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雋英

肖雋英（1901—1988），又名肖鵬魂，廣東省大埔縣百侯區橫坑水村人。

父親肖玉佑，原做泥水工，有6個子女，因家貧，無法維持家計，忍痛將三個兒子出賣，大哥肖冠英兩歲，賣給西河區車上鄉同族的一個寡婦，弟弟肖坤香賣與蒲田商人為養子，被攜往泰國經商，遂絕音訊。肖雋英本人賣給高陂鎮村民肖錫傅為養子。養父肖錫傅是個手工打錫工人。由於當時潮梅地區習慣於用錫製茶壺酒壺，遂每日肩挑打錫工具，下鄉承接訂製茶壺酒壺等用具。後遠走越南，繼續以打白鐵水桶謀生，極少匯款回家，養母何氏在高陂鎮做搬運工人，維持家庭生活。

肖雋英6—12歲入高陂鎮小學讀書，畢業後無力升中學，奉養母命赴本縣大麻區舅父何祖和辦的中和堂中藥店當學徒，拜中醫徐雲卿為師，學習中醫。白天挑水煮飯做雜工，晚上學習中醫典籍。兩年後，徐醫生轉赴高陂其子所開設的益壽堂中藥店，主持醫席，肖雋英隨同前往繼續當學徒及學中醫，1916年冬結業。

1917年春，肖雋英離開益壽堂中藥店，先後在百侯區進灌鄉小學、高陂區青碗窯鄉小學及潮安縣城小學教書。在上述三個地區，邊教書邊為鄉人治病，受到讚揚。

1918年暑假，肖雋英由青碗窯鄉回家度假時，適陳炯明奉孫中山命率粵軍援閩，部隊路經大埔、梅縣，拉農民工人挑運子彈，肖雋英亦被叫到部隊在船上抄寫表冊。船到梅縣鬆口，抄寫任務完成，由部隊發給一條免費船票回家，再回青碗窯鄉小學繼續教學。1920年初，辭小學教師職赴汕頭另謀工作，因大哥冠英關係，結識大埔鄉鄒魯與範其務。

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發動武裝叛變，炮擊總統府，妄圖置孫中山於死地，孫中山避登永豐艦，反擊叛軍，後離粵赴滬，繼續籌劃討伐叛逆。鄒魯任大總統特派員，肖雋英被任為特派員公署機要處長，秘密策動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與駐防西江的粵軍李濟深、鄧演達等部配合討逆，陳炯明潰敗，退守惠州。

1923年1月，孫中山重新回粵，任陸海軍大元帥，胡漢民任廣東省省長，鄒魯任財政廳廳長，肖冠英任汕頭市市長。11月27日，鄒魯奉孫中山命將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公立法科大學和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合併為國立廣東大學，鄒魯任校長。1925年7月，又將廣東公醫大學併入國立廣東大學，肖雋英由師範學校的旁聽生轉為國立廣東大學的正式生，讀法科政治學系。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舉行二次東征，以期消滅陳炯明餘孽。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曾到廣東大學演講，並物色能説粵客潮語的青年任政治宣傳員，肖雋英報名參加，隨軍出發。後來肖雋英奉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之命，留守惠州，繼續負責動員各界羣眾支援前線工作。

11月16日，惠陽縣農民協會於惠州正式成立，廣東省農民協會派阮嘯仙親臨指導。農、工、商、學、軍各力量50多個團體及來賓2000多人蔘加，盛況空前。肖雋英與朱觀英被大會選舉為正副主席。

大會結束後，阮嘯仙代表中共廣東黨組織接納肖雋英為中共黨員。

1926年，肖雋英在惠州期間，先後就任國民革命軍東征軍總指揮部惠州留守主任、惠陽縣農民協會主席、中共惠州地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惠州辦事處主任。

1926年9月，惠州留守處撤銷。肖雋英奉命返回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委員兼出版部主任。

