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飈

1909年8月26日，耿飈同志生於湖南省醴陵縣北鄉嚴家衝一户貧苦農民家庭，7歲時隨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寧縣水口山。他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從小受盡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在水口山黨組織的教育和引導下，他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立志救國救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他積極參加工人的罷工鬥爭，並於1925年5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湖南革命形勢進入高潮。耿飈同志按照黨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從敵人的兵工廠秘密運出一批槍支，武裝水口山工人赤衞隊，開展革命武裝鬥爭。不久受黨派遣回醴陵，組建並率領農民赤衞隊參加醴陵暴動和十萬農軍攻長沙。在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後，他幾經輾轉，於1928年4月回到瀏陽，找到黨的組織，並擔任瀏（陽）、醴（陵）游擊隊隊長，積極開展遊擊鬥爭，配合主力紅軍作戰。1928年8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9月，耿飈同志奉黨的指示，率領游擊隊參加紅軍，歷任紅1軍團第3軍9師參謀、師幹部教導隊隊長、作戰教育科科長。1933年春，任紅1軍團第2師4團團長。先後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漳州戰役等重大作戰。他機智果敢，英勇善戰，率領部隊打了許多硬仗、惡仗。紅軍長征中，他率部擔任第2師前衞，攻克古陂，激戰九峯山，夜渡瀟水河，奔襲道州城，血戰湘江邊，沿途斬關奪隘，屢破強敵，有力地掩護了中央縱隊和主力紅軍突破敵四道封鎖線。紅軍進入貴州境內後，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強渡烏江，首奪天險婁山關，為中央縱隊和大部隊開闢前進通道。毛澤東同志曾就此事寫信表揚耿飈同志。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耿飈同志任紅1軍團第1師參謀長，率部參加四渡赤水、再克遵義、南渡烏江，從雲南境內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戰役戰鬥，為中央紅軍擺脱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贏得戰略轉移的主動權作出了貢獻。繼又率部通過彝族地區，搶渡大渡河，配合兄弟部隊奪佔瀘定橋，使中央紅軍再次擺脱險境。紅軍長征抵達陝北後，他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在攻打甘泉時頸部負重傷，仍堅持指揮戰鬥。他於1936年6月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同年12月任紅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他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努力消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為加強紅軍內部團結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耿飈同志任八路軍第129師385旅參謀長、副旅長兼副政治委員，率部駐守隴東，保衞陝甘寧邊區。他於1941年7月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9月任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部長。1945年8月，他指揮部隊向盤踞在張家口的日偽軍發起進攻，一舉收復被日軍佔領多年的這座塞外重鎮。抗戰勝利後，他於1946年1月至8月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兼交通處處長，在葉劍英同志領導下，同國民黨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陰謀進行了堅決鬥爭。

解放戰爭時期，耿飈同志回到晉察冀軍區，任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他先後參與組織了正太戰役、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在戰略進攻階段，他參與指揮了著名的清風店戰役、石家莊戰役。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第2兵團（後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平津戰役、太原戰役、寧夏戰役，為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0年初，黨中央決定調耿飈同志到外交部工作，開始了他長達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駐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他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中央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樹立了我國老一輩外交家的崇高風範。他具有很高的理論和政策水平，十分重視形勢調研，力求掌握實際情況，並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適時提出政策建議，為中央外交決策提供可靠依據。他作為我國派駐西方國家的第一位大使，積極開展對外交往，促進我國同駐在國的友好關係，努力宣傳我國的內外政策和建設成就，擴大新中國的影響。他與瑞典、丹麥、芬蘭三國的經貿部門及經貿界人士積極交往，創造了我國同西方國家開展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契機。在任駐巴基斯坦、緬甸大使期間，耿飈同志積極推動中巴、中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以及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中巴、中緬睦鄰友好關係的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經專門向耿飈同志頒發勳章，以表彰他對增進中巴友誼的功績。緬甸政府領導人也多次讚揚耿飈同志為發展中緬友好合作關係所作的貢獻。

耿飈同志在外交鬥爭中，

善於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針對不斷髮展變化的形勢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和創造性見解，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鬥爭藝術，積累了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他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協助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處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參與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他向中央提出了關於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見。毛主席看了報告後説：“耿飈敢説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他以身作則，忘我工作，勤於鑽研，善於思考，深得外交部幹部、職工的好評。在使館工作期間，他把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豐富經驗與使館工作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不斷得到提高。他關心下屬，重視培養年輕幹部，經常告誡他們要學外交、學技術，全面鍛鍊自己。

“文化大革命”中，耿飈同志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面對林彪、“四人幫”對中央外交路線的嚴重干擾和破壞，他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堅定不移地執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殘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堅貞不屈，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無私無畏的氣概。

