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斯·雷克斯羅斯

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生於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1982年六月於加利福尼亞的蒙特西託逝世。他不僅是作家，還是翻譯家、評論家和哲學家。他從十七歲起成為高產的畫家和詩人。此後周遊西部。四十年代後期發起“舊金山文藝復興”，到了五十年代又對“垮掉一代”發生很大影響，被譽為“垮掉派教父”。其實他的影響和才華要超過垮掉派運動本身。其詩展現了西部自然的壯麗荒莽，後期則更多地融入了東方文化和中國古典詩歌的啓示，摒棄雄辯而趨於“直呈”，充滿了澄靜的智慧。他曾翻譯日本和中國古典詩歌，取中文名字為王紅公。

肯尼思·雷克斯羅斯於1905年12月22日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是藥品推銷員查爾斯·雷克斯羅斯和迪莉婭·裏德的兒子。由於查爾斯顛簸的生活，一家人常在北方的中西部四處搬遷，直到迪莉婭和查爾斯分別於1916和1919年去世。其後三年，雷克斯羅斯和一位姨媽住在芝加哥。被開除出高中後，他通過文學沙龍、夜店、演講廳和流浪漢聚居地接受教育。他當過摔跤手、冷飲服務生、營業員和記者，1923—24年間，他因為擁有一家妓院的股份而坐牢。

二十年代，雷克斯羅斯用揹包旅行的辦法跑遍了美國，他到過巴黎和紐約，曾在一所宗教學校任教職，在哈德遜谷的一所修道院度過了兩個月。他的晚期詩作裏，有對這段經歷的沉思，但早期的作品是立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儘管往往含糊地體現。1927年，他與安德烈·沙菲——一名患有癲癇症的畫家——結婚，搬到了舊金山。二十年代末，他的第一批詩歌出現在《異教徒》、《莫納達》、以及查爾斯·亨利·福特的《藍調》上。這期間，他還閲讀了大量艾爾弗雷德· 諾思·懷特海的哲學著作。

三十年代，雷克斯羅斯開始研究神秘主義和共產主義。閲讀雅各布·伯麥、托馬斯·阿奎那和鄧斯·司各脱，影響了他對長詩《大馬士革，我的家》的修訂，該詩在1963年由新方向出版社出版。雷克羅傑斯還參加了約翰·裏德的共產主義俱樂部——一個支持工人階級作家和藝術家的組織。儘管對黨內政治不信任，他仍然參與了在西海岸的組織工作，直到1938年。他還和其他左翼詩人（例如劉易斯·朱科夫斯基、約翰·奧朋等想讓詩歌脱離感傷主義和印象主義的詩人）通信。三十年代中期，他參加了聯邦藝術計劃，1936年在西部作家會議上發言。他的詩歌發表於《新羣眾》、《黨派評論》、《新共和》和《藝術陣線》。 1937年，他的作品出現在詹姆斯·勞夫林的《詩與散文的新方向》第二冊。一段長久的友誼開始了，對那位出版商來説，雷克斯羅斯是一位終生的朋友、精神導師和滑雪夥伴。

1938年，雷克斯羅斯把政治注意力轉移到基於生態學的不抵抗主義上來。他的第一本詩集《於何時》（1940）不怎麼受歡迎——他把這歸咎於東海岸城市的文學成見。1940年安德烈·沙菲去世，他與瑪麗·卡絲——一名公共衞生護士，一位和他有着共同政治熱情的女人——結了婚。美國參加二戰後，雷克斯羅斯登記為“因道德或宗教信仰原因拒服兵役者”，並擔任精神病看護至二戰結束。作為反戰的舉動，他幫助了一些日裔美國人逃避拘禁。與此同時，他也研習佛教、道教和瑜伽。

