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作戰

聯合作戰的精髓是統一、凝聚和相互信任。隨着計算機技術的出現，軍事技術領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一系列以前難以想像的技術手段得以實現，隨着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誕生的網絡技術使得信息的實時共享和交換成為可能，為聯合作戰的藝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平台。到二次大戰末期和越南戰爭時期，美軍已經展示出高超的聯合作戰水平。尼米茲、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等將領通過戰場上的實戰塑造了聯合作戰的原則，並且提供了經典的聯合作戰範例。但是在二戰結束後的40年裏，聯合作戰藝術卻奇怪地遭到冷落，原因竟然就是一舉結束二戰的新軍事技術革命的產物———原子彈。

由於對於核武器的迷信以及核軍備競賽帶來的對核威脅的恐怖，美國軍隊曾經誤以為美國不再需要訓練有素的聯合部隊，而僅僅依靠核能力就能夠贏得常規戰爭和制止核戰爭。冷戰期間的這種思維使聯合作戰藝術停滯發展了達40年之久。直到海灣戰爭，聯合作戰在一個弱小並且軍事思維停留在一戰期間的軍事對手面前突然顯示出空前的威力。而在2001年的美軍空襲阿富汗期間顯示，聯合作戰重新得到美軍的重視。

顯然，21世紀初的聯合作戰樣式的光芒都被集中在新的軍事技術革命的產物上。除了戰斧式巡航導彈、隱形轟炸機和激光制導炸彈這些武器，信息技術成為各國軍方時髦的話題。

不可否認的是，信息技術革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又一次新軍事技術革命。但這次革命會不會像原子彈一樣再次遏制聯合作戰藝術的發展呢？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術並非等同於聯合作戰，它只是為聯合作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可能性。既然如此，讓信息技術取代聯合作戰藝術顯然是一個錯誤。根據軍事歷史的經驗，現代的部隊需要做的是將未來的軍事技術革命都納入聯合作戰藝術發展的軌道，而不是相反。

早在公元前480年，希臘為抵抗入侵波斯軍隊，在温泉關和薩拉米斯海灣（薩拉米灣海戰）實施了陸海軍聯合作戰。這次作戰，雖然無法與現代意義的聯合作戰相媲美，但畢竟具備了聯合作戰的部分特徵和基本屬性，可以説是現代聯合作戰的雛形。

美軍在1920年頒發的第一本聯合作戰條令《陸軍和海軍聯合行動》（Joint Actions of the Army and Navy）中，首次提出了聯合作戰的概念。之後，美軍對聯合作戰本質的認識也在不斷髮展變化。變化之一，就是將聯合作戰的屬概念由“作戰行動”放大為“軍事行動”，使聯合作戰的應用範疇大大拓展。

1985年美軍《作戰術語與標號》明確，“聯合作戰行動是美國武裝部隊的兩個或多個軍種實施的以此作戰行動”，1993年則修改為“美國軍隊兩個或兩個以上軍種的統一軍事行動”。這一變化表明，美軍的軍事力量運用，不論是軍事接觸、安全合作還是軍事威懾行動，不論是危機反應、有限應急行動還是大規模作戰行動，都統一納入了聯合作戰的範疇。變化之二，就是聯合形態由“軍種力量聯合”逐漸過渡到“聯合部隊聯合”和“地域聯合”。2011年版《聯合作戰綱要》明確，“聯合作戰是對由聯合部隊或按照指揮關係進行運用的各軍種部隊實施的軍事行動的統稱”。這標誌着美軍常態化聯合作戰指揮由戰區級延伸到部隊級，作戰要素由傳統領域拓展到新型領域，聯合作戰範疇由純軍事領域延伸到其他領域。 ^[3] 

40～50年代，聯合作戰藝術在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和美國陸軍上將麥克阿瑟手上得到登峯造極的發展。他們各自的經典戰役———尼米茲指揮的沖繩戰役和麥克阿瑟指揮的仁川登陸戰都充分體現了聯合作戰的威力。在代號“冰山計劃”的沖繩戰役中，時任美國三軍聯合部隊司令的尼米茲上將在徵得美國聯合參謀部同意的前提下擴大了自己的指揮權限，全盤指揮對重兵把守的沖繩島的進攻。這就是聯合作戰的成功要素之一———統一指揮、職權劃分明確。尼米茲本人就是層級原則的擁護者，他認為，各軍種之間相互合作的程度與指揮梯隊的數量成反比。尼米茲創立了以動態海、陸、空三軍元素融合而成的流線型結構，使得作戰組織更加扁平和更加高效，還改善了內部的溝通合作。

直到今日，他的統一指揮的思想還在發揮影響，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當今最受肯定的作戰指揮結構———聯合任務部隊。而他提倡的協同配合的非線性效果也早已成為聯合作戰的標誌性特點。

同樣，麥克阿瑟將軍的仁川登陸戰也為今天的美軍聯合作戰思想奠定了基礎。在制定作戰計劃之初，麥克阿瑟認識到需要有一種新的聯合指揮形式，用以協調和控制空中作戰，並且化解之間的矛盾。他的這種“協調控制”思想實際上就是現代的“聯合部隊空中元素指揮”思想的前身。