1927年4月15日，廣東反動政府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也實行反人民的所謂“清黨”運動。當時，肖雋英與彭湃、朱琪等共產黨人同住東皋大道仁興街，左鄰右里，隔户相望，4月15日早晨，街上人聲嘈雜，肖雋英起牀步出騎樓，見彭湃門前反動軍警雲集，知有事變，倉皇往隔鄰閃避。因彭湃本人不在家裏，反動軍警始散，開放交通，肖雋英脱險離開廣州，轉赴香港，與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繫。

1928年5月，肖雋英得到大哥肖冠英資助，赴日本留學。先去東亞日語學校補習，1930年3日，肖雋英考進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系。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我國東三省，肖雋英返回祖國。《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又回日本繼續學業。

1933年春，留日學生的中共地下組織，由於叛徒告密，被東京日本警視廳破壞，被捕留日學生20餘人。肖雋英與留日同學秦元邦共同商量設法營救。當“留日學生監督處”設宴歡送畢業學生時，肖雋英擬定三點意見，交由秦元邦在宴會上公開宣讀，“第一，質問日本警視廳為什麼要逮捕留日同學，要保證被捕同學生命安全；第二，由監督處出面保釋被捕同學；第三，準同學們探望及送衣物給被捕同學”。上述三點要求黃霖生監督公開答覆，黃在羣眾聲威壓力之下，表示接受。到暑假時，被捕同學全部無條件釋放。這場對敵鬥爭的勝利，使肖秦兩人成為親密戰友，長期合作共事。秦元邦將自己的相片寫上題詞“吾兄運籌帷幄於內，弟則決勝於千里之外”，贈送肖雋英以為紀念。

1933年7月，肖雋英從日本畢業回到廣州，就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學校秘書，擔任的課程是社會系一年級的《社會學概論》、高年級的《社會科學名著選讀》，後又兼任《戰時國際問題》與《戰時日本問題》等課，因編講義，任務繁重，遂辭學校秘書職。

這時期，日軍侵華成為中華民族鬥爭的主要矛盾，國民黨政府內部圍繞着對日問題存在着複雜矛盾的鬥爭。中山大學是華南學生抗日運動的中心，在當時進步刊物不容易出版的環境下，肖雋英與何思敬、鄧初民兩教授商議籌辦一個新刊物，提倡民主團結抗日，介紹進步學説，與當時統治廣東的陳濟棠設立和主辦的宣傳唯心哲學的《宇宙》雜誌唱對台戲，新雜誌定名為《新宇宙》半月刊，由肖雋英主編。為了掩護刊物的順利發行，請鄒魯題寫“新宇宙”的刊名，出版經費請肖冠英負責500元，肖雋英等人自籌200元，不足之數，請學校出版部主任張掖教授設法幫助。《新宇宙》半月刊於1935年1月初出版。

1935年12月12日，中山大學同學在黨領導下，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支援北京學生“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全體同學由石牌出發到廣州市內示威遊行。肖雋英與何思敬、鄧初民兩教授都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陳濟棠命令警察局組織一個“抗日鋤奸隊”，與遊行示威的羣眾發生衝突，製造了“荔灣橋慘案”，包括其他大中學校的學生死傷和被捕的約有20餘人。1936年6月，《新宇宙》半月刊曾刊文表示哀悼。《新宇宙》半月刊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專號後宣告停刊。肖雋英在專號上發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文，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羣聲報》原是香港《循環日報》在廣州設立的分支機構，社址在廣州市光復中路，該報是廣州報業中使用新式捲筒機印刷的第一家，但開辦以後，由於受當時報業界行會的黑勢力的鉗制與扼殺，業務不振，一籌莫展。1936年7月，肖雋英為了建立抗日救亡的宣傳陣地，委託中大同學黃潤科與香港《循環日報》聯繫接辦該報在廣州出版的《羣聲報》（黃與該報總經理黎荔甫有親戚關係），商定由1936年10月起，《羣聲報》改由肖雋英接辦，保留《羣聲報》的名稱，原有的印刷機器及人不動，報社業務及經費由接辦人負責。接辦後，肖雋英任社長，重新組織力量，改革版面，充實內容，作為宣傳鼓吹抗日救亡的一支力量。社內設編輯部及經理部，總編輯為秦元邦，分欄編輯有黃剛（兼報社秘書）、鄧平標、江葷、周培克、何普豐、林國忠等人，經理部經理為黃潤科。