1944年，他出版了詩集《鳳與龜》。題頭是一首長長的哲學敍事詩，中間佈散着細緻的感官形象。這種俗世的哀史是雷克斯羅斯戰後美學觀念的中心。他相當嚴肅地看待詩人的社會責任，在1958年對肯尼斯·帕欽的評論中，他寫道：“如果沒有人哭喊：‘啊，願災禍降到流血的詛咒之城！’沒有人聽到那哭喊的少數，我們便知人類終會在無望和永恆的瘋狂中逝去。”（肯尼斯·帕欽：《文集》，理查·G·摩根出版社，1977年，23頁）。四十年代末，他成立了一個週五夜的沙龍和一個週三晚的哲學俱樂部，以討論他的政治理論和詩歌，出席的朋友有羅伯特·鄧肯、威廉姆·艾沃爾森、理查德·埃伯哈特、菲利普·拉曼提亞，以及後來的艾倫·金斯伯格、勞倫斯·費林赫迪、加里·斯奈德，還有垮掉一代的其他人物。

獲得古根海姆基金後（1948），雷克斯羅斯旅行着跨越了歐洲和美國，他在這期間的社會學觀察所得體現在《龍與麒麟》（1952）裏。五十年代，雷克斯羅斯繼續履行垮掉一代教父的職責，部分是通過一個每週播出一次的電台節目。他也成了兩個女兒的親生父親，其母親是哲學系的學生瑪絲·拉森。1953年，為紀念迪倫·托馬斯，他寫下自己最廣為人知的詩：《汝不可殺人》。作為對正統文化的控訴，這首詩質問誰該為托馬斯的死負責，答案則暗指在這世上擁有雞尾酒和布魯克斯兄弟牌襯衫的那些人。它成為了雷克斯羅斯詩作的標誌。與此同時，和垮掉一代一樣，他開始在音樂的伴奏下朗誦詩歌。女演員雪莉·麥克雷恩五十年代末出席了一場詩歌-爵士樂的演出，她説雷克斯羅斯就像“第四度空間裏的約翰·多恩”。

1955年他和卡絲離婚，1958年和拉森結為法律上的夫妻（他們曾於1949年在法國秘密結婚），1961年離婚。1974年，與他同居的秘書，卡羅爾·婷可成為他的第四任妻子。六十年代，雷克斯羅斯支持民主和反戰運動。他的《短詩合集》和《長詩全集》分別在1967和1968年出版。由於日益得到主流評論家的認同，他為《星期六評論》寫了一系列評論文章，並在1964年獲得美國藝術文學院獎。他的晚期作品大多與東方哲學有關——這個主題也吸引了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學生們（1968—74）。部分因為譯介亞洲詩人所作的貢獻，雷克斯羅斯獲得了富布賴特基金的贊助去日本交流（1974— 75），和哥白尼終生成就獎。他最後的重要作品，是對一位叫摩支利子的虛構的日本詩人的一系列作品的翻譯。在晚年，他與青年作家們保持着友誼，比如他的文學遺產的執行人布拉德福德·莫羅，和女權主義詩人如卡洛琳·弗爾什、丹妮絲·列維爾托夫。1982年6月6日，雷克斯羅斯在聖巴巴拉去世，他的葬禮別具特色：天主教徒在頌揚，僧侶們在吟唱，垮掉的一代則在朗誦詩歌。 ^[1] 

1929年，他開始在雜誌上發表詩歌作品，1940年出版了第一部詩集。

他的主要詩歌作品有︰《幾點鐘》（In What Hour, 1940）、《鳳凰與烏龜》（The Phoenix and the Tortoise, 1944）、《萬物的印記》（The Signiture of All Things, 1949）、《世俗智能的藝術》（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 1949）、《龍與獨角獸》（Dragon and Unicorn, 1952）、《捍衞地球》（In Defense of the Earth, 1956）和《自然數》（Natural Numbers, 1963）等。

在50年代，雷克斯羅思成為"垮掉派的教父",

雷克斯羅思不僅創作了不少詩作，還寫過一些評論文章。他的文學評論也頗有見地，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他的專著《二十世紀的美國詩歌》（American Poet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71）。

