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諭六言

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傳令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此後，聖諭先後通過木鐸、鄉約、族譜、家訓、會社、書院、小説等多種途徑，在民間得到了廣泛傳播。在傳播過程中，眾多士大夫身體力行，不但為宣講聖諭時制定了莊重繁瑣的禮儀，而且還親自對聖諭內容進行演繹和宣傳，以至出現了眾多的聖諭演繹文本。本文旨在分析這些版本的特色，並試從這些版本的異同中揭示儒學的民間化過程。

聖諭六言不僅在明代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還對清朝有着深遠影響。在內容上，順治九年（1652），清世祖直接照搬朱元璋的“聖諭六言”，令五城各設公所，每月朔望舉行鄉約，宣講聖諭。直到康熙九年（1670），清聖祖才別出心裁，在聖諭六言的基礎上，將其演化為“聖諭十六條”。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又將“聖諭十六條”釋成萬言，遂成“聖諭廣訓”，頒令全國進行宣講，並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滅亡。

在宣講方式上，明代宣講聖諭借用宋朝民間的鄉約，並將這一形式全國化、官方化，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教育方式。清代則照搬了這種模式，以至對整個清王朝的統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