引起了著名史學家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及有關人士的極大興趣。翦伯贊曾對報告的文字稍微修訂後，將其刊登在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2輯上。郭沫若先後與胡慶鈞通過幾次信，1952年8月25日的信中説：“大稿《大涼山彝族社會概括》閲讀了一遍，甚有收穫。謝謝您！……您的研究是很有意義的，科學院願意幫助您。您有怎樣的困難，需要怎樣的幫助，請您寫出些具體的意見來，科學院有對於個人研究的津貼辦法，只要您有具體的計劃和請求提出，我相信可以照辦。”郭老還希望他把調研規模放大一些，多找物證，多攝照片。後來，調查報告的主要內容濃縮後，被郭老收入1954年改版後的《奴隸制時代》一書的“改版書後”之中。

1952年下半年，胡慶鈞二上涼山調查，回京後經郭老和範老的安排，調入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當時，一些單位請胡慶鈞去作報告，連徐特立老人都前來聽報告。由於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的研究牽涉到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爭論，胡慶鈞自感根底不足，希望有機會提高理論水平，經範老同意，他於1953年秋，進入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哲學分班。胡慶鈞一邊學習馬列原著，一邊結合兩次赴涼山的調查實踐，寫成《論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和《再論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先後刊登在《教學與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與1957年第1、2期上，引起了國內外較為廣泛的注意。《新華半月刊》、《西南民族學院院刊》予以全文轉載。日本也將此文譯成日文在東京的刊物上予以介紹。

1956年9月和1957年4月，胡慶鈞參加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組成的四川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以副組長的身份三上、四上涼山，進行歷時10個月的調查。他主持並參與寫出了一系列的調研報告，並參與了當時學術界對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的討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分別刊登《我國學術界討論涼山彝族社會經濟結構問題》、《有關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的討論》等文，介紹了張英達提出的封建制、胡慶鈞提出的奴隸制、馬長壽提出的周圍封建制與中心奴隸制3種不同主張。四川省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取得共識，認為涼山彝族奴隸制具有統一性與地方差異性的特點。

1957年，胡慶鈞被下放到河北贊皇縣農村勞動鍛鍊，涼山彝族社會的研究不得不中斷。孩子年幼，以為藏書無用，全部作廢品賣掉，令胡慶鈞痛惜不已。

1978年，胡慶鈞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利用實錄歷史檔案和地方誌等材料，研究明清兩代貴州水西（畢節）地區、雲南小涼山地區等類同地區彝族的社會情況，目的是為學術界關於彝族社會性質的討論提供歷史依據。1981年，他出版了《明清彝族社會史論叢》，1983年，此書重印。胡慶鈞接着又研究了唐代雲南洱海周圍兼及雲南東部、貴州西部與四川南部的南詔奴隸制政權，研究了宋代彝族先民及元代彝族奴隸制的發展等等。1980年~1982年，胡慶鈞3次去涼山複查，1985年到涼山開會，大涼山的越西、西昌、昭覺、美姑、雷波、甘洛、布拖、金陽、普格、峨邊等大山深處的羊腸小道上，均留下了這位已經60多歲老學者的足跡。從1950年到1985年，胡慶鈞八上涼山，寫成《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一書。此書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雲南社科院院長何耀華研究員在《光明日報》撰文評論道：此書“資料翔實可靠，真實地再現了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的概貌；理論分析全面透徹，在重要的學術理論問題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採摭廣博，融合了哲學、歷史學、民族學、統計學等有關學科的研究方法，立論嚴謹，生動具體”，是“我國民族學研究的一大成果”。北京大學歷史系將之作為本科生世界上古史基礎課的參考書和研究生的必讀參考書。北大世界上古史教研室主任周怡天教授認為：“該書為奴隸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統的民族學材料，做出了有益的貢獻，在我們的教學科研工作中起了有益的作用。”此書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年~1991年優秀科研成果獎。 ^[1] 

2008年12月29日，民族所黨委書記揣振宇一行來到離休幹部胡慶鈞先生家中，為其90歲生日祝壽，同時帶去了全所職工的祝福和問候。

胡慶鈞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我國社會文化人類學著名學者。90歲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鑠、神采奕奕，每天三次出外鍛鍊，而且非常關心我國民族研究事業和民族所的發展，他仍然讀書寫作。在交談中，胡慶鈞先生告訴大家：“要勤思考，多讀書，年輕的學者要把握改革開放帶來的大好機會，多出書，出好書，多出精品。”