雷克斯羅思對亞洲文化有很濃厚的興趣，他曾經翻譯過《日本詩歌一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Japanese, 1955）、《中國詩歌一百首》（10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以及《愛與歷史的轉折歲月︰中國詩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100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70）他還同美籍華人鍾玲合譯了《中國女詩人》（Women Poets of China, 1972）和《李清照詞全集》（Li Ching Chao: Complete Poems, 1979）。

雷克斯羅思於1974年出版的《新詩集》（New Poems）其實不都是他自己創作的詩。這部詩集包括4個部分︰他自己創作的詩、他翻譯的一位假託的日本女詩人的詩、中國詩的仿作以及中國詩的譯作。

雷克斯羅思對詩歌創作有着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美國文學不應該從歐洲追根溯源，而應該從當地的印第安文化中汲取力量。他強調在詩歌作品中表現個人的生活經驗，歌頌大自然和新生事物，抨擊腐朽的傳統和社會的罪惡。他對勞動人民懷有同情，他有着強烈的正義感，極端痛恨各種人為的災難，對戰爭更是深惡痛覺。他曾聲稱他寫詩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揭露一切邪惡"。

在創作技巧上，雷克斯羅思曾做過許多嘗試。"他寫過意象主義詩、立體主義詩、仿瑪拉美的印象主義詩、仿阿波里奈爾的象徵主義詩、超現實主義結構的詩、仿中國或日本風格的詩、有爵士樂隊伴奏的詩、民謠體的詩、古香古色的山水詩等。"他非常注意從世界各國的文學中汲取營養，曾翻譯出版了許多中國、日本、希臘、拉丁、西班牙和法國的詩歌。他認為詩歌既是一種結構，也是一種交流。他自己創作出來的詩接近口語化，清新明朗，親切自然，具有中國山水畫般的寧靜和深邃。

雷克斯羅思在研究外國文化的時候，對中國古典詩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雷克斯羅思翻譯的中國詩集有四、五種之多。他自己曾聲稱他沉溺於杜甫的詩達30年之久，受益非淺。他認為杜甫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非史詩非戲劇性詩人，在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亞或荷馬更優秀。至少他更自然，更親切。"他清楚的看到，養育杜甫的文化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優秀的文化，杜甫這樣一位優秀的詩人關注的是"人的堅信、愛、寬宏大量、沉着和同情"，而只有這些品德才能拯救整個世界。雖然杜甫沒有任何的宗教信仰，但他關心普通人民的命運和處境，而這才是"唯一可能持久的宗教"。雷克斯羅思對杜甫的敬佩使他最後説出了這樣的話︰"我30年以來沉浸在他的詩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個更高尚的人，一個倫理的代理商，一個有洞察力的生物體。"

雷克斯羅思最早接觸到中國文化是通過漢學家賓納（Witter Bynner），賓納介紹給他了一些漢學家的名字和著作，又介紹了一位在芝加哥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幫助雷克斯羅思學習漢語。在此之前，西方的學者一直推崇李白的詩作，認為李白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在賓納的影響下開始研究中國詩歌的雷克斯羅思發現了杜甫的魅力，並扭轉了西方學者長期以來持有的偏見。在雷克斯羅思的第一部譯詩集中，杜甫的詩佔有很大的比重，可見他對杜甫詩的偏愛。

雷克斯羅思一共譯了杜甫的詩36首，其中有35首收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詩歌一百首》一書中，還有1首收在1970年出版的《愛與歷史的轉折歲月︰中國詩百首》中。

雷克斯羅斯詩歌的獨特，在於注重性、生態學和神秘主義，是現實主義和新批評學派形式主義美學觀念中的一種。儘管一些女權主義者反對他玩弄女人的行為，作為作家和編輯的雷克斯羅斯還是使一些激進作者——不論男女——受到了啓發。是他讓戰後的美國詩歌重新煥發了活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