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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村

鎖定
“蟻族”,是對“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羣體”的典型概括。該羣體高知、弱小、聚居,是繼三大弱勢羣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羣體:他們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於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他們平均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九成屬於“80後”一代;他們主要聚居於城鄉結合部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弱小強者”,他們是鮮為人知的龐大羣體。
中文名
聚居村
外文名
Settlement villages
別    名
蟻族
性    質
社會現象

聚居村形成原因

從社會層面看,北京聚居村的形成始於2003年我國首批擴招大學生畢業。當時形成巨大的就業高峯,此後畢業生人數更是年年劇增。據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統計,2009年大學畢業生的人數在2008年599萬的基礎上,又增加了50萬左右,導致人才市場供大於求。
此外,大學專業設置和市場需求脱節,相比來説,一些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反倒比大學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比如,在黑龍江一所高校讀國際貿易的朱明,2005年畢業後來到北京打拼。可他的專業很難找到對口工作,幾經周折,不得不轉行做了營銷策劃。營銷類的工作,雖然沒有專業要求和學校歧視,但競爭激烈,待遇微薄,不得已只好住在聚居村。與此同時,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加劇了聚居村的壯大。根據調查,生活在其中的大學畢業生,有近半數人選擇留下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北京的工作機會多,城市環境優越。

聚居村村莊特點

而從客觀條件來看,廉思説,北京低收入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雖然多遠離市中心,但交通頗為便利。拿唐家嶺、小月河來説,那裏有很多公交車可以直通市內,雖然車況擁擠,但路線便捷。
其次,聚居村的房租很便宜,相比於北京中心地帶動輒兩三千塊錢元的費用,聚居村每月只要兩三百元的租金,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誘惑。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除了生理、安全需求以外,人們接下來最重視的即為歸屬感。對於獨自闖蕩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而言,在遠離師友親朋的環境中,與年齡相仿、經歷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獲取更多的安全感。從調查的結果來看,有高達74.8%的受訪者最不滿意的是自己的經濟收入狀況,而最滿意的就是自己的人際關係。
眼下,這些聚居村在壯大的過程中,也逐漸顯現出另一個趨勢——一些月薪相對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寧願捨棄繁華的居住區,搬到這裏來居住。
比如黃瓊,2004年,她從南京一所重點大學的英語系畢業,來到北京。目前,她在一家國際會展公司工作,月薪4000多元。剛到北京時,她的家人不放心她一個人租房子,就聯繫了北京的親戚,黃瓊很快就住進了免費的房子。
“跟小月河學生公寓比起來,那套房子簡直就是豪宅,裝修得特別好。可是,那種孤單讓我受不了,原來南京的同學大多在杭州、上海工作,在北京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到週末,我就買一堆吃的,在家看兩天電視,人都快憋傻了。”黃瓊説。一個偶然的機會,有朋友給黃瓊推薦了小月河的“大學生村落”,她毫不猶豫就租了個牀位,住了進來。

聚居村現狀堪憂

在北京,像唐家嶺、小月河等城鄉接合部或近郊農村,居住着許多像李競這樣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年齡集中在22~29歲,受過高等教育,但平均月收入低於2000元,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廉思歷時2年,深入唐家嶺等地,經過大量的個案調研與數據分析,將這羣人的生存狀態撰寫成專著《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 。該書於2009年9月出版發行,除得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的推薦外,還吸引了諸如《北京青年報》、《文匯報》、《華商報》等大批媒體的關注。近日,關於“蟻族”的研究已被正式列為國家級課題。

聚居村蟻族

之所以稱這羣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羣體為“蟻族”,原因就在於他們地個體雖然猶如螞蟻般“弱小”,但聚集起來的力量卻很大。作為此次研究課題的負責人,廉思告訴《北京科技報》,兩年間,調研團隊對北京市海淀區昌平區的東北旺、西北旺、二里莊小月河、沙河鎮、肖家河等鄉鎮的七個“聚居村”發放了563份調查問卷,對“蟻族”的工作、學習、婚戀、業餘生活、網絡行為等進行了基本分析。最後得出的調查結論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羣體的生活條件差,缺乏社會保障,思想情緒波動大,主要靠互聯網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