揣振宇向胡慶鈞贈送了壽桃、橄欖油等生日禮品和民族所建所50週年學術著作、紀念畫冊等書籍。他説：“老專家、老學者是新中國民族研究事業的奠基人和傳承者，我們所取得的每一點成績，都得益於老同志們打下的良好基礎。2008年是民族所建所50週年，我們要繼承發揚老同志們的光榮傳統，努力開拓創新，再建民族研究事業新的輝煌。”揣振宇祝願老人健康長壽，並向他致以新春的問候。 ^[1] 

1．《明清彝族社會史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

2．《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形態》，1985年5月；2007年3月第二版。1993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

3．《漢村與苗鄉——從20世紀前期滇東漢村與川南苗鄉看傳統中國》，2006年10月。

1．《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1996年8月；2007年2月第二版。2000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民族研究所一等獎。

1．《巴西印第安部落的黃昏》，民族譯叢，1979年2月。

2．《婚姻家庭和家庭羣體組織》，民族譯叢，1985年1月。

1．1949，關於從猿到人，1949年7月11日；

2．1952，從雅安到西昌，新觀察，1952（4），1952年8月1日；

3．1955，大涼山彝族社會概況，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2輯；

4．1956，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教學與研究，1956年12月1日；

5．1957，再論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度，1957年1、2月；

6．1959，五四運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光明日報，1959年5月20日；

7．1961，民主改革以前涼山彝族的社會性質問題，光明日報，1961年5月10日；

8．1963，解放前涼山彝族社會性質研究述評，歷史研究1963（2），1963年4月1日；

9．1964，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隸制度，歷史研究1964（5-6），1964年10月1日；

10．1977，明代彝族社會的冤家械鬥，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1977（1），巴蜀書社，1977年1月1日；

11．1979，關於奴隸制度下的普遍奴隸與農奴制問題，思想戰線1979/06，1979年12月1日；

12．1980，元初未設過羅羅斯土官宣慰使嗎？——與杜玉亭同志商榷，民族研究1980（5），1980年10月1日；

13．1980，宋代先民地區奴隸制度的繁榮和發展，思想戰線1980（5），1980年5月1日；

14．1981，東蠻考釋，思想戰線1981（5），1981年10月1日；

15．1982，論曲諾的被保護民地位與涼山彝族奴隸制度的發展階段，民族學研究1982（3），1982年3月1日；

16．1983，元代彝族奴隸制度的發展變化，西南民族研究1983（1），1983年1月1日；

17．1983，郭沫若與涼山彝族奴隸制研究，學術月刊1983（7），1983年7月1日；

18．1984，從民族學資料看令人深思的經濟耗競賽現象，，思想戰線1984（1），1984年2月1日；

19.1985，涼山彝族社會性質討論中的幾個主要問題，思想戰線1985（3），1985年3月1日；

20．1985，從我國民族學資料看父權奴隸制到奴隸佔有制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85（1），1985年1月1日；

21．1986，Transition from Patriarchal Slave-owning System：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Ethnological Data，新亞學術集刊（香港）1986（6），1986年6月1日，1983年受院部委派赴加拿大參加第11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

22．1987，關於奴隸制研究中的一些問題——兼答易謀遠同志，貴州民族研究1987（3），1987年9月1日；

23．1988，奴隸制是否人類社會一個獨立發展階段，雲南社會科學1988（1），1988年1月1日；

24．1988，奴隸制研究的幾個問題，思想戰線1988（2），1988年4月1日；

25．1989，奴隸佔有制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答周用宜同志問），史學理論1989（4），1989年4月1日；

26．1990，清代彝族社會的發展，清史國際學術論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1日；

27．1990，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建立我國民族學的理論體系，民族學研究1990（9），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9月1日；