在地面作戰方面，麥克阿瑟認為最重要的是凝聚原則，需要達到平衡，以最大幅度地發揮打擊力度。他相信，過多的師、兵團級的聯合反而會破壞作戰單位的凝聚力，降低效率，打擊士氣。於是這位個性鮮明的美軍將領創立了一個聯合作戰單位———聯合作戰部隊－7（JTF－7）。同時，身為聯合部隊司令的他還建立了統一指揮以及有效的統一計劃、分散執行的機制。這些都是聯合作戰學説經久不衰的原則。 ^[3] 

在二戰末期，聯合作戰經過戰爭的考驗，得到了人們的認同。艾森豪威爾將軍認為聯合作戰將成為以後美軍作戰的標準模式。他曾經預言説，“分散的地面、空中、海上作戰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果以後我們又被捲入戰爭的話，我們將會調動所有的元素，一次出動所有的軍種。”但是他的預言落空了。

二戰後期，美國成功研製出原子彈。這個重大的軍事事務革命使二戰得以迅速結束。但另一方面又對聯合作戰思想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衝擊。原子彈的巨大成功令美國人相信，戰略核轟炸是最重要的、能夠一錘定音的作戰方式。只要有了它，就可以贏得未來任何的常規或者核戰爭。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和蘇聯的核軍備競賽更加堅定了美國發展能夠進行核打擊的戰略空軍的決心。空軍被普遍視為美國抵抗蘇聯核武器的第一道防線，因此成為美軍防禦部署的重點。常規戰爭的地位一落千丈，軍事撥款以核部隊為優先考慮對象，原子彈和新成立的專門負責進行核轟炸的戰略空軍（SAC）成為國家的寵兒。

1949年，成立剛剛兩年的美國戰略空軍獲得了為數100億美元的鉅額撥款，比陸軍或者海軍都要多。要知道，就在幾年前的二戰期間，是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為擊敗日本和德國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在那時候，航空部隊只是分別隸屬於美國陸軍和美國海軍，獨立的美國空軍還沒有出現。到了50年代中期，美國當時國防預算的70%竟然都被撥給戰略空軍部隊！

毋庸置疑，在這種不正常的趨勢下，美國軍隊的聯合受到破壞，海軍和陸軍的地位作用受到廣泛質疑。其中美國空軍司令柯蒂斯·李梅就是眾多質疑者中最活躍的一員。他強烈主張空軍是核武器運輸和戰略轟炸的惟一有效手段，可悲的是，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認同。為此他後來從戰略空軍指揮部司令的位置被提拔到空軍副參謀長，直至榮升美國空軍參謀長。

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美國海軍和陸軍也不得不開始走上核武器路線。美國海軍在五角大樓裏成立一個秘密的特別辦公室OP－23。該辦公室由美國海軍上將阿利·伯克領導（美國海軍現役最先進的宙斯盾護衞艦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為“阿利·伯克”級），負責制定爭奪美國國會和公眾支持的計劃。

1949年年底，美國各軍種間鬥爭達到白熱化，爆發了著名的“海軍上將起義”事件（revolt of the admirals）。一些海軍軍官聲稱空軍曾經試圖破壞海軍的飛行，企圖藉此削弱海軍在軍隊中的影響力。這次事件最後以多名高級軍官被撤職而收場，而軍種間的鬥爭此後仍然持續了很多年，甚至導致了美國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的自殺。

至此，美國各軍種間的聯合蕩然無存。從表面來看，核武器帶來的技術變化導致聯合觀念受冷落。但究其根源，美國各軍種之間狹隘的本位主義滋生，對軍費的爭奪才是使聯合作戰藝術發展停滯達4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3] 

上一輪的軍事技術革命（RMA）、也就是原子彈的出現導致了聯合作戰思想的衰退，那麼新一輪的信息技術又會怎樣影響聯合作戰思想的命運呢？這兩者又有什麼區別呢？

原子彈的出現帶來的是“單一系統的軍事技術革命”，而信息革命帶來的則是“集合系統軍事技術革命”。這個系統的最大特點就是網絡中心戰（network－centricwarfare），也就是“信息優先的作戰思想。通過聯網的傳感器、決策人和射手達到共識、提高指揮速度、加快作戰節奏、增大打擊毀滅性、提高自身存活率，以及實現一定程度的自我同步。”

網絡中心戰爭對現代戰爭產生了新的影響，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在美軍中央指揮部（U.S Central Command）指揮的阿富汗反恐戰爭。該指揮部的司令法蘭克斯將軍身處位於佛羅里達州坦帕灣（tampa）的總部，通過現代通訊技術與萬里之外的戰區接上線，從而指揮戰事。

如果沒有信息技術，法蘭克斯只能大費周章，把總部搬到阿富汗才能獲得當地的信息。而信息技術革命幫助他及其部下時刻掌握一個不成熟戰區的現場情況。它在戰區——戰略級別上推動了指揮和控制的發展。這場戰爭表明，網絡中心戰爭能夠幫助進行正確的作戰計劃和創造性的聯合部隊部署，並且進一步推動聯合作戰藝術。

可以説，網絡中心戰爭的每一個方面都與聯合作戰藝術的原則直接相連。“網絡中心戰”本身並不是軍事事務革命，準確地説，他是信息技術革命和信息系統融合所導致的聯合作戰藝術的發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