1971年1月起，耿飈同志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頂住壓力，堅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把一大批幹部解放出來，從“五七幹校”調回部裏恢復工作，並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堅決糾正“四人幫”在對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錯誤做法，積極恢復和擴大我黨對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復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和其他一些共產黨的關係，並同各國社會黨、民族民主政黨建立聯繫和交往的建議。他十分重視對國際問題的研究，強調將研究工作與黨的對外工作相結合，並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黨際關係的一些重要原則。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耿飈同志當晚奉黨中央之命，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掌握了被“四人幫”長期控制的廣播電台、電視台。他在擔任中央宣傳口負責人期間，為消除“四人幫”在宣傳輿論戰線的破壞和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呼籲儘快讓鄧小平、陳雲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來工作。

1980年耿飈與劉華清將軍訪美(13張)

1978年3月，耿飈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處理外交事務，並分管民航總局、旅遊總局和軍工部門的工作。1979年1月，他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他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7月，他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於精簡整編的方案》。

1983年6月，耿飈同志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併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全國人大工作期間，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積極開展工作。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起草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加入各國議會聯盟的報告，並率領全國人大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各國議會聯盟”第七十一屆大會。在他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根據我國的對外方針、政策，利用多種渠道，採取靈活多樣的形式，積極開展同各國議會的交往和聯繫，堅持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對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的原則立場，促進了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

耿飈同志離開領導崗位後，仍然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多次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提出有關經濟建設、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建議。他十分關心人民疾苦，多次為貧困地區和災區羣眾捐款捐物。他熱心老齡事業和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衷心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耿飈同志是中共第九屆、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他是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2-3] 

2000年6月23日1時6分，耿飈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1] 

2000年6月29日上午，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裏莊嚴肅穆，哀樂低迴。“沉痛悼念耿飈同志”的黑底白字橫幅懸掛在正廳的上方，橫幅下方是耿飈同志的半身遺像。剛剛走完91年人生旅程的耿飈同志，安卧在鮮花翠柏叢中，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覆蓋着他的身軀。耿飈同志的夫人趙蘭香率子女敬獻的花圈擺放在遺體前。8時30分，胡錦濤、李嵐清、田紀雲、李鐵映、遲浩田、張萬年、曾慶紅、喬石、劉華清、鄒家華、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蔣正華、司馬義·艾買提、王忠禹、王兆國、阿沛·阿旺晉美、任建新、李貴鮮、陳俊生、錢正英、朱光亞、羅豪才和李德生、張勁夫、黃華、廖漢生、谷牧、馬文瑞、王恩茂、楊白冰、王漢斌、張震、陳慕華、洪學智、鄧力羣、張廷發，中央軍委委員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以及曾與耿飈同志一起戰鬥或工作過的老戰友緩步來到耿飈同志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這位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老同志三鞠躬，並最後送別。隨後，與其家屬握手，表示深切慰問。中央黨政機關有關部門、解放軍四總部、駐京各大單位和武警部隊領導同志以及耿飈同志的親屬、生前友好、家鄉代表也前往送別。耿飈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丁關根、李長春、吳邦國、吳官正、羅幹、姜春雲、賈慶林、錢其琛、黃菊、温家寶、吳儀、萬里、宋平、榮毅仁、薄一波、宋任窮、帕巴拉·格列朗傑、王光英、程思遠、吳階平、彭佩雲、何魯麗、周光召、曹志、丁石孫、成思危、許嘉璐、肖揚、韓杼濱、葉選平、楊汝岱、巴金、錢偉長、盧嘉錫、宋健、張思卿、丁光訓、孫孚凌、霍英東、馬萬祺、萬國權、胡啓立、陳錦華、趙南起、毛致用、白立忱、經叔平、張克輝、周鐵農、王文元和肖克、張愛萍、段君毅、習仲勳、彭衝、王芳、楊成武、呂正操、鄭天翔、劉復之、倪志福、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李錫銘、王丙乾、吳學謙、賽福鼎·艾則孜、楊靜仁、錢學森、胡繩、蘇步青、董寅初、韓光，中央軍委委員王瑞林、曹剛川等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以各種形式對耿飈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親切慰問。 ^[1] 

耿飈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堅強的黨性原則，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他十分珍視在紅軍時期的一張黨證，雖然經歷了無數次槍林彈雨的洗禮，這張黨證仍完好地保存至今。他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堅韌不拔，能夠在各種艱難複雜的環境中開拓新的局面。他光明磊落，坦誠正直，剛直不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待人寬厚，作風民主，善納羣言，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能夠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他勤於學習，注重調查研究，工作嚴謹細緻，一絲不苟，反對弄虛作假和敷衍塞責的不良風氣。他密切聯繫羣眾，注意體察民情，想方設法為羣眾解決實際困難。他嚴於律己，大公無私，從不計較個人的名利地位，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十分嚴格，始終保持了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耿飈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光輝的一生。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損失。他的光輝業績將永載史冊！他的崇高品質和革命精神，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中！耿飈同志永垂不朽！（新華社評） ^[2] 

“敢説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毛澤東評） ^[4] 

2019年8月26日，是國務院原副總理耿飈同志誕辰110週年紀念日。當天，紀念耿飈同志誕辰110週年座談會在耿飈的家鄉湖南省醴陵市舉行，耿飈長女、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會長耿瑩等家屬參加。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