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中人

譚晉玄，邑諸生也（1）。篤信導引之術（2），寒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3），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4）。”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5），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睨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獰惡如夜叉狀（6），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皇，繞屋而轉，如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7），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

據《聊齋志異》手稿本 ^[1] 

（1）諸生：本指在學儒生，見《漢書·何武傳》。唐代國學及州、縣學規定學生員額，因稱生員。明清時代，凡經考試取入府、州、縣學的生員，通稱諸生。

（2）導引之術：我國古代強身除病的一種養生方法。導引，“導氣使和，引體使柔”的意思，指屈伸俯仰，呼吸吐納，使血脈流通。《莊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後為道教用以作修煉的迷信法術之一。道教有《太清導引養生經》。

（3）趺（fū夫）坐：即“結跏趺坐”，略稱“跏趺”。佛教徒坐禪的一種姿勢，即將雙足背交叉於左右股上；右手安左手掌中，二大拇指面相合，然後端身正坐，俗稱盤腿打坐。見善導《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大智度論》：“諸坐法中，結跏趺坐最安穩，不疲極，此是坐禪人坐法。”

（4）可以見（xiàn現）矣：可以現形了。見，通“現”。

（5）丹：煉丹是道教法術之一。源於古代方術。原指在鼎爐中燒煉礦石藥物，以制“長生不死”的丹藥，即“金丹”。後道士將這一方術加以擴展，稱“金丹”為“外丹”，稱精神修煉的成果為“內丹”。人體比擬鼎爐，“精”、“氣”比擬藥物，以“神”去燒之，使精、氣、神凝成“聖胎”，即為“內丹”。這裏指內丹，後《王蘭》一文中的“金丹”，指外丹。

（6）夜叉：梵語音譯。意譯“能啖鬼”、“捷疾鬼”等。佛經中一種形象兇惡的鬼，列為天龍八部神眾之一，我國詩文小説中，則常指醜惡之鬼，或喻兇暴醜惡之人。

（7）顛疾：瘋癲病。顛，通“癲”。 ^[1] 

譚晉玄，是本縣的一名秀才。他很相信一種氣功之術，每日練習，冬夏不停。練了好幾個月，自己覺得好像有些收穫。有一天，他正盤腿而坐，聽到耳中有很小的説話聲，就像蒼蠅叫一般，説：“可以見嗎？”他一睜眼，就再也聽不見了。他又重新閉上眼、息住氣聽，又聽到方才的聲音。他想：這可能是功已練成，心裏暗暗高興。

從此，他每日坐下就聽，心裏想，等耳中再説話時，應當答應一聲並睜眼看看是什麼東西。有一天，果然又聽到那“可以見嗎？”的小小説話聲，他就小聲答應：“可以見了。”很快覺得耳朵中有窸窸窣窣的聲音，像有東西爬出來。他慢慢地睜開眼偷看，果然看到一個小人，高三寸多，面貌猙獰，醜惡得像夜叉一樣，在地上轉着走。他心裏暗自驚異，心想不管怎麼樣，先看他有什麼變化再説。正看着，忽聽鄰居有人來借東西叫門呼喚。小人聽到後，樣子很恐慌，圍着屋內亂轉，好像老鼠找不到窩一樣。譚秀才也覺得神志不清，像掉了魂，不知道小人到哪裏去了。隨後他便得了瘋癲病，哭叫不停。家人為他請醫吃藥，治了半年，才漸漸好了。 ^[2] 

譚晉玄，堅持養生之道，本來是件有利於身體健康的好事，可卻被耳朵裏的一個所謂的小人給嚇瘋了。果真是這麼回事嗎？其中卻另有隱情。

首先要説明的是，耳中人是個虛幻的、抽象的，或説是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譚晉玄並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到修煉之中去，儘管他閉目做出一副極其專注的樣子，卻常常聽到外來的干擾聲。他的收效不“微”才怪吶。即使“寒暑不輟，行之數月，”也是“若有所成。”正所謂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

譚晉玄之所以被嚇瘋，主要是因為他精力分散，心不在焉，才產生了幻覺，即“耳中人“。其實，這個“耳中人”就是他自己。這就是人們常説“走火入魔”，如果你不“走火”，又豈能入魔呢？這個“走火”，就是走神兒了。

再者，欲速則不達。當那種幻覺出現以後，他還僥倖地以為“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譚晉玄的功夫不到，還自欺欺人地把荒誕當神奇，早晚也會瘋的。

看來，一個人最大的敵人還是他自己呀。只有潛心做事的人，方能水到渠成。世上哪有什麼“耳中人”，像譚晉玄那樣，完全是被另一個不集中精力修煉的“他自己”嚇瘋的。這或許才是他瘋的真正原因所在吧。 ^[3] 

蒲松齡（1640～1715年），清代傑出的文學家，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山東淄博市）人。蒲松齡一生熱衷功名，醉心科舉，但他除了十九歲時應童子試曾連續考中縣、府、道三個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外，以後屢受挫折，一直鬱郁不得志。他一面教書，一面應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歲時才援例出貢，補了個歲貢生，四年後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齡對當時政治的黑暗和科舉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生活的貧困使他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瞭解和體會。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寫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齋志異》外，還有《聊齋文集》和《詩集》等。 ^[4]