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伯釗

耿伯釗(1883-1957)，名覲文。安陸城關人。1898年取秀才，入武昌經心書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鄉試副榜。是時，興中會會員吳祿貞在武昌組織“德安府各屬同鄉會”，耿為文書。繼在花園山李步青寓所設立秘密機關鼓吹革命，耿與李步青等負責主持。曾與李書城隨吳祿貞應黃興邀赴湖南長沙籌組華興會。1904年自費留學日本，入士官學校第六期騎科。

1905年夏，孫中山將由歐洲至日本，耿與李書城等湊齊旅費匯孫，並前往橫濱港迎接。帶頭在士官生中湊錢為孫在東京租寓所，親書“中山坊”三字懸於門前。旋加入同盟會。並在士官生中組織“丈夫團”，任主席。

1908年畢業回國，任南京講武堂監督，與趙聲、柏文蔚等密謀革命。次年，隨直隸總督端方至天津，任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幫辦、《北洋軍事雜誌》總纂、陸軍部軍事編輯員。曾編《騎兵操典》一部，得授騎兵科舉人。

1911年永平秋操時，任西軍指揮舒興阿的副官長，聞武昌起義，返京謀劃策應。吳祿貞被刺後，乃同何成溶赴上海。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任總統府軍事秘書長兼大總統顧問。南北議和告成，任南京留守府參謀長兼第一處處長。8月隨孫中山至北京與袁世凱商議國事。10月，奉命回鄂，參加國慶週年紀念會。

1913年參與滬軍討袁，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兼兵站總督。失利後亡命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習政法，並加入中華革命黨。至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時歸國，任總統府顧問，授陸軍中將、將軍府將軍。

1926年北伐軍攻佔武漢，耿回湖北，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高等顧問、武漢國民政府參軍、湖北省電政監督兼漢口電報局局長、漢口市政府常委、漢口市特別第一區(舊德租界)管理局局長。經鄧演達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1928年秋辭職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參議，國民政府參軍處中將參軍。

1932年6月，蔣介石對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自兼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耿隨蔣到湖北，任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政務處主任，旋改任南昌行營參議、湖北省保安經費管理委員會主任。後仍回中將參軍原任。

抗日戰爭爆發，耿隨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抗戰勝利後，任武漢行轅中將參議。

1947年夏，當選“國大代表”，並擔任湖北省“戡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48年4月，出任湖北省銀行董事。武漢解放前夕，與張難先、李書城等在中共地下黨推動下，先後發起組織“湖北省人民和平促進會”、“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維護地方治安，保障武漢市人民生命財產安。

新中國成立後，為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並歷任“民革”湖北省委副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副主任。1957年受“反右”衝擊，含冤去世。1984年7月27日恢復政治名譽。 ^[2] 

一九四八年四月，張篤倫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耿伯釗被任為湖北省政府委員、湖北省銀行董事。此時，人民解放軍已挺進武漢外圍，中共中央南方局積極開展地下鬥爭，武漢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在中共地下黨的大力推動下，耿伯釗同張難先、李書城等湖北耆宿，發起湖北“和平運動”，促使國民黨同共產黨談判。坐鎮武漢擔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的白崇禧，也想利用此一運動逼蔣介石下野，好讓李宗仁取而代之。十二月八日，耿伯釗、李書城等在參加張篤倫長子婚禮時，李傳達了地下黨要張篤倫敦促白崇禧與共產黨談判的意圖，並要省參議會副議長艾毓英出面倡組湖北省“和平運動”委員會。婚宴畢，耿伯釗和艾毓英一起到漢口面白崇禧，轉達全省人民的和平願望。在湖北省參議會發出“和平”通電後，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也致電蔣介石籲請罷戰言和，進一步對蔣施加壓力。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湖北省“和平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公推耿伯釗、李書城、艾毓英等為常務幹事。二月二十日，李書城赴河南晤見劉伯承、陳毅兩將軍後回到武漢，宣講解放區見聞和黨的方針政策。四月，張難先、李書城、耿伯釗等五十餘人在漢口天津路聚商成立武漢市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主持武漢市面臨解放時刻市民生活供給、治安等項工作，同時聯名寫信白崇禧，根據百萬雄師過大江可能出現的情況，要白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秩序，確保武漢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威懾下，白崇禧率部倉惶南逃。五月十六日，武漢終於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對此，耿伯釗等民主人七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