當時，蔣介石已經統治了廣東，擁護蔣介石的餘漢謀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的部下李潔之任廣東省警察局長，肖雋英留日時期的好友鄧平標任警察局的警政設計委員。當時的李潔之是個開明人士，他任警察局長後，即釋放前任移交下來的政治犯數百人。肖雋英要鄧平標向李潔之説明辦報的宗旨是主張民主團結抗戰，介紹進步學説，反對文化復古等等。李潔之贊成辦報的宗旨，還同意每月資助毫洋兩千元。

《羣聲報》每日出報一大張，印刷數量約6000份，版面大小與現在的日報相同，國內外電訊和新聞來源部分是當時“中央社”所發佈，市內新聞是由當地記者採訪後提供，社內還自置有高檔的收音機，由專人按時收聽國外電台的新聞廣播，並隨即翻譯和編撰，因此電訊之快捷與翔實，在當時同業中是比較突出的。例如當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羣聲報》收到消息後，電訊主編人以極其迅速和機巧的方法送新聞檢查機關檢查通過，成為消息最快的獨家新聞，因此轟動一時。

但後來由於報紙被封銷路，收支不能相抵，也由於李潔之的資助受到當局的政治壓力，不能繼續支持，《羣聲報》於1937年6月底不得不宣告停刊，交回《羣聲報》主人自辦。

1937年11月間，肖雋英又創辦《大眾生路》週刊，規模不大，仍繼續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推動和組織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社會科學者抗敵協會”的胚胎就是在這個座談會上形成的。

1938年10月中旬，日寇南侵，廣州頻遭空襲，中山大學先遷羅定縣，後遷往雲南省澄江縣。肖雋英協助古文捷主任處理留港師生完畢，旋即赴澄江上課。

1939年暑假期間，肖雋英再赴香港，處理前次在港原擬收容滯港的附中學生就讀實踐中學的事務，因該校原是廣東省會警察局在廣州的子弟學校，李潔之任董事長，廣州失陷停辦。徵得李潔之同意，在香港設立港校，肖雋英任校長，開辦費港幣2000元，亦由李潔之在董事會基金撥支，並由熱心人郭棟材、徐鹿琴在南洋募得港幣兩萬多元，在香港灣仔購有校舍，價值4萬餘元，不足之款則以該房子作抵押借款。

1939年9月中旬，肖雋英由香港回到澄江中山大學時，中山大學師範學院發生風潮。原來，由於中大師範學院於1938年在廣州成立時，原教育系主任崔載陽為院長。中大遷澄江後，中大派原公民訓育系主任鄒謙赴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鄒謙領命回校後，學校改任鄒謙為院長，學生罷課，反對鄒謙上台。後接教育部電示：“奉蔣總裁諭，鄒魯因病在重慶療養期間，暫派許崇清代理中山大學校長職務。”鄒魯也來電讓鄧植儀任教務長。鄧植儀則以學校名義聘肖雋英代理師範學院院長，主持院務，辦理復課，風潮從而平息。至1940年6月底，離開師範學院。8月，肖雋英準備離開中大，許崇清卻挽留接任中大秘書，辦理中大遷回廣東坪石事宜。遷校任務完成後便離開中大，再赴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1942年1月，肖雋英攜妻挈子離開香港輾轉回到家鄉大埔。

