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德太子改革

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階，以整頓朝廷貴族官僚的身份制度，加強朝廷綱紀。第二年，制定“憲法”十七條，作為貴族必須遵守的政治規範。同時號召“篤敬三寶”（佛、法、僧），崇尚佛教，在全國修建許多寺院。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聖德太子積極攝取大陸文化。直接向中國派遣留學生。還在外交政策上實行了重要改革。607年，派遣小野妹子為遣隋使，謀求和隋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此次改革主要限於道德觀念方面，沒有涉及社會根本問題，收效不大。但是它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奠定了中日平等友好邦交，尤其是派遣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為日本日後的文明與進步以及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礎。

公元587年(用明天皇2年)，用明天皇(公元585年—公元587年在位)死後，以皇位繼承問題為契機，蘇我稻目之子蘇我馬子和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進行殊死搏鬥。同年7月，馬子討滅守屋取得勝利，物部氏從此滅亡。打敗物部氏之後馬子操縱皇室，立泊瀨部皇子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滿馬子在朝廷專權，結果公元592年被馬子暗殺。同年推古天皇(公元592年—公元628年在位)即位，翌年即593年(推古天皇元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遺子廄户皇子為皇太子，並任命為攝政。後來世人稱廄户皇子為聖德太子(公元574年—公元622年) ^[1]  。

12階冠位制定於推古天皇12年(公元604年)。第二年開始實施。冠位“員無定數”，又無職權，所以它不是官職，而是授與貴族的榮爵。冠位只按才幹和功績授與個人，不能世襲。因此冠位制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門閥勢力和選拔人才的作用，並推進了貴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為首的官僚體制的形成。在推古朝時期官僚體制已經萌芽，朝廷出現了大夫協商制，地方存在國縣制 ^[1]  。

17條憲法制定於604年(推古天皇12年)。《憲法》採取一種道德訓誡的形式，對違者也沒有制裁的條款，所以最多不過是行為規範。《憲法》的內容多出自中國儒、法、道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綱“五常”可説是《憲法》的核心思想。《憲法》提出“承沼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國靡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其目的在於提高皇權，壓制氏姓貴族的勢力，建立中國式的君主專制王朝。《憲法》要求貴族上下和睦，剋制私慾，息爭守禮。同時提出給百姓以必要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如“國司、國造勿斂百姓”；“農桑之節，不可使民”，企圖以此增加生產，消洱人民的反抗 ^[1]  。

聖德太子時提倡佛教佛教的眾生平等，因果報應，生死輪迴、涅盤等教義，要求民眾安於現狀，追求來世。推古王朝通過振興佛教以達到樹立全國共同崇拜的宗教，來削弱氏姓貴族的勢力，提高皇權。

594年朝廷曾下詔“興隆三寶”，憲法17條中也規定了“篤敬三寶”。聖德太子帶頭建立斑鳩寺（法隆寺的前身），親自在宮中講解佛經，又撰寫《三經義疏》。國內出現了競造佛寺的局面。

624年，全國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數達到1300餘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1]  。

聖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內容是恢復了中日邦交。

中國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楊堅建立隋朝。589年隋滅南朝陳，實現全中國的統一。隋朝對亞的外交是結交百濟、新羅，征伐高句麗。隋煬帝繼位後，從612年起，陸續發動3次對高句麗的戰爭。

7世紀初，以聖德太子為首的推古王朝決定派遣隋使，恢復與中國斷絕一個多世紀的國交，並積極吸取別國文化，充實國力。

積極攝取中國的先進思想和文化。聖德太子為了向中國學習，遣使通好隋朝，恢復中斷一個多世紀的中日國交。推古天皇15年(公元607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公元608年小野歸國時，隋朝遣裴世清出使日本。當年9月，裴世清回國時，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還派去了8名留學生，其中4名留學生是便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4名學問僧是新漢人曼、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慧隱、新漢人廣齊。這些留學生後來回國後，在大化改新中發揮巨大作用。公元614年再次派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隋。這一時期日本改變過去向中國朝廷請封、朝貢的態度，採取對等的立場。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時遞交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第二次使隋時帶來的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強烈願望 ^[1]  。

據《隋書倭國傳》記載，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據《日本書紀》記載，607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這一時期日本改變過去向中國朝廷或居高臨下或請封、朝貢的態度，採取對等的立場。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時遞交的國書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封國書雖引起隋煬帝的不悦，但608年小野歸國時，隋朝還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

當年9月，裴世清回國時，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這次帶來的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對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強烈願望。隨使團赴中國的還有8名交流生，其中4名交流生是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4 名學問僧是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慧隱、新漢人廣齊。這些交流生中有些人在中國長期滯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後才回國，他們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國家的建設中發揮了作用。

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國。

聖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學界歷來有各種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認為，倭對隋的交往目的在於交流佛法和輸入大陸文化，甚至認為“遣隋（唐）使幾乎未見在國際政治上的活動”。 也有的主張遣使入隋是為了“興隆國內佛教”，607年以後的遣使“不單是為交流佛法，而是為了更加有輸入大陸文化”。

有中國學者提出了新的見解，指出：倭國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體反映，與制定冠位、頒佈憲法等一系列內政改革具有內在關聯。佛教作為“萬國之極宗”，不僅是文明開化的標誌，同時還是臣民“篤敬”的統治階級的精神武器。對推古朝來説，儘快更多掌握佛教，能使國內臣民俯首聽命，可謂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還是在於“交流書籍”，中日之間為大海阻隔，舟楫往來頗為不便，故通過書籍吸納中國文化是有效的方法之一，這一模式也為其後的遣唐使所繼承。

推古天皇28年(公元620年)太子開始撰寫《天皇記》、《國記》及《臣、連、伴造、國造180部並公民等本記》等歷史書，以提高皇室的尊嚴，加強國家觀念。這些書在大化改新時大部分被蘇我蝦夷燒燬 ^[1]  。

聖德太子的改革，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氏姓貴族的勢力，提高皇室的地位，為後來建立中央集權制奠定了思想基礎。聖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準備和先聲。但聖德太子的改革是極不徹底的。冠位制是在沒有廢除氏姓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且只在畿內及其周邊地區的中下級貴族中實行。憲法17條作為訓誡，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沒有更大的約束力。更主要的是沒有觸動當時社會癥結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貴族勢力，提高皇權是極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決國內的階級矛盾，挽救社會危機。

推古朝為恢復在任那的勢力，於推古8年(600)派兵1萬征伐新羅。遠征暫時取勝，但沒有實現其目的。602年，發兵25000人，準備再徵新羅，但中途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