28．1991，羅馬王政後期的塞爾維烏斯改革，雲南社會科學，1991（6），1991年12月1日；

29．1991，王政時代是否存在軍事民主制質疑——從薩賓王死因探討王政初期的羅馬社會，世界史研究動態1991（7），1991年7月；

30．1992，羅馬王政時代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保護關係與通婚問題，雲南社會科學1992（3），1992年6月1日；

31．1993，日耳曼人沒有經過奴隸社會嗎？——從塔西佗著作及有關資料看日耳曼社會，史學理論研究1993（2），1993年6月1日；

32．1993，羅馬王政時代貴族與平民的分化及其源始，思想戰線1993（3），1993年6月1日；

33．1995，奴隸與農奴糾葛的由來與發展，世界歷史1995（6），1995年12月1日

34．2001，從藍田鄉約到呈貢鄉約，雲南社會科學2001（3），2001年6月1日。 ^[1] 

80年代初期，學術界出現了一種否認奴隸社會是社會發展必經階段的觀點。為了迴應這種觀點，胡慶鈞與研究古希臘史的我院世界歷史所廖學盛研究員，研究我國先秦史的彭邦炯研究員、宋鎮豪研究員，研究世界上古史的北大周怡天教授等共同開展《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課題。對於胡慶鈞來説，課題中涉及的許多問題都要從頭學習研究。1983年起步時，科研人員都是手工作業。胡慶鈞從圖書館借來有關希臘荷馬時代、羅馬王政時代、愷撒與塔西佗時代的日耳曼人的大量資料，翻譯、閲讀、作卡片、分析、對比、研討……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學術科研過程。直到今天，胡慶鈞的卧室裏依然保留着一個巨大的卡片櫃，那一張張卡片見證着這位老學者年復一年皓首窮經、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在艱苦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摩爾根將上述希臘、羅馬、日耳曼人3個時代劃入氏族社會後期英雄時代的論斷不符合實際，上述各該地區均已進入早期奴隸制社會。胡慶鈞做學問一貫堅持利用第一手材料，希臘荷馬時代主要根據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羅馬王政時代主要以4位古典作家西賽羅、狄奧尼修斯、李維和普盧塔克的著作為依據，愷撒與塔西佗的著作則是對當時日耳曼部落有直接接觸或切實瞭解的情況做了忠實記錄。胡慶鈞根據羅布叢書的希—英對照本或拉—英對照本，一點點地進行比較研究，經10餘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完成《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一書，全書85萬字，其中他執筆的就有64萬字。

此書出版後，北京大學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主任馬克堯教授在《世界歷史》雜誌撰文認為，此書有三大優點：“一是以涼山彝族奴隸制的民族學資料比較研究歷史上的中外奴隸制，做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二是內容都是根據原始資料努力精心研究的結果；三是社會形態的研究依然有重大的意義，在奴隸社會的理論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發揮……為肯定奴隸社會在古代世界普遍存在奠定了基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滿都爾圖研究員在《民族研究》撰文，將此書列為70年代以來我國民族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説它“為豐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提供了新的例證和有益的見解”。此書獲得民族所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胡慶鈞每天以走路的方式堅持鍛鍊身體，上下午各走1個多小時，因此，到了米壽高齡一直身體健康，一直能夠堅持開展科研工作。

近年來，胡慶鈞着手整理舊作，他將《四川敍永地區苗族調查報告》和1945年~1947年在費孝通大力支持下完成的《雲南呈貢二村基層地方權力結構》兩個調查報告重新整理。他根據當時的調查材料，參閲有關史籍，寫成了《漢村與苗鄉——從20世紀前期滇東漢村與川南苗鄉看傳統中國》。僅就滇東漢村來説，書中詳細記載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滇東地區的地理背景、農場經營、村民生計、抽水機的引進與使用、社會階層的分化、傳統農村的社會流動、農村紳士的合作與衝突、衙門與紳士之間、保甲制的推行、保長、鄉約、婚姻與家庭、喪葬規矩及有關習俗等等。該書是研究那段農村歷史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

讀書、科研、鍛鍊，胡慶鈞老人每天都這樣週而復始進行着，從容不迫，有條不紊。他幽默地對筆者説，其實人的腦子也和身體一樣，需要經常鍛鍊，勤思勤想才能防止老年痴呆症。胡慶鈞老人就是這樣一個一貫勤奮嚴謹工作的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