肖雋英在家鄉賦閒一年多，吃粥過日，看書消遣。1943年春節後，與夫人李清歐帶着兩個小孩去戰時省會韶關，見韶關市長肖冠英。6月，往桂林，會晤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旋返韶關。1944年冬，韶關淪陷，再經連縣到桂林，桂林又疏散，轉乘火車赴貴陽，中途火車停開，徒步爬山涉水，1944年12月下旬，肖雋英到了重慶，寄寓中大同學翟宗浩醫生家。

肖雋英到重慶見到鄧初民，鄧談了當時抗戰形勢後説：你來得好，我們現正積極開展愛國民主運動，你可以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和剛開始的“三民主義同志座談會”。

肖雋英問鄧初民上述兩個組織有無中共黨的領導，鄧初民説，有黨領導。肖雋英表示，有黨領導就參加。於是鄧初民與肖雋英一齊出席“三民主義同志座談會”和參加“中國民主同盟”。

《雙十協定》簽訂後的1945年10月18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重慶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會議由譚平山主持，郭春濤任秘書長，通過了三個文件後，大會選出十七人組成中央臨時幹事會，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楊傑、柳亞子、朱藴山、王崑崙等7人為中央常務幹事，主持“民聯”工作。根據《組織總章》敦請指導員的規定，內定並已有聯繫的指導員為李濟深、馮玉祥、孫科三人。民聯中央領導機構正式成立。民聯成立後，採取組織公開，領導人不公開的方式，同時創辦了《民聯》、《民潮》兩個宣傳刊物，《民聯》1945年在重慶出版，《民潮》1946年9月在香港出版。兩個刊物在配合當時民主革命鬥爭方面起了很好的宣傳教育作用。

肖雋英在重慶參加民聯組織後，積極開展愛國民主活動，分別做鄒魯、吳奇偉、羅卓英、範漢傑等人的工作，試探他們對中共建議成立聯合政府的看法。肖雋英在重慶大埔旅渝同鄉會歡送羅卓英回粵任廣東省主席大會上致詞，希望他多為廣東人民做好戰後建設和有利於人民的事情。

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一面下令向解放區全面進攻，一面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偽國大，同時宣佈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一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先後秘密來到香港。

1946年10月初，肖雋英由重慶乘飛機到廣州，約見在廣州的學生方少逸、江犖商談將來在香港、廣州建立民聯組織。翌日便偕馮伯恆、劉康鎰赴港。

肖雋英到香港後，把重慶中共機構的介紹信交給在《華商報》的饒彰風，後由饒彰風帶去見負責中共南方局統戰部工作的連貫。旋即建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粵港澳總分會”，以陳濟棠之侄陳樹渠為主席，委員有馮伯恆、方少逸、張克明、劉康鎰、江犖、金淑儀、徐舜英等。

在此之前，蔡廷鍇根據李濟深的指示，會同李章達等於1946年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在廣州光孝路祝壽巷李章達的住所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公開推李濟深為主席，以蔡廷鍇、李章達、張文、李民欣、秦元邦、陳此生、譚冬青、司馬文森、葉少泉、餘勉羣為常務理事，在廣州等地開展反蔣民主活動，並出版《現代月刊》。1946年7月，《現代月刊》被廣州當局封閉，民促總部遷往香港。

民聯、民促兩個組織先後到達香港，公開打出反蔣的旗幟，互相支持、配合行動，遂產生國民黨民主派共同聯合的要求。1948年1月1日，以民聯、民促為基礎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公開推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會議選舉李濟深等71人為中央執行委員，肖雋英是中央執行委員之一。

民革成立初期，民聯、民促繼續保持各自的組織，相對獨立地開展活動。直至1949年冬，國民黨民主派在北京舉行第二次會議後，民聯、民促達成協議，宣佈結束。

肖雋英居港時期，積極開展民聯與民促的組織活動，根據民聯中央指示，先行成立民聯南方執行部，推李濟深為主席，為爭取廣東陳濟棠集團站到民主陣營方面來，以陳濟棠的侄子陳樹渠為秘書長。以後又建議成立以李濟深為主席的民聯民促南方聯合執行部，以肖雋英為秘書長。這可以説是國民黨民主派統一運動的一個前奏曲。鑑於民促早已建立廣東和港九地方組織，民聯南方執行部於1947年5月5日在香港六國飯店成立民聯粵港澳總分會，推陳樹渠為幹事會主席，常務幹事會由陳樹渠、馮伯恆、張克明、方少逸、周釗（中共交叉）、林榆（中共交叉）等組成，幹事有徐舜英、金淑儀、江犖等十餘人，指派江犖在廣州吸收成員，發展組織，並利用社會關係打入蔣軍內部進行策反工作。（參閲《廣東民革》1980年10月25日第三期）

1949年7月，民聯中央已推定肖雋英為出席新政協代表，由饒彰風通知肖雋英和黃紹竑、劉斐等代表於8月下旬乘船到青島上岸去濟南，轉赴北京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肖雋英代表民聯出席新政協的新一屆代表會議後，接着參加天安門的開國慶典。10月14日廣州解放，他心情非常興奮。肖雋英、秦元邦等十人由北京經江西回到廣州，住進當時省委交際處接待所的白宮酒店後，旋宣佈民革中央的決定：成立“民革華南臨時工作委員會”，會上推舉陳汝棠為主任委員，肖雋英為秘書長，馮伯恆為副秘書長。不久，遷入原國民黨澳洲總支部駐穗辦事處的房產泰康路84號辦公。

廣東省人民政府成立，肖雋英任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文教廳副廳長。1950年秋，肖雋英與廣州大學教授梁式文建議將私立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文化大學及廣州法學院等4間私立大學合併成為華南聯合大學，得到省委統戰部部長饒彰風、省文教廳廳長杜國庫的高度評價。華南聯大成立，由李章達任校長，陳汝棠任副校長。這對當時在廣東高等教育中加強黨的領導和提高教育質量起了積極作用，而且開展全國院系調整的先河。

1954年4月13日，民革中央決定江蘇、廣東兩省建立省級地方組織機構，民革華南臨時工作委員會原轄廣東、廣西兩省和廣州一市，遵照民革中央的決定於1955年兩省一市分別設立組織機構，民革廣東省委員會以陳汝棠為主委，肖雋英為副主委，以後肖雋英任第三、四、五、六屆主委。肖雋英先後就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文教廳副廳長，省文化局長，省高教局長，第一、二、三、四屆省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三、五、六屆省人大代表。

1980年8月，肖雋英約集民革同志梁式文等籌辦廣州業餘財經學院。1981年3月19日，廣州業餘財經學院成立，並由肖雋英擔任院長。1981年7月，按廣東省高教局意見，將廣東省會計學會主辦的廣東業餘會計專科學校與廣州業餘財經學院合併為廣東業餘財經學院，並於1982年1月報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廣東業餘財院屬大學專科性質，由省財廳主管。1983年6月，學院經原教育部批准備案。

學院創辦後，本着“服務財經，按需施教，學用結合”的辦學宗旨，着眼於教學質量，致力於提高教學水平，為培養具有專科財經理論知識的財税、財會人才做出一定的貢獻。至1990年止，共培養大專畢業生1743人（不包括短訓結業），他們分佈在省、市機關、企事業等單位以及財税系統，其中相當一部分已成為所在單位的領導或業務骨幹。

肖雋英在青年時期曾參加共產黨，因失去聯繫深感內疚。到85歲高齡，仍念念不忘迴歸黨的組織，198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准肖雋英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12月2日，肖雋英在廣州病逝，享年88歲。 ^[1] 

肖雋英故居坐落於廣東大埔縣湖寮鎮進光村，為土木結構，整個庭院的面積不寬，建築面積約380平方米，屬山區獨腳門樓式結構。上堂正廳三間，左橫屋四間，右橫屋五間，每個房間面積僅10